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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请她吃一顿便饭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由于我倾向于迎合的态度，使施玮比五年前放松了很多。我看着她涂成荧光色的指甲，她的戒指和唇膏，觉得她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当施玮起身去取包里的约稿信，我能感到那被高腰裤紧紧裹住的丰满的腰肢，它在做扭曲的机械运动，看上去不禁令人怦然心跳。我对施玮说：“你比以前胖了。”
记得以前施玮一直为她的体重而惴惴不安，她担心自己太瘦了。在一次来信中她告诉我自己的近期目标：“突破四十五公斤。”现在我说她胖了，显然有恭维的意思。可施玮早已转变了立场，她像所有时髦的少妇一样，以苗条为美，十分担心发胖。因此她说：“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没怎么胖呀。”当然，我们的交谈没有涉及她的腰。她的腰显然是男人培育的结果，多年以前是绝对没有的。
后来施玮提醒我读那封“致名家高手”的约稿信，说服我给他们写稿子。大约是我们的谈话有点暧昧，她有责任使它回到正事儿上面来。施玮提出要做我的录音采访，我答应了。她甚至拿出了采访机，装上了电池，可没过多久我们就把录音的事置于脑后了。我们又开始谈论彼此的生活，轮流提问和作出回答，在某个敏感而不便深入的地方我们不约而同地顿住，经过短暂的沉默再次回到文学和稿件的问题上来。两种话题反复交替，似乎在编织一个令人陶醉的罗网。
我们下楼去吃饭。楼道里面很黑，我伸手过去托住施玮的腋下，把她带到院子里。过街的时候她和我靠得很近，一只手本能地拉着我的衣服。现在我们相对而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准备用餐。施玮说她不喝酒。我给自己要了一杯虎牌啤酒，喝得面红耳赤的，话也变多了。我的情绪多少感染了对方，后来施玮也来了一点啤酒。她终于忍不住问我说：“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对我呢？”我说：“我也不希望得到你的原谅。不过，我的确做得不够好。”我解释道：“我处在那种情绪中，刚刚和一个女孩分了手，但心里仍然没有忘记她。”我说：“张国庆也有责任，他不该叫你来的。”施玮就问我张国庆的近况，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她告诉我那天他送她去火车站，一路上大声地唱歌给她听，弄的路人侧目而视。“你为什么那么凶？皱着眉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施玮耿耿于怀地说。她告诉我昨天在招待所里给我打电话，时间不过四五分钟，她竟然出了一身汗。真没想到我还会同意见她，和她一起吃饭。“华强你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她问我。
《明亮的疤痕》 第二部分双拐记（4）
饭后我们回到楼上。楼道里依然很黑，我伸手抓住施玮的胳膊，扶她上楼。两层以上的地方有一盏灯亮着，这时我仍搀着施玮，她突然用力甩开我，就好像我有什么用心似的。进了房间，她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照片问：“她是你的女朋友？”我说：“是。”其实，早在我们下楼吃饭以前她就已经看见了，直到现在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你们和好了？”她问。我说：“不。这是后来的。”施玮说：“她真像我妹妹。”
显然，她希望我问她一些什么，但我没有。我知道我的女朋友是不会像她的妹妹的，施玮那么认为不过是一个错觉。据我所知施玮是没有妹妹的。她有一个弟弟，五年前我们通信的时候对她的家庭成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她说我的女友像她妹妹是否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没有问。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问题涉及我目前的女友。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还是做录音吧。”我告诉施玮，明天以后也许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在写一个中篇，正到紧要关头，不想随便停下来。施玮说：“那好吧。”于是做了我的录音访谈。结束时十点不到，我注意到她看了一下手表。我问施玮住在哪里，招待所是否要关大门。她说要关的。我适时提醒说该回去了，她点头答应。
当我起身的时候施玮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我发现她的脸突然变成红黑色，看着我的眼神也不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明白所有这些身体的信号，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我想到在楼梯上她甩开了我的搀扶。正因为是她所以来不得半点勉强。
我风度翩翩地招呼她出门，再次感到自己的行为值得骄傲。在那截黑暗的楼梯上我甚至没再试图搀着她，任凭她低头摸索。后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她住宿的招待所驶去。也许施玮为我竟然送她而感到奇怪，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彻底结束了，我指的是那种对她的不良欲望。从此我做得尽可以像一个君子了。
施玮就坐在我的身边，影像模糊，但很实在，我们呼吸相闻。我能感到某种温暖略带伤感的气息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散发出来。她的确起了变化，这使我很想抱抱她，而在我们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她的身体始终僵硬带着冷淡的敌意。她终于在一切结束的时候软化了。
《明亮的疤痕》 第二部分双拐记（5）
我听见施玮要求道：“明天你陪我去中山陵好吗？”我说：“我得写那个中篇，可能抽不出时间来。”这么说，我是不想有任何事情留待明天去解决。
施玮说：“要是大门关上就糟了。”我说：“要是大门关上了又叫不开的话，我们就回去，你住我那儿。”施玮：“那怎么行。”我说：“有什么不行的？你住我那儿，我到父母家去住。”施玮说：“要是有扑克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个通宵。”说着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时候你怎么会那么狠呢？”
我说“我也不要求你原谅我，但我做得的确很糟糕……”突然，她抓住了我的手，轻声说道：“我原谅你了。”
她的手干爽、温热，而我的手又冷又湿。两只完全陌生的手就这么在黑暗中拉了十几秒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然后施玮主动撤了出来。这时出租车正经过山西路夜市，车厢里被照得很亮堂，她举起那只刚才握着我的手让我看，在手腕处有一条很细的明亮的疤痕。她说：“我割过腕，干过一次。”我问：“什么时候？”她说：“很久以前，我不想活了。那天我去海边拍了一张照片，心想，就作为我的遗照吧。”
施玮说：“这事除了我的父母谁也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除了我妹妹。”
她告诉我她的妹妹是她原来单位里的同事，也有过一次同样的经历，也割过腕，为了一个有妇之夫。她们很谈得来。一次她把她的手腕给施玮看，后者亮出了自己的手腕，那上面也有一道，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比较模糊，几乎看不出来了。两只自残过的手紧握在一起，从此她们就以姐妹相称了。“我妹妹的那道红红的很明显，时间还不长。”施玮对我说。
下车后我送她回招待所，大门还没关上。我随施玮走进房间，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她再次把那只手递给我。我接过来端详着，没有了在车厢里的那种冲动，我只是觉得有些异样。也许我应该做出某种表示，在伤痕上轻轻抚摸，或者，低下头去吻一下。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说：“太不值得了。”同时将手递还施玮。对方重复着我的话，说：“是很不值得啊。”
床头柜上有一本散文集《挚爱》，是施玮带在旅途中看的。我们开始议论其中的一位女诗人。女诗人多年以前就死了，是自杀，我知道一些内幕，告诉施玮说她是切脉流血不止而死的。施玮说：“原来她也是割腕的呀！”我说：“不。她割的是这儿。”──同时在大腿内侧比划了一下──“这儿止不住血。她带着一张刀片钻进被窝，就那么一下全拉开了。”施玮叹息道：“她是真的不想活了。”我说：“是啊，这样割就没救了。”
我是否在暗示施玮其实并不想死？当然，我肯定不是在教唆她再干一次，就像女诗人那样地彻底和漂亮。施玮本人倒是很愿意迎合我的一些想法，她说：“说起来也很奇怪，我都不想活了，临干的时候竟然还划了一根火柴给水果刀消毒。”
我划着一根火柴，给自己点上烟，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对施玮说：“也许世界就是这样的，能量守恒，你在一个地方吃了亏在另一个地方也许就得到了弥补。别人伤害了你，同样你也伤害过别人，当然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收支大体上总是平衡的。”
施玮问我：“别人伤害过你吗？”我说：“那当然，我也割过腕，这你相信吗？”施玮问：“为谁？”我说：“当然不是为了你，否则就不存在整体的收支平衡了。”我为自己的平衡理论所陶醉，变得饶舌起来：“我为我的前妻，为她自杀过，这你没有想到吧？”
施玮要求看看我的手腕，我递给她。当然那上面什么都没有。我解释道：“我干得比你还早，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施玮不无耐心地捧着我的左手，迎着灯光，变换了各种角度。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居然让她看出了一道伤痕。“很淡很淡，”她说，“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她显得有些兴奋，继而总结道：“我们都曾割过腕！”
《明亮的疤痕》 第三部分明亮的疤痕（1）
1985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舌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在一家旅馆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见面。我最先认识朱浩，然后是东海。然后是朱浩和东海的见面。然后是我与老方。朱浩与老方历史性地见面以后，只剩下东海与老方没有相见了。当年我和朱浩在济南见面时，其中的一个说了句：“我终于找到了党。”可见，这还是一个夸大其词的年代。
朱浩带着我抄给他的地址去找老方。他新婚不久，第一次离开妻子，有如鸟儿飞出了牢笼。他和老方一起喝酒、去大学讲座，在后者经营多年的地盘上享受着诗歌的馈赠。崇拜者、鲜花和姑娘……年纪比我们稍长的老方把朱浩描绘成“一匹幸福的种马”。那么那个“每人一辆摩托车，前面挂着‘大诗人某某’的牌子周游全国”的主意又是谁出的呢？不是朱浩就是老方，不是朱浩给我的信里这么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出现在老方给我的信中的。
那段时间里他们给我的信是过去三年的总和。他们不仅自己大言不惭，还力图震撼千里之外我平静的生活。我结婚比朱浩还早，下决心把热情限制在文学范围之内。平时我喜欢把朋友们的故事在圈子里发表一下，以博得大家一笑。朱浩去南宁出差后我讲的大都是朱浩的故事。当时东海受到诱惑，也想去南宁看看。我含糊地批评了朱浩的行为，我说：“要是他想和什么姑娘接吻也不应该在大街上呀？他可以让老方给找一个地方，两人睡上一觉都可以。何苦要刺激保守的南宁市民呢？”我在想：那王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使朱浩以和她接吻为乐，而不是睡觉。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也是一个结了婚的人，让我和老婆以外的女人睡觉我还能接受。可是不睡觉光接吻，这样情意绵绵、青春孟浪是什么意思？
朱浩曾对我说过：“这个世界上只有禽兽才会离婚。”现在他这样做不是要导致离婚么？于是我写信给老方，想从侧面了解一下王玉的情况。老方的回信中根本没有提及王玉的名字，只是说朱浩在南宁“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和诗人们交往有时就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都很欣赏自己的说法，至于都说了些什么，那只有天知道了。
什么是“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
什么是“找到了党”？
什么是“只有禽兽才会离婚”以及“幸福的种马”？
什么是“干了些十八岁的事情”？
“黑裙女”
他们让我带一份电报上楼。我低头瞟了一眼，是朱浩从济南拍给东海的，让他去火车站接“黑裙女”（电文如此）。收发室门前议论纷纷，显然就是因为这件事。看来东海的同事们已经传阅了这份电报。他们问我：“黑裙女是谁啊？”他们知道我是东海的朋友，不然也不会把电报交我带上楼了。我一定知道一点内幕，他们认为。的确，我知道一点。这件事甚至还与我非常有关呢。但我对他们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中的一个就说：“如果是蔡英东海敢不敢收留？”
蔡英是这个夏天里公开通缉的政府要犯，是个女的，也很年轻。如果她着一身黑裙也一定不会让人感到意外。如果她要人接站的话，电文上总不至于写明蔡英吧？当然，自称黑裙女也不见得更好。可不，已经引起了群众自发的注意。“去问问东海，要是蔡英他敢不敢去接？”“要是敢接，那才叫有种哪！”
见到东海我把电报交给他，并说：“王玉明天下午到。”东海问我：“你怎么知道黑裙女就是王玉？”我说：“朱浩给我打过电话，他可能和王玉一起来。”东海说：“王玉不是在南宁吗？”我说：“上周二去的济南。”“去找朱浩？”“是啊。”“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东海若有所失。“那他为什么把电报拍给我，而不是拍给你？”
我说：“大概你住得离车站比较近吧？要么朱浩考虑到你有单位，有家，不像我成天到处乱窜，他们怕电报送不到。”话虽如此，其实我心里也在嘀咕：以前朱浩来许城都是我去车站接他的呀，吃住也都在我那里。
我把在楼下听到的议论说给东海听，东海当了真：“要是蔡英我肯定接待，至少她还是一个女人么！”说完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像一只鸭子。
第二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再次来到东海家。东海已经出门接站去了。他们家的老保姆在，请我在客厅里坐下，泡了茶。东海的妻子在卧室里，已经病入膏肓了。她是癌症，手术后又转移了。这件事儿已经拖了两三年，今年入夏以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杨真。据东海说：杨真的脸肿得有常人两个那么大，身上已经开始溃烂了。东海每天给她换两次药，三顿饭也都由他送进去。甚至连老保姆也已经有个把月没有看见她了。此刻，杨真隔着一道布门帘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声音很正常，一点都不像有病的样子。
她问我来的那个黑裙女是谁？看来在为东海担心。关于蔡英的风言风语已经传到她的耳朵里去了。我向杨真保证：黑裙女决不是蔡英，也不是任何动乱分子。她不过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叫王玉。而王玉是朱浩的朋友。
“是女朋友吗？”杨真问，这让我很难回答。她又问是不是朱浩和王玉一块儿来？我告诉她：“电报是朱浩拍的，让接王玉。到底一个人来两个人来很难说。”杨真又问：“你怎么没和东海一起去接人呀？”我说：“本来我是想着和东海一起去的，没想到他走得那么早。一个人去接也差不多了。我在这儿等他们就行了。”
老保姆在厨房里忙晚饭。这时，室内的光线暗下去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杨真没有再说话。电风扇吹得卧室门帘一抖一抖的，我盯着上面花朵缤纷的图案一时出了神。一只大黄猫从门帘下钻出，跑到水池下面的塑料盆里去拉屎。布帘后传出杨真唤猫咪的声音。接着她问：“他们怎么还没有到啊？天都黑了。”
我说：“恐怕是火车误点了吧？”
《明亮的疤痕》 第三部分明亮的疤痕（2）
饭菜都上了桌，仍不见他们回来。老保姆随手赶着碗边的苍蝇。我说：“天都黑了，苍蝇也不歇着。”老保姆向我摆手示意。她凑近我的耳朵道：“不能说，不能说。”同时看了看那微微抖动的布帘。突然，传来杨真痛苦的呻吟声。老保姆说：“她该换药了。”
我十分不安地站起来，走到布帘旁。我说：“杨真你怎么样？我能帮你点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