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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五岁记事起，我就在外祖母家。那时爸爸刚去世，妈妈仍不甘心，带着小我两岁的妹妹投奔天津的表舅，给妹妹治病。因此，我便有了一段生活在外祖母家的童年。
妈妈不在我身边，外祖母代替妈妈照料我的起居，头发也由外祖母给我剪，但外祖父对外祖母的剪发技艺一向不满意。一次外祖母洗完了一大堆衣服，将它们晾晒后就拿起把剪刀给我剪发，外祖父从外面回来，说外祖母给我剪的刘海不像小女孩。他从外祖母手中夺过剪刀，就要给我重新修剪，而外祖母说什么也不肯让外祖父剪，两位老人便为我的头发开始争执。外祖母说好看，外祖父说不好看，不过外祖父最后还是没有争过外祖母。
由于身体不好，我常生病，每次生病外祖母都会给我煮两个白煮鸡蛋，她一边在灶膛前烧火，一边撩起衣襟擦眼泪。外祖父很早就去饭店门口等着给我买豆浆和油条吃。
晚上我睡在外祖母身边，她一边在灯下做着针线活，一边讲故事给我听，我最愿意听的还是她经历的往事。外祖母告诉我，有一年她到园圃干活儿扭伤了腿，后来扭伤的地方发炎了，不得不在桃山医院动手术。当时外祖母家还在圣浪林场居住，只有12岁的妈妈休学在家，每天抱着还在吃奶的二舅乘火车给病床上的外祖母送饭。提起这些，外祖母长叹一口气，她说她的腿医好算幸运的，当时很多大夫都说要给她截肢，多亏了妈妈休学在家照顾她，那段日子妈妈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
外祖母和妈妈都是女人和母亲，不同的是她们在两个社会和时代里出生和成长，而我总以为妈妈的刚强和朴实是从外祖母那里继承来的美德。
外祖母和外祖父的性格很平和，他们从来没有打骂过晚辈。在我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都是两位老人对我的疼爱。如今，外祖父已经辞世14年了，外祖母和大舅、舅妈生活在一起。舅舅和舅妈也已经成为公婆，他们都十分孝敬老人，有一口好吃的东西也要教育儿女端给祖母吃。然而丰衣足食的外祖母内心却并不快乐。晚辈们都希望外祖母在经历了大半生的困苦之后，能够享受到儿女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而老人却有她自己的心思。她常和我们说起外祖父在世时的一些往事。一次我和妹妹写外祖父的文章在黑龙江省广播电台《音乐与文学》节目里发表了，我们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外祖母听。外祖母含着眼泪听完录音，用袖口抹着眼角的泪花说：“多好的一家人呀，就这么散了！”
她不止一次地和我们说起过她心里的想法，其实她很想能在儿女跟前有一间自己的房子，那样她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弄一点玉米面窝头和面汤吃，馋时吃一顿水饺或是含一块糖，过自己简单的生活。只要儿孙们有空的时候能过来看看她，陪她说说话，她就知足了。也许外祖母表达的是每一位老人内心真实的渴望。我们总以为孝心就是把老人留在身边，让她吃好穿好，而忽略了老人内心的渴望。
外祖父的辞世令我深感遗憾和内疚，我无法回报那份浓浓的关爱之情，茫茫苍穹中又多了一个白发的灵魂。我没能在外祖父辞世前再看上他一眼，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惟有真情地祝愿两鬓如霜的外祖母，健康长寿！
第三部分 影响我们一生的人梅花也在三月里绽放
心 曼
记忆中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三月初，冰雪就已经融化了，细雨润色的春天很美，犹如一位少女撑着一把花雨伞，盈盈的笑容里孕育着生活的温暖气息。就在那样一个多雨、脆弱，充满了绵绵希望的季节里，我认识了北京的赵泽华姐姐。
每个人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在许多年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都会记忆犹新。比如说，第一个梦想，第一次远行，第一次与异性接触，而我的第一次却是那么刻骨铭心。
那是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小说稿，我用一年时间写完，工工整整地抄写在蓝色的稿纸本上，装进一个大的信封口袋里，寄给了北京《三月风》杂志社的赵泽华姐姐。后来小说没有发表，她告诉我我的小说叙述的情感很真实，但文笔太稚嫩了。这对我的精神和心灵的打击很大，令我难以承受。我想到了放弃，放弃文学也放弃生命。就在我徘徊在生命的边缘。伤心哭泣的时候，赵泽华姐姐给我写来一封信，她鼓励我说：“再试一试好吗？给自己找一个的理由！”随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本吴强诗集——《我的生日没有烛光》。
橘色的灯光下，我了解了吴强不畏病痛的侵袭，刻苦自学、珍爱生活的感人事迹，细细品味泽华姐姐的那句“再试一试”，我想，试过之后也许是失败，也更可能是成功。我选择了再给自己一次机会，那天是我18岁的生日。
而在我19岁生日到来的时候，由于病情不断地恶化体质下降，我感染了格林巴利综合症。生活的清贫使我生存的信念又一次动摇了。泽华姐姐骑着自行车去《中国青年》杂志社联系一位朋友梁晓升，想在杂志上讲述我的故事，通过社会的力量来挽留我19岁生命的脚步。他们还从北京寄来了自己辛苦赚到的稿费。
泽华姐姐的小女儿文思听妈妈回到家里讲述了我的故事后，小小的身体伏在书桌上，一笔一划地给远在北国边陲小镇的我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九岁的女孩儿认真地对我说：“东梅梅姐姐，生命不像游戏机，打完一次还有一次，生命只有一次。你的名字使我想起了白雪中生长的梅花，那样坚强而美丽。你会挺住和活下去的，我们大家都爱你！”
我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儿，站在树阴下，闪着一双聪慧而明亮的眼睛，在她小小的手掌心里握着一枚生命的绿叶。还有泽华姐姐，那是一个温婉如春天一样心灵明媚的女性，秀发高高挽起，静若止水的面容洋溢着古典而现代的个性。
过了许多年，在我得到社会上众多帮助战胜病魔、重新拥抱生活之后，在我的相册和记忆中还珍存着那两副美好的画面，还有泽华姐姐和她的女儿写给我的深情文字。
在那之后，我在一些报刊上通过阅读泽华姐姐写的文字断断续续地知道了她的故事，从而也就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了她。而在此之前，她已经默默地关注和关怀了我很久。
泽华姐姐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曾经是少帅张学良的老师。她出生时，祖父见是女孩儿就狠心地把她弃之于地上，是外祖母用宽大的襟怀温暖呵护她长大的。19岁那年，在一次车祸中泽华姐姐又失去了一条腿。她曾经脆弱地流泪，她也含着泪水微笑。她是那种很注重生活中点滴细微的女性，很珍视爱。她用心感受大自然鲜活的气息，在异国东京四处奔跑着找电话向祖国的爱人抱一声平安，在星空下拥小小的女儿入怀，还有匆匆赶到邮电局去拍一封电报，鼓励一个陌路男孩儿珍惜生命，一定要学会坚强……
有着丰富的思想及情感的泽华姐姐在别人的眼睛里是生动而美丽的。她隽秀的文字里凝聚着深切的关怀和鼓励，这么多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灵和生活里。
书桌上堆积着一本本印有我文字的样刊，那清晰的铅字记录着我生命成长的故事，还有我的思想和情感。
又是一个元旦前夕，那晚下班回到家里，我拨通了北京的电话。电话中一个女孩儿清脆如银铃般动听的声音喊妈妈过来接听电话。泽华姐姐告诉我那是她的女儿文思，孩子已经读中学了，很乖，也很优秀。语气之中流露出母性的殷切希望和幸福。我知道又一朵花蕾含苞欲放了，淡淡的梅香在柔和的夜晚里四溢飘散。
泽华姐姐关心地询问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她说她看到了我现在的文字，很欣慰。声音柔柔的，犹如三月里的暖风，轻轻拂过面颊，轻轻地，把我拥抱，那么友好而真挚，还有热情。
第三部分 影响我们一生的人九年深情（1）
春曼 心曼
第九年
北大医院第三住院处门口，人群拥挤。一位中年妇女停下自行车，用一只脚撑着地面，从车筐里拿出一份报纸递给迎面迈着方步走来的一位身穿病号服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用标准的北京话不满意地说：“怎么是《晚报》啊？我要的是《青年报》？”“没啦！就这还是我硬抢的呢！”
我们看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晚上六点十二分了，距离探视时间结束还有48分钟。妈妈和弟弟推着轮椅上的我们匆匆走入住院处大厅，后面还陪同着姨妈和弟媳，弟媳的怀里抱着22个月的小侄子一涵。来之前我们只知道孙恂大姐住在心内科25床，护士告诉我们心内科分干部病房和普通病房两种，她打了好多的电话，最后终于帮我们查到孙恂的名字在普通心内科。我们返回到住院处门口的鲜花店。时值深秋，鲜花店里却春意盎然，在那片姹紫嫣红中一只刚刚插完的花篮精致而美丽，许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鲜花相互簇拥着绽放，我们想这花一定能给病床上的孙恂大姐带来生命的绿意和大自然的气息。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只留下了回去打车的路费，倾其所有把花篮买了下来。在旧楼的心内科一楼回廊里，一涵看见我们怀里抱着盛开的鲜花，奶声奶气地向我们招着小手喊：“姑姑、姑姑快来啊！”
二楼病房一个挨着一个，每一间病房门口都挂着小牌写着病房里的床号。一位年长一些的护士阿姨把我们带到一个敞开着门的病房口，通知说：“孙恂，有人来看你了！”
简陋的病房里孙大姐躺在靠窗的病床上正在输液，她比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要憔悴许多，头发已经斑白，一床被子几乎全部遮掩了她瘦弱的身体。我们终于看到孙大姐了，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枯瘦，干枯的皮肤下埋着针管，但她的手指却是温暖有力的。我们好激动，想笑着叫她，可是不争气的眼泪却涌出了眼眶。我们用颤抖的声音说：“孙大姐，我们是春曼和心曼，我们来看您了，是和妈妈、弟弟一起来的。”孙大姐用力回握住我们的手问：“你们怎么找到这里了？”又说，“我刚接到你们的信，申请彩票的事情我给你们当地省市各级领导写了信已经尽力了，你们要记住，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留得青山在！”我们忍住泪水拼命地点头。我们告诉她我们是来北京做节目的，我们的书亭能挺住，请放心养病。探视的时间快结束了，我们真想在孙大姐身边多陪她一会儿，又怕打扰她休息，只好依依不舍地松开了紧握着她的手，留下那只花篮在床头。保姆捧给孙大姐看，告诉她：“这是春曼心曼给您买的！”孙大姐却说：“我知道你们家生活困难，不要花钱给我买东西呀！”
孙大姐，您知道吗？给您买花我们高兴呀！鲜花带给您的是祝福，是希望，我们祝您早日康复！
暮色渐浓，医院门口拥挤的人群已经散去，在暮色中北京的街头是那么的繁华而陌生。我们全家在马路边，准备打车返回电视台为我们安排的厂洼街武警部队招待所。来来往往很多车辆，司机师傅一看有轮椅，几乎都众口一词地摇头说：“您说的地儿我没去过，不知道在哪儿啊！”有的干脆开过去不停车。
天已经很晚了，夜风吹动裙摆，凉意袭来。一涵挣脱妈妈的怀抱，踮起小脚尖把着我们的轮椅扶手，用小脸在大姑和小姑的胳膊上亲昵地揉搓，小嘴里甜甜地喊着：“姑姑啊！”我们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八分了，孩子肯定是饿了。四处张望附近没有一处卖吃食的地方。小宝宝似乎很理解大人遇到的困难，没有哭闹，而是乖巧地忽闪着大眼睛笑了，孩子的笑容使我们很心酸。
医院门口不断有人从出租车里下来上去，弟弟也不断地跑过去向司机师傅说着好话，车灯流影中，他向出租车扬起的手臂是那么的沉重和茫然。
来时的一幕幕像过电影一样在我们的眼前闪过。
来北京电视台做节目之前我们就想，这次到北京一定要看望王淑娟老师和孙恂大姐，我们看望她们完全是出于多年仰慕的情感，九年间她们给予我们姐妹的关爱无时无刻不在鼓舞和温暖着我们。
从武警部队招待所出来，外面阳光明媚，我们事先计算好先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看望王淑娟老师，之后再去北大医院看孙大姐。然而，在马路上站了一下午也没有打到车，已经错过了王淑娟老师的上班时间，马路旁树叶被风吹动，阳光里也浸满了灰尘。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给北京电视台打电话，最后是邀请我们上节目的《真情互动》剧组的记者打来两辆出租车送我们到北大医院的。
现在我们全家已经筋疲力尽，心力交瘁了，在即将露宿街头的危难中我们想到了拨打110。一位武警战士看到我们在打110，主动出面帮我们拦了辆出租车，事态急转直下，司机师傅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把轮椅放到了后备箱里。我们对那位武警战士千恩万谢。
第三部分 影响我们一生的人九年深情（2）
玻璃窗外滑过一道一道街灯流影，北京这座城市夜色阑珊，打出租车的遭遇使我们不得不承受残疾带来的尴尬。没有看到王淑娟老师成为我们此次北京之行的又一个遗憾。而回想起病房里的情景，孙大姐又给我们的心灵以极大的震撼！她这种身体状况，还用那么平和的心态和顽强的精神去帮我们这对生活在遥远小村镇的轮椅姐妹，她带给我们的震撼和鼓舞是永恒的。我们的手上还留有孙恂大姐的体温和力量，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有一个顽强的精神，要好好活着！
一年前
2003年9月的一天，我们接到福州爸爸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今晚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是白岩松采访孙恂大姐。晚上我们全家很早就吃过晚饭坐在电视机前，当主持人重复那句开始语：“欢迎您收看《新闻客厅》！今晚的客人是谁？”我们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认识孙大姐已经八年的时间了，我们只听到过她的声音和看过她的相片，从来没有看到过动态的孙大姐。
电视机荧屏上出现的是一个19岁女孩儿的黑白相片，女孩儿那甜美的笑容中略带顽皮，两条乌黑的麻花辫子垂在肩头，这就是少女时期的孙恂。44年前的孙大姐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爱冒险的健康的少女，那时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海员。然而，1959年春天，正在准备参加高考的孙大姐被北京同仁医院诊断患有重症肌无力。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发病率为万分之一，临床表现为四肢无力，吞咽和呼吸，甚至眼球活动都成为了困难，一般患者活不过五年。
孙大姐备受病魔煎熬曾经一度想到结束生命，但是对母亲的爱和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又使她支撑了下来，这一撑就是44年。
1981年孙大姐的母亲去世，她坚持从家里搬出来自己独立生活。在简陋的小屋里，为了使孙大姐行动有依靠，亲人和同学把房间里到处拉满了绳子。天黑下来，银色的月光洒入室内，当哥哥关上房门离去之后，孙大姐一个人躺在床上倍感孤独和无助。她一边哭一边想天亮之后怎样穿衣和解决大小便的问题。有人说孙大姐当时选择独自生活无疑是选择了自杀，孙大姐承认这一说法，但人们只猜中了一半。孙大姐说她当时就是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如果自己能活最好，活不了就结束生命，总之不想再拖累哥哥姐姐了。凭着这股韧劲她艰难地支撑着挺了过来。
刚患病的时候，她看书要母亲帮助把书用东西支在床上，再帮忙把她的手放在枕头边，她自己用手指勉强地撑着眼皮才行。睡觉的时候，如果不是用意志支撑着呼吸很容易就昏死过去。她为了使呼吸顺畅用了九年，自己翻身用17年，为了使吞咽不太困难用了25年，她就是这样硬是用超乎寻常的毅力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抗争。
这么多年，孙大姐门前的八级台阶把她与外界隔绝，想到自己连拥有阳光的权利都被残忍地剥夺了，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她能够看到的外面的世界只有阳台上的一小块，看到冬天枯萎的树枝在春天里慢慢发芽然后绿树成荫，心情是感动的，更多的时候孙大姐是依靠想像在阳光里漫步。她还在小小的阳台上养了好多盆耐风雨的花草，她最喜欢的是一株叫“死不了”的植物，不浇水都能活，最多的时候她养了10大盆，她说“死不了”蓬勃的生命力也在鼓舞着她。身体逐渐好一点后，她又开始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活得更有意义。
1982她在小屋里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由残疾人自己创办的民间自助组织——北京病残青年俱乐部，20多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