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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第一次在台北火车站相见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电光？”“什么电光？”今日 的我回答。“我听到雷响呢！轰隆隆，好大的雷，天摇地动。”“不开玩笑，说真的！”
说真的，没有电光，也没雷响。二十五岁的我虽已结婚生子，又写了好些篇小说，仍 然涉世未深。鑫涛的身分地位对我来说，是个“大人物”。他主宰我小说的命运，他是一 个大杂志的社长，又是一家大报的副刊主编！还在广播电台主播“热门音乐”。（他是第 一个把摇滚乐介绍到台湾来的人，他主播“热门音乐”时，用的是艺名“费礼”，他还用 这艺名，翻译了《原野奇侠》和《丽秋表姐》。）他在我心目中，是个很奇怪的人。能编 杂志，能写稿，能翻译，能广播，能懂“热门音乐”……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面对这 样一个“人物”，会让我自觉“渺小”。我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仍然缠绕著我。我称 呼他“平先生”，对于他会亲自跑到火车站来接我，深感“受宠若惊”。在这种情绪下， 怎会有什么电光石火呢？但是，当他笑著谈《窗外》、《六个梦》、《烟雨蒙蒙》的时候 ，我却感到十分亲切，十分温暖。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那天，因为有 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需注意的事项 ，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应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的所。那时，我 有些著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 》，仍然余怒未息。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 。（《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 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我站 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的站在那 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 写《窗外》有什么错。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我在门外徘 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勇按了门铃。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 看著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那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 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 。”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著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 风底下，走来走去的。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 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 没有拒我于门外。我怯怯的看著他们，等著他们骂我。可是，他们只是对著我，轮流的叹 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当我终于 《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 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顿时体会到，“写作”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 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还有写作后的“孤独”。 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这代价真的太高了！第 二天，我接受了电视台非常隆重的访问，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第一次面对访问的人，第一 次用“现场直接播出”，我心里好紧张。鑫涛始终在电视公司陪著我，访问前，就一直给 我打气。访问后，他说我讲得很好，保证我并没有失言或失态。那时还没有录影机，我自 己无法看到自己在荧光幕上的样子。电视访问完了，我又接受了中广的访问。好忙碌的一 天！访问都结束后，鑫涛请我去他家里吃饭，于是，我见到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鑫涛的 妻子非常美丽，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最小的一个儿子比小庆只大几个月。我看到一幅幸福 家庭的图画，心中深受感动。看著他的儿子，想著小庆，我自然而然的谈起我的家庭，我 的写作，我的父母，我的儿子，和我为了《窗外》，所受到的种种压力。我没有强调什么 ，只是淡淡的说。鑫涛这才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并不知道他前一天曾目睹过我的 徘徊，只感觉到，他听得好认真。
然后，鑫涛也谈起他自己，和他办《皇冠》的经过：
“你知道吗？我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台湾的时候，身上只有二两黄金，是我全部的财 产。那时刚刚大学毕业，台湾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只好在同学家里打游击！”
我听得很入神，因为他来台的情况，和庆筠很相似。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进入台肥六厂去当公务员。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里。当时 ，有三个朋友和我志同道合，大家决定要办一本综合性的杂志。于是，四个人聚资，拼拼 凑凑，勉勉强强的出了第一期。那一期里的翻译稿、创作稿……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跑印刷厂、装订厂……都是自己去跑的。第一期印了三千册，把我那间单身宿舍堆得满 满的。我们四个人挤在小屋里，人手一册，自己欣赏自己的稿子。”
很亲切的话题，我了解那种“自我陶醉”的滋味。
“然后，我们要设法把这些《皇冠》卖出去。我骑了脚踏车，载著《皇冠》，到一个 个书摊去，请他们寄售，他们连寄售都不肯！有几家勉强接受了，却把《皇冠》丢在地上 ，用许多别的杂志堆在它上面。这样人家根本看不到《皇冠》，我就去把它从书堆理挖出 来，请书摊老板把它放在上面。老板瞪了我一眼，生气的说：‘这种破杂志，没有人买的 啦！’我听了真伤心。一个月后结算，只卖掉五十七本！我们四个合作的人，合作不到三 个月，赔得惨兮兮，三个都退出了，只有我坚持。每个月都骑著脚踏车自己发书，书太重 了，骑到后来，大腿两边的淋巴腺都肿了起来！”
我听了，实在非常震动，原来这本已十分成功的杂志，是如此艰辛创办的。假若没有 过人的热情和毅力，大概早就收兵了吧！怪不得年纪尚轻的鑫涛，已经“早生华发”了。 然后，我们又谈到《皇冠》杂志的现状，说也不信，这本杂志已发行了快十年，仍然非常 艰苦，由于利润太少，始终都是“惨澹经营”。鑫涛手下，只有一个职员，厚厚的一本杂 志，从看稿、编辑、美工、印刷，到校对，他样样都要做。说著说著，他就笑了起来：“ 真不容易，现在已熬到第九年，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个琼瑶！或者，皇冠是真的要起飞了！ ”
很大的恭维，我笑了，满怀温暖。那一夜，真是很温馨的一夜。第二天，我就乘火车 回高雄，鑫涛仍然到火车站来送我。我上了车，他递给我一个很大的牛皮纸口袋，说：
“一点小礼物，回家以后再拆！”
我拿起来，沉甸甸的，像是一本大开本的书。我收下了，一路都没有拆封。回到家里 ，庆筠迎了过来，满脸困惑的对我说：“嗒！好奇怪的事，有人送来一架落地电唱收音机 ！不知道是不是送错了地址！”我奔过去一看，好豪华的一架落地电唱机，四声道身历声 的，简直太奢侈了！自从我的小破收音机被小偷偷掉以后，我就和音乐绝缘了。此时看到 电唱机，实在惊讶极了。电唱机上没名片，没卡片，什么都没有。我突然想起鑫涛给我的 牛皮纸口袋，匆匆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叠唱片，有柴可夫斯基，有贝多芬，有史特拉文斯 基和莫札特！我翻弄著唱片，一张小纸条掉下来，鑫涛那天马行空的“草书”，草草的写 著：
“知道你写作的辛劳后，深觉惭愧，稿费一直算得
不高，因《皇冠》也撑持得相当辛苦。一架落地电唱机，
是从闲谈中，得知你们家庭中所需要的，请看在特意让
高雄朋友代劳的一片苦心中，笑纳吧！”
我衷心感动，不止为了唱机，还有我手中的唱片，如此细心的安排，实在是个有心人 。（事隔多年以后，我笑著问鑫涛：“第一次见面就煞费苦心的送唱片，送唱机，有没有 心怀不轨呀？”鑫涛正色回答：“别冤枉了好人！知道你写作得那么艰苦，觉得太抱歉了 ，想补偿你一些稿费，又怕伤了你的自尊。后来听你说不喜欢热门音乐，比较爱古典音乐 ，我才好不容易，想出送唱机的点子！”然后，他又笑笑说：“虽然没有‘心怀不轨’， 倒的确是‘用心良苦’呢！”）
就这样，我们家里有了唱机，我可以一边写作，一边听音乐，写作时不再那么孤单了 。我也有了冰箱，可以一星期买一次菜，节省了不少时间。《皇冠》和《联副》的稿费加 起来，已是一笔不小的数字。眼看生活的困窘，即将成为过去。但是，庆筠的落寞和失意 ，却与日俱增。我越忙于写作，他就越孤寂，我的稿子发表出来，他不再有笑意。一天， 他苦恼的凝视著我，说：“我应该到‘清水’去的！”
“清水”是台中附近的一个穷乡僻壤，庆筠在刚到铝业公司上班未久时，忽然想转行 去教书，“清水”有个中学给了他聘书。他认为，“隐居”到“清水”，可以逃掉都市里 的诱惑，可以埋头写作，那么他就能写出不朽名著。这个“去清水”的决定，被我推翻了 ，我不肯跟著他一再搬家，也不认为“写作”与“清水”有什么大关系。再有，铝业公司 待遇好，“清水”待遇低，也是我考虑的一大因素。自从推翻去“清水”的决定后，庆筠 每当最失意时，就会提到“清水”。
“只有到‘清水’才能写作吗？”我问他。“那么，你就去吧！这次我不拦你了！” “你已经‘拦’过了！”他忧郁的说：“你拦住了我，然后你自己可以平稳的走下去！我 给了你一个写作环境，你却从来不给我写作环境！”他紧紧的盯著我，沉痛极了。“你现 在已经得意了，报纸、杂志，大家抢著要你的稿子，可是，我呢？我在哪里呢？我在哪里 呢？”
他悲怆的说著，落寞的，头也不回的出去了。
那夜，我抱著儿子，对著窗外黑暗的穹苍，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我要放掉庆筠，我 要给他自由，我要让他从家庭的束缚里解脱出来！我再也不要拖累他，不止我不要，儿子 也不要！如果没有我和小庆的羁绊，说不定他还有很灿烂的一片天空！
十六、一九六四年，离婚·写作·出书
一九六四年，我的生活全然改变。
那一年，父亲受聘于南洋大学，到新加坡去教书了。母亲带著妹妹，仍住在那栋日式 小屋内。尽管，大部分日式小屋都在拆除，改建高楼大厦，师大的这批日式宿舍，仍然维 持著原状。我和庆筠，在几百次几千次的争吵讨论，痛苦挣扎，流泪伤心……之后，两人 都比较理性了，终于发现我们婚姻中最大的问题，不是赌，不是穷，不是爱得不够深。这 些都可以纠正，都可以克服，我们真正克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的写作。夫妻二人，从事 同一样事业，潜意识中，仍然有竞争。庆筠是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是正统科班出身，他一 直自视比我强。但是，今日的社会以成败论英雄，写得再好，只有自己看是没有用的。他 很迷惑，继而迷失。他无法在我面前掩饰他的痛苦，他更做不到以我为荣。可怜的我，可 怜的庆筠，我们因有“共同兴趣”而结合，最后，却因这“共同兴趣”而分手。正像庆筠 说的，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一对最最平凡的凡人！那年，我和庆筠分居了一段时间。我 带著儿子，搬到台北去住。房子在敦化北路一条巷子里。是两层楼，楼上有三间房间，楼 下是客厅餐厅和厨房，前面后面，都有小小的院子。这房子对我来说，实在太豪华了。初 搬进去，我非常不安，算算房租，尤其不安，虽然房东算得很便宜，对我仍然是笔大数字 。搬进去第一天，鑫涛来看我们，见我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在客厅中一站，用极肯定 、极权威的语气说：
“你负担得起！只要你不停下你的笔来，你就负担得起！不止负担得起这栋房子的房 租，你将来还会拥有一个你想像都想像不到的世界！”他盯著我，稳稳的、笃定的加了一 句：“可是，你要让你的才华，发挥到极致，绝不能让它睡著了！”
鑫涛这人，实在奇怪极了。我一生没碰到过像他这样的人，他浑身都是“力量”，好 像用都用不完。他做事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他思想积极，想做就立刻付诸实行。他不止 对自己的事坚定果决，连带对朋友的事也坚定果决。我们刚搬到台北，他对庆筠说：“你 不必回铝业公司上班了。现在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报社去当编译，报社的上班时间是 晚上，你有整天的时间可以去写作。另外一条路，是你暂时放弃写作，去从事翻译，翻译 需要中英文都好，你是难得的人才！”
庆筠两条路都没有走。关于第一条路，他说：
“听起来很不错，可是，我不要靠你的关系进报社，我要靠我自己！”至于第二条路 ，庆筠简直有些生气。
“翻译是一种再创作，再创作和创作怎能相比？难道你属于创作人才，而我只配去翻 译吗？”
两条路都堵死。而我已不眠不休的开始写《几度夕阳红》。庆筠看我写得头都不抬， 他一咬牙，决定回铝业公司。我对他说：“我们暂时分开，你愿意去清水也好，去兰屿也 好，去绿岛也好……你去打你的天下，不要让我和孩子再来拖累你，天下打完了，或者你 不想打了，回来，我还在这儿等你！”
庆筠也是个奇怪的人，他回到高雄，居然没去清水、兰屿或深山大庙，居然不找一个 地方去从事他心心念念的写作，他仍然留在铝业公司上班，这一上，就上了一辈子。前些 年，才从铝业公司调到经济部。他一脚走进公务员的圈子，就再也没有跨出来。我和庆筠 拖到那年夏天，两人都觉得累了，情虽未了，而缘分已尽，为了让彼此都有更大的自由去 飞翔，我们终于到律师楼，去签了字，协议离婚。小庆给了我，从此，小庆就跟著我姓陈 ，称呼我的父母为“爷爷、奶奶”，他从出生，就在陈家，似乎注定是陈家的孩子。
刚离婚那段日子，我情绪低落。觉得我这一生，似乎做什么都做不好。既不能成为好 女儿，又不能成为好妻子。回忆这五年的婚姻生活，我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错误。离婚，是 结束两个人的悲剧。我虽然有这种观念，真正离婚后，却感到无限的惆怅。毕竟，庆筠和 我做了五年夫妻，毕竟，他是我儿子的父亲呀！好一阵子，我无法写作。对著稿纸，会忽 然悲从中来，抱著儿子，也会情不自禁的悄然落泪。这种情绪，无法让任何人了解。伤情 之余，交稿的速度很慢，那时，《几度夕阳红》已在《皇冠》上连载，这是我第一次“边 写边登”。《皇冠》登我这篇小说，为了迁就我的情绪，每个月刊出的字数忽长忽短。这 样，有一天，鑫涛来看我，他兴冲冲的站在我的客厅中，对我很“肯定”的“宣布”一件 事：
“下个月开始，我要在‘联副’上刊载你一部长篇小说，你最好马上就去写！”我大 惊失色。这怎么可能呢？《几度夕阳红》还没写完，我的头脑有限，怎可能再开始一部长 篇？何况我情绪低落，何况我还要带孩子，何况，何况……
“不行！”我摇头。“我做不到！一定做不到！”
“你做得到！一定做得到！”鑫涛坚定的说，眼光逼视著我。他浑身上下，又带著那 种令我惊奇的“力量”，他点点头，很认真的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当初，我想在联 副上刊载《烟雨蒙蒙》，可是，长篇小说的连载必须要向上面报备，我报备的时候，上面 打了回票。给我一句话说：‘琼瑶？琼瑶是谁？没听过这名字！联副应该去争取名家的稿 子！’我听了之后不太高兴，把《烟雨蒙蒙》左看右看，铁定是部好小说。结果，我利用 我的职权，闪电推出《烟雨蒙蒙》，连预告都没有发。报社以为是一部中篇，根本没注意 ，一直等到刊载了一半的时候，有天社长一清早到报社，发现一群女学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