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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 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 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 ，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 啜泣，我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 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 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 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 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著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 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著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 走，我们沿著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著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著 ：“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著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 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著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急促的嚷 著：“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 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 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的大跳大叫，夹杂著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连 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 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 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的嚷著：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著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著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 奔而去。
十六、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股的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 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 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 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 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请问您知道二十 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 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 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的问。“你的身分是什么？”父亲惶急的解释 著，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的狂叫了一声：“曾连长！ ”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的说：“好了！好了！这下 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 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著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两个小 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著。“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 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 好心，商量著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 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 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著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 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 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 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 ，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至今记得当时 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 ，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 我们，他瘪了瘪嘴，红著眼睛，举著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著，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 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著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 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的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 ，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 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 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的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 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 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 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十七 、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 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 停留的地方。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的拜倒在曾 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 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 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的团聚！喝它 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著他骑马翻 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 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 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 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 著车窗，含泪望著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 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 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 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 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著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 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 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著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 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 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 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著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 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 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 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 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 力，又能有多强？
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 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 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 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 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 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著疟 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 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 “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 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 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 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著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 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 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著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 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 ，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 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著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 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著我，含著满眼眶的泪水 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 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著，哭著，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 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著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 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 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 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 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 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 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 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 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 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 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著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 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 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 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 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 ，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 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 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著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 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 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 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 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 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著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