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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古发现，我总感觉，可能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连续性，很多文化的传统和思想、知识绵绵不绝，很少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很可能古代中国的许多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来源和资料来源。看起来，在春秋战国时可能有一个知识世俗化的过程，这时，所谓“王官垄断”的知识被世俗化，垄断的知识被传播开来，成为公开的道理；过去非常艰深的书写语言，逐渐变成了当时的“白话”。要声明一下，我说的“白话”，不是指“五四”以后流行的口语；而是说那个时代，大家更容易理解和表达的语言。其实，你拿《史记》与《尚书》对照，有些文字，《史记》就是翻译的《尚书》呀，但你可以发现当时艰深的和浅显的差别。所以，过去的知识垄断者逐渐分散到各诸侯国，成为后来所说的士，这些士到处游走，把过去被遵从的一些知识和原则故事化，故事化的结果就变成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实际上，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是真实历史的东西，在当时有一个故事化过程。
比如，马王堆帛书中的《五行》篇，现在在郭店楚简里又被发现了，把两者进行比较，就会看到关于“五行”的知识和思想，在逐渐被增添、解释，但总的原则和精神是非常一致的。又比如，张家山汉简中有《算术书》，拿它和传世的《九章算术》相比较，也会发现许多知识，是一代代接下来，甚至其中举的例子，举例的方法都是有连续性的。又比如，张家山汉简《脉书》与《黄帝内经·灵枢》相比、马王堆的《五十二病方》与《千金翼方》相比，都能看出其中的连续性。特别是马王堆的房中术书《养生方》、《合阴阳》，其中用的词、讲的方法，和后来被传抄到日本的《医心方》，几乎是一模一样，和明代道士所说的采阴补阳的方法，明代民间房中秘诀的语言，看上去也是一样的，说明源远流长呀。
很多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延续性，都可以在考古发现的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找到证据。很多历史、知识和思想的延续性，都可以在考古发现的文献和传世文献之间找到证据。在文学史研究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过去认为，只有外国人来了、佛教来了，中国才有了志怪，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影响下的志怪小说。可是，现在有人指出放马滩秦简里面的死而复生的故事，恐怕就是中国志怪故事的前身。李学勤先生有专门的文章，大家可以看一看。可见，中国原来就有志怪的传统，就有死而复生的说法嘛。又如“牛郎织女”的故事，考古资料发现的日书里面，有“牵牛以娶织女而不顾，不出三岁，弃若亡”的话，可见牛郎织女的故事，从先秦一直延续下来。过去，我曾经讲过民国二十年的《时宪通书》里，有一幅《丧服图》，以“己身”为中心，标出各种亲人去世时应当服丧的时间和应当穿的丧服。可是这图的来源很早，你看敦煌的伯3637《新定书仪镜》里面，就有这样的丧服图；到了宋代，还有这样的图，一直延续下来的呀。这一点，过去其实也都知道，但是没有特别强调。现在考古资料一多，就提醒我们得注意，是不是中国和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呢？连续性很强呀，大家看，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一些词语、故事和观念方法，如果仔细清理，可以一直追溯到很早很早以前。所以我说，尽管春秋战国也是中国的轴心时代，和欧洲一样，有个文化变化的“轴心时代”，但是，中国文明特别是汉文明的连续性很强，断裂性很少。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重新理解上古思想和历史的延续性。第三点，提醒我们，思想史、文化史逐渐从注意中心转向注意边缘。
我们看到的考古发现的文书，属于精英和经典的部分并不多。以马王堆为例，其中除了《黄帝书》、《老子》、《周易》这三种外，其他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书。我们现在才真正意识到《汉书·艺文志》，接着刘向、刘歆，把当时天下所有知识分为六类，是很有道理的。前三类是经、子和诗赋，是和经典、思想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后三类则是我们特别不关心的。首先是兵书，包括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兵阴阳是讲如何运用阴阳的原则来打仗，兵形势是讲如何利用地形地貌。其次呢，是数术，即占卜择日一类，别看它在现在好像被看成是迷信，但是在当时，它是和上层的高明的知识、思想有关系的。它的根本道理，可能和经典知识思想是同一的。第三是方技，讲医疗、房中等事，里面的阴阳五行之类的观念，也是它的合理性基础，不能小看的。
《汉书·艺文志》里面，我们看到当时最重视的六类知识，可是，现在思想史只研究三类，其他三类被扔掉了。我一直说，所谓的思想史的中心、主流、线索，其实是后来被逐渐描述和建构出来的，如果重新回到过去，就会发现后三类所占的比例比前三类还大，至少不比前三类小。因为普通民众是大多数，而且日常生活是最重要的。你从竹简帛书材料就可以看出，战国秦汉时代，人对于医方非常重视，好多地方都出土了医方药方的材料，而在张家山、放马滩、睡虎地都发现《日书》，可知《日书》一类的知识，像时间分配、吉凶宜忌等等，在当时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何不把注意力从过去虚构的中心转到现在所谓的边缘？这是我自己很强烈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为何不把注意力从过去虚构的中心转到现在所谓的边缘？这是我自己很强烈的感受。考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醒我们，思想文化史可能要重新设定自己研究的范围。
这就是第二个大问题，70年代以来考古发现和思想史的再认识。
《思想史课堂讲录》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思想史研究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
三思想史的观念如何改变才能回应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
可是，麻烦也来了，按照过去思想史的写法，新的考古发现，大多数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上次我们说到过，过去的思想史是按精英和经典的单元来书写的，一个单元是高明的思想家，一个单元是高明的思想著作，除此之外，大家看，好像有个套子，前面是背景，中间是思想家生平、接着是思想一二三，最后面是影响。按照这样的写法，考古资料基本上用不进去。迄今为止，考古发现在思想史上用的还不算是很多，只有郭店楚简因为《老子》和那些据说是子思的内容，才被热闹地用到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来。而房中术、日书、医方、导引书等等，还是无法用到思想史里面来。因此，我一直在强调，思想史的观念应当有所改变，应当开始较多地关注边缘，使思想史能够融入更多的内容，融入很多长时段的东西，而不仅仅包括人和书。
这种转变既得益于考古文献资料的刺激，也需要有思想史理论视野的转变。关于这一点，上次课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建议阅读文献】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参看葛兆光《古代中国还有多少奥秘——评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载《读书》1995年11期。
裘锡圭《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第1辑，燕山出版社，北京，1999。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0。
参看葛兆光《思想的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中》，分别载《读书》1992年第9期、1994年第10期。
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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