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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中国人特别爱讲军事术语，也许就与那个时期开始的语言风气有关，其中很多很多的资料是过去我们历史学家们不太注意的。
学习了年鉴学派的方法，我们还可以使用很多资料，像地图、课本、流行歌曲、广告、卡通和漫画，尤其是漫画，最近很流行，用流行歌曲和漫画可以来分析现代年轻人的心情。总之，学习了年鉴学派的方法，我们还可以使用很多资料，像地图、课本、流行歌曲、广告、卡通和漫画，尤其是漫画，最近很流行，用流行歌曲和漫画可以来分析现代年轻人的心情。我看过一个叫见田宗介的日本人写的《近代日本心情的历史》，就是用流行歌曲为资料的，里面分析了近代日本的欢喜、愤怒、侠义、孤独、乡愁、无常感和漂泊感。这就把我们过去不重视的边缘资料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年鉴学派在这一点上对中国历史学界是有一定启发的，尽管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史学界好像还没有很大的变化。
最后，我们要再次请大家注意年鉴学派关于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概念，因为这一思想，对历史研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所谓“长时段”，按照布罗代尔的说法就是物质文明。物质和环境的变化是缓慢的、日常循环的、无意识的，但渗透到所有的日常生活中。中时段与经济市场相关，在他关于地中海的重要著作中，明显地表达了所谓长时段是“人类与周边环境之间微妙的历史关系，一个发生重复的历史”，而中时段是“社会史、群体史和群体类型的历史，指共同的地域和大趋势，是结构和情势，缓慢移动与迅速移动相结合”，短时段是事件的历史，是“表面的喧嚣，由于历史大潮在汹涌时飞溅的水花”。长时段是逻辑性，中时段是必然性，短时段是偶然性。布罗代尔在《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中提出：新史学把经济和社会的周期性波动放在研究的首位，他在重复地讲这样的观点：短时段是事件，“是个人的迷茫和询问，是报刊记者报道的新闻”，但长时段是影响历史最基本最深层的结构，是物质文明、地理环境和人种等等，中时段是与经济相关的，如生产和交换的机制、技术的改进、农业耕作、摊贩店铺、交易所、集市等，短时段研究的是大资本家利用市场的各种活动。
后人认为布罗代尔对事件史太轻视，把非常多的笔墨放在长时段，即关于物质文明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于是，有人就批评说，布罗代尔的历史中没有“人”。但我想，这是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有意改变过去历史学研究的矫枉过正的一个做法，布罗代尔的特点是关注缓慢的重复的逻辑性的因素，尤其关注经济和社会。我总觉得，后来一些大叙事的历史研究，像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这些里面多多少少都有这一思路的影子。
当然，在这一点上，到了60年代以后，年鉴学派开始受到来自内部的批评，导致了年鉴学派的转向，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下一个问题。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60年代后年鉴学派的变化
三对年鉴学派的批评及60年代后年鉴学派的变化
从《蒙塔尤》的序中可以知道，有一次，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电视讲话时说，他特别喜欢看《蒙塔尤》，并与作者有过交流。于是，据说蒙塔尤地区就成为七八十年代法国的著名地区，从此可以看出年鉴学派的著作当时的影响之大。
但是，在60年代后期，整个世界发生了变化，都处于波动之中。历史发生变化可能是有周期性的，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接着，日本有“全共斗”，美国也处在反越战的旋涡中，读一读大卫·柏纳（David Burner）的《六十年代》这本书就可以知道当时的状况，1968年的法国也动荡不安。我曾读过一本讲1968年法国的红卫兵运动的书，作者是一位记者，也是1968年运动的参加者。许多我们熟悉的人，包括萨特、福柯，都卷入了这次运动。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是自由、理想，加上革命和反叛。历史学界也受到了要求变革的风潮的冲击，凡是革命年代，新的、年轻的、后来的，就有先天的正当性呀，所以他们都要批评老的、旧的。在布罗代尔之后，开始有人批评年鉴学派，特别是布罗代尔。他们问：第一，年鉴学派老一代，只做“总体史学”，但是，这种大话题不是可以反复做的，下面是否应当做“局部实验”？第二，是有“人”的历史还是没有“人”的历史？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他们指出年鉴学派走向没有“人”的历史学，因为过去年鉴学派的中心过多地放在了经济和社会上面。第三，是维护历史学研究的“独立”而死亡呢？还是维护历史学的“存在”与市场联盟？
我们看到后布罗代尔时代的年鉴学派，好像有些不怎么像当年的年鉴学派了。60年代以后有所谓“四大历史家”，一是前面提到的乔治·杜比，一是有名的勒华拉杜里，还有两个是阿古龙（Maurice Agulhon，1926—）和弗雷（Francois Furet，1927—）。他们代表了不同的时代，一是多元化历史学，什么妇女史、童年和梦境的研究、心态史、区域史等等；二是他们也不像老一代，主要在法国，而是全世界的大学，影响大了，就国际化了，但也非法国化了；三是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重心变化了。自1968年以后，关于心态、心理的历史学开始兴起，年鉴学派又关心“人”了，于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向的变化——“从地窖到阁楼”。
此后一些历史学家关心的，好像与原来年鉴学派史家非常不同，但他们仍然是年鉴学派。菲利普·阿里埃（Philipp Aries）的两部作品——《童年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和《我们死亡的时刻》（The Hour of Our Death），从题目中可以看出，书的内容是关于出生以后的童年时代和濒临死亡的时刻，实际上这两本书都是关于身体、性、生理、心理在历史中的变化，是在讨论童年经验和死亡经验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何不同。阿里埃这样的历史学家关注的不再是过去宏大的政府、经济、社会，而开始关心具体的人，这就是在批判没有“人”的历史学之后出现的转向。芒德鲁（Robert Mandron）的《17世纪的法国法官与男巫——历史心理学分析》（Magistrates and Sorcerers in 17th Century France）很有名，可惜现在没有翻译，我也只看了一些片断和介绍。从这个题目让我想起一个历史传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包公故事中记载过一个审讯的方法，把官府装扮成阎王殿来把犯人吓倒，利用犯人的迷信心理，认为自己进了阎王殿而吐露真情。可能法官与巫师在古代的时候经常共谋，法官利用巫师吓唬被审判者，巫师也借助法官取得合法性。
60年代末期以后，整个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了悄悄的转向——从关心人周围的东西转向关心人自身。60年代末期以后，整个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了悄悄的转向——从关心人周围的东西转向关心人自身。有人把“恐惧”当做历史研究的主题，讨论不同时代人对大海、鬼魂、瘟疫的恐惧，不同时代恐惧的中心和边缘是不一样的，是在不断挪动之中的。还有人认为恐惧不仅是对大海瘟疫和饥荒，还投射到一些具体的形象上，比如对撒旦、犹太人和女人、女巫的不同恐惧，讨论恐惧的来源是什么，背后的心理因素和历史背景是什么。这与我们传统的历史学完全不同，而是有点半文学。同时，年鉴学派也开始转向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比如集体想像、集体记忆、心态历史这样的问题。这使得历史学进一步与生命科学、心理学发生了关系。有人说，这时的历史学主流，应当叫“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心的领域和以前不一样了，在他们所说的“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比起仅仅以经济、社会为中心的老派学者来，他们的路数已经大大变化了。
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再来看《年鉴》杂志，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和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以布罗代尔为首的那个时代，真的很不一样。虽然，至今年鉴学派仍是法国历史学界很重要的学派，但是现在的年鉴学派已经看不出共同认可的边界，大家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发展，看不出是一个派了，惟一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年鉴》杂志本身，至今，它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学界最重要的杂志之一。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国王神迹》为例
四个案介绍：以《国王神迹》为例
前面，其实我们已经大体上讲到了这部著作的意义，这里再详细说一下。
这是布洛克的代表作。布洛克本身与布罗代尔是一代人，但这本书与布罗代尔的方法不太一样，乔治·杜比（George Duby）说这部书研究的是“心灵的气候”，它开创了历史人类学的方向。
这部书的内容是关于10世纪到18世纪早期，流行于法国和英国的一种普遍心态，相信国王的御触（royal touch）是可以治疗由于国王的邪恶（King’s Evil）而引起的一种病（scrofula），这种病是因国王的邪恶所引起的，但要治疗好则需国王的御触。布洛克自己认为，写这本书是对政治史的大贡献，后人则认为，它已经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过去欧洲政治史从来没有人把国王御触与王权联系起来。不过，布洛克在描述这个问题时，确实始终是围绕着政治，但这种政治无关司法，无关行政，无关经济，也无关军事，与传统的政治史完全不同。
他描述的基本是精神与想像，描述人民对国王或王权神圣性的想像。正因为布洛克抓住了国王御触在瓦解教会神权，特别是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Ⅶ）的时候，刺激了人民对神圣王权的想像，这种想像又支持了世俗王权，带有使世俗与神圣的宗教权分庭抗礼的作用。国王御触与国王的位置是一样的，必须经过教皇的加冕（crown）得到合法性，也是因为教皇加冕仪式，有了神圣性。于是，国王神性是双重矛盾的，一方面反抗了宗教神权，一方面又是通过教会的认可而得到神圣性，神权与王权一直处在互动的关系中。到了15、16世纪以后，渐渐经由世俗化和理性化，到17、18世纪理性逐渐占了上风的时候，起到了支持世俗政权反抗宗教神圣权力的作用，与近代化是相关的。正是在这样小小的问题上，布洛克描述了一个王权的观念史（History Idea of Royalty）和西欧历史政治的近代化过程。
当想像到处弥漫的时候，道听途说就构成了想像的结论，想像的结论被相信想像的人听到后，就被当做是真实的。《国王神迹》中处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第一个问题是，结核病引起的肿疮怎么会因为触摸就治好呢？现代人肯定不信，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这实际是心理治疗。有了世俗的共同的想像，已经把患者放置在一个可以治好的心理状态里面。所谓“心诚则灵”是有一定道理的，17、18世纪由于很多民众通过神圣性的想像，感受到或真诚地相信国王御触是可以治好病，按布洛克的说法，实际上等于心理治疗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是，是否真的可以治好？有没有人真的被治好？有多少人真的被治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统计的数据，这构成的是一个想像式的结论，当想像到处弥漫的时候，道听途说就构成了想像的结论，想像的结论被相信想像的人听到后，就被当做是真实的。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国内流行鸡血疗法，就是从公鸡身上抽血打到人的静脉里面，有人治好过吗？没有。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相信。在中国六七十年代，至少有几百万人相信过这个东西。接下来就是甩手疗法、饮水疗法、红茶菌疗法，谁也没见到这些能治好病，但在想像的共同环境里，大家认可这个结论。布洛克通过历史的研究指出了这一点，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事实，实际只是想像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第三个问题是，《国王神迹》利用了各种阶层人的资料，不仅仅围绕着国王，而是把政治史变成与民众相关的历史，没有这些民众，也就没有人会相信国王的神通。还运用了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心理学和人类学。而且用了长时段的框架，在篇幅不长的书中，描述了九个世纪。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讲，介绍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影响。
【建议阅读文献】
柏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The France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s School 1929—1989），江政宽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7。
《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中译本卷首，三联书店，1992。
顾良《布罗代尔与年鉴派》，载《法兰西的特性》，顾良等中译本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特别是此书后面所附的《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和《剑桥大学经济—社会史研讨课》书目，尤其值得参考。）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3卷3期，台北，2002。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
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些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的空子来挑战的，它很偏颇，但也很锐利，一下子就从原来的理论的缝隙中插进来，把原来的常识搅得人仰马翻，你能不理它吗？这一讲要讲的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就是说，一个西方当代思想和方法，甚至是很特别很反叛的理论，可以怎样理解，并且运用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实际中来。各位要记住，我并不是主张把西方理论特别是时尚的理论全面搬来，不过，我们得承认，有的理论是可以启发思路的，特别是像福柯的理论。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他正好就是思想史教授，而另一方面，他关于监狱、精神病院、性等等的研究，恰恰又对传统思想史形成了挑战。你不了解这些挑战不行，不回应这些新的思路也不行，这些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的空子来挑战的，它很偏颇，但也很锐利，一下子就从原来的理论的缝隙中插进来，把原来的常识搅得人仰马翻，你能不理它吗？
好了，书归正传。进入正题之前，这里先介绍福柯。
1970年，经过激烈的竞争，福柯得到了一个法国最高的学术位置——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教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欧洲，得到一个教授的位子是非常之难的，比拿博士难得多，不像我们在中国，教授太多，也得来太容易。法兰西学院教授的位置，代表了法国人心目中学术成就的最高水平。1970年12月2日这一天，福柯作为新任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发表了第一次讲演。当时有一大群学者来听他的讲座，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最有名的学者，像上次课上讲到的年鉴学派主将、大家都知道的布罗代尔，那时候布罗代尔已经年龄很大；还包括写过《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的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人类学的著作，能写得这样引人入胜。福柯的这次讲座，后来被整理并出版，名为《话语的秩序》，这次讲演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这里回过头来简单介绍福柯。福柯是1926年出生，1984年去世。在1970年，他44岁。当年和他同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还有另外两位知名学者。一为雷蒙·阿隆（1905—1983），这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有一件事情很有名，在1955年，他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批评知识分子迷恋左倾，觉得很过瘾很有劲，其实是自欺的幻觉，因此引起一场论战，主要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特。还有一位是乔治·杜比（1919—），就是上次提到的年鉴学派的一个著名人物，他代表着上次我们提到的后期年鉴学派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倾向，就是所谓“从地窖转回阁楼”的代表人物之一。
福柯和他们一样，在当时相当的走红。当了法兰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