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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圣经中的告诫和规劝
那绕梁三日的歌声
如春风悠悠
似春雨暖暖
抚慰着骚动的灵魂
让心儿安顿
令欲望释然
黑皮肤白皮肤黄皮肤
唱出人世的和谐安然
一曲连着一曲
诗篇翻动
万念俱消如一缕青烟
梦幻俄罗斯（二首）
匡文留
这些莫斯科的树林啊
深秋的风 被你们洇染得
斑斓而明亮
一片又一片金色落叶
多么像金色的池塘啊
宛如被涟漪擎起着的
白桦 椴树 大叶杨和针叶松
让真正的优雅沉思着
以贵族的矜持与华丽
颔首 或侧转
列宾或是罗森科的画布
就这样抖动起来飞舞起来
浓烈烈的鲜活呵
鲜活活的气息与声音呵
在莫斯科每一片树林间
在这些厚重的优雅和醉人的华丽深处
九只灰鸽子扑棱飞腾
七彩的云朵
与桦树叶耳鬓厮磨
汽车在马路缓缓行驶
巴洛克式建筑与大教堂
璀璨的金顶缓缓行驶
俄罗斯人 妇女耀眼的披巾
男人锃亮的皮靴
一个又一个金发碧眼的少女
那修长的腿和翘起的臀
让树与树叶款款泳动
天鹅湖自天际流来
屠格涅夫式的爱情苏醒了
托尔斯泰的三套马车
是从这里跑过么 是不是
仿佛一个谜 一个黑点
一个遥远的梦幻
我把自己交给你 深入你
迷失子你乃至消逝于你
枝条和风在喃喃絮语
绿草与红叶以做爱的姿势
血脉的旋律悠然而舞
丝绸般的空气呵
莫斯科在树林簇拥中
纯粹贵族的优雅与华丽
叫每一个深入其间的人
在古典诗歌和油画里
慷慨碎裂
这些莫斯科的树林啊
夏 宫
这震撼性的美
这无与伦比的美与力的裸体
参孙大力士正徒手撕开
雄狮上下颚
无数珍珠直腾天穹
繁花和绿叶四射喷溅
石雕和殿堂舞动虹霓
酷爱水的彼得大帝
让夏宫无以数计的喷泉自此起步
立体扇面般汹涌
泻向波罗的海
芬兰湾喧啸着深不见底的莫测
夏宫在海水之上一望无际
我足涉波罗的海紫金色余辉
回首 犹见蒙普拉依宫露台上
那个叫彼得的男人
正与大海相互眺望
噙珠吐玉的亚当夏娃
镀金的金字塔大罗马
你们把爱情给了彼得和凯瑟琳
有没有深藏一缕体香
让这个深秋的树林与草地
吹过细碎却黏稠的感伤
走着 走过 便再也回不去啦
几百年的珍珠腾起又落下
一滴水 竟比所有生命
久远得多
波罗的海 正沉下整座天空
参观白宫（外二首）
李顺骅
就这样轻松进来了
虽然不是大摇大摆，旁若无人
倒也没有诚惶诚恐的拘谨
地毯铺在回廊
壁炉装饰客厅
家具散发出古典的韵味
沙发上是否留着林肯的体温
白柱，白门
白色的葡萄架和白色的窗棂
整个调子与建筑的名字十分相称
只是角落里仍有些历史的污垢
说明它并非百分之百洁净
世界上发生很多的大事
总与这里联系得很紧
朝鲜。越南。中东。海湾
还有贝尔格莱德上空的风云
甚至火星上的探测器
甚至尼米兹号航母嚣张的身影
该参观的让人参观
总统办公室却寸步难进
不知道总统怎样签发文件
也不知道莱温斯基实习的情景
有的故事演绎成绝对的国际机密
留给游客去慢慢猜忖……
珍珠港
历史已烟灭灰飞
那边的飞机偷袭这边的军港
这边的核弹夷平那边的城围
侵略者也尝尝被侵略的滋味
战争，在太平洋上空幽默来回
此刻，港湾里仍泊着灰色的军舰
军舰下是蔚蓝明亮的海水
呛人的战争硝烟早消散了
一只海鸥轻松地掠过水面
它没有那种惨烈的回味
只有白色的亚历桑那纪念堂
在阳光下营造凄怆之美
哦，那是谁摆放悼念的花束
阵阵幽香里我仿佛看到
战争狂人的钢枪铁炮
在善良的人们心里腐烂发霉
威基基浴场的忠告
天空阳光如瀑
清风摇着茂密的椰树
区区一千米沙滩
让夏威夷举世闻名
也积聚了沙一样的财富
沙滩是各色人种的展示
黑者被晒得乌亮流油
白者像一只只烤熟的蕃薯
绿波戏水，浅滩漫步
还有人踏着轻巧的冲浪板
起伏在波峰浪谷
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呵
可不要玩得乐不思蜀
一种潜在的危险就在身边——
这里有杀人的水母
柔软的躯体，透明的皮肤
外表美丽
缓缓游动像一朵漂亮的蘑菇
悲剧常发生在蜇人的瞬间
欢乐的绿波可能是不归之路……
天下人都要记取威基基的忠告
最柔软的东西可能最善攻击
状似透明的也最阴毒
祝福《诗刊》
吕 进
要说我对国内最有感情的刊物，这就是《诗刊》，我曾经在好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这一点。如果谁对《诗刊》说三道四，我总觉得不自在。《诗刊》快过五十大寿了，我感谢她，祝福她。
《诗刊》1957年1月25日创刊时，我是成都七中的一个中学生，也是诗歌发烧友。《诗刊》大气、大度、大名鼎鼎，从诞生起就对我有莫大的魅力，她成了我月月必定见面的好朋友。我在大学是学外语的，课余写诗，没日没夜地写。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兴趣转向理论，开始学习写诗评，最开始投稿的刊物就是《诗刊》。编辑部给我的帮助真是难忘。我写的许多稿件水平都不行，但遇到的却是热情的帮助。处理我的稿件的常常是丁国成。有时我写的诗话，也不过三五百字，老丁写的修改意见有时却有一千多字。我曾向参加过《诗刊》活动的好友傅天琳打听，丁国成长的什么样，哪里人等等。后来我就成长为了《诗刊》的作者。十年后，我才和老丁在北京见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北京开臧克家研讨会。我的旁边坐着一个女诗人，我们热情交谈。这时《诗刊》主编杨子敏宣布：“下面请吕进同志发言。”那位女诗人惊喜地打量了我一眼。回到座位，才知道这是封敏，当年她是《诗刊》编辑，到重庆看望过我这位小作者。十几年不见，都没有反应过来。
《诗刊》是中国诗坛的象征，也是中国诗坛的旗帜。五十年来，我认为她至少有三大功劳。
其一，培养了一批批的诗人和诗评家，带出了一支诗歌队伍。河北诗人刘章就很典型。穷乡僻壤的刘章，在《诗刊》的扶持下，一步一步地前进，最后成了诗人，也成了《诗刊》编委。《诗刊》对于自己这支队伍很有感情。打倒“四人帮”之后，《诗刊》四处寻找劫后余生的朋友。当编辑部主任吴家瑾找到诗评家叶橹的时候，由于长年不写字，叶橹当时连握笔的手都在抖。
其二，促进了中国新诗的多样化发展。《诗刊》的位置确定了她的使命，所以引导诗的发展方向、推动主流诗歌的繁荣，自然是《诗刊》的职责。但是《诗刊》非常注意诗歌的多风格和多流派的并存。80年代我到北京参加《诗刊》的一个会，诗人方敬托我带去新作《高楼赋》，这首诗是方敬探寻新路之作。我交给《诗刊》主编邹荻帆后的次日，荻帆高兴地告诉我：“《高楼赋》写得好，方敬的诗还这样年轻呀！我们会尽快发出来的。”原来，他接到诗稿当晚就读了，并且为老诗人的青春活力感到兴奋。
其三，组织了大量的诗歌活动。在五十年中，《诗刊》几次推出毛泽东诗词，召开有中央负责干部出席的诗歌座谈会，《诗刊》主编与毛泽东论诗，使得全国诗意盎然。《诗刊》组织的活动丰富多彩。我记得，80年代还曾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每月推出一次诗歌欣赏专栏：先由诗评家与主持人对谈，然后朗诵一首名作。我当时分工写吉狄马加的一首诗的评论。可惜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外景，我这篇评论没有用出。最具影响的是“青春诗会”。一届届的“青春诗会”，群芳争妍，群雄聚会，使中国新诗焕发着亮丽的青春。
《诗刊》知天命了，这对中国新诗是一个春天的消息！
《诗刊》：现代人的精神家园
蒋登科
我最早接触到《诗刊》，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读初中的时候。我是偶然从一位物理老师那里见到这本刊物的，就借来阅读。我当时一直不明白，一位理科老师为什么不订阅理科刊物而订阅《诗刊》，现在当然是明白了。复刊不久的《诗刊》是小开本的，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大32开。说实话，由于身处川东北的大山沟里，平常几乎没有读过教材之外的其他书刊，真的不懂什么叫诗，对诗的直观了解，就是祖父给我背诵的《笠翁对韵律》之类的具有格律的东西，写作文也只是以记叙文、议论文为主，主要是完成任务，把句子写通顺就算完事，根本不知道写作是应该表现一点什么的。那几册《诗刊》使我非常喜欢，读了又读，突然觉得教材之外还有专门发表诗歌的刊物，而且内容和教材也不完全一样，带给我一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
进高中以后，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图书室，订有一些中学生刊物，也有《诗刊》。《诗刊》成为我每期必读的期刊，对那些让我觉得很美的篇章和句子，还抄了不少，几年高中下来，积累了不下五本。有同学私下对我说，平常作文和高考都不能写诗，抄些诗歌有什么用嘛。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是觉得有些诗读了让人感到舒服，现在想来，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精神寄托吧，但当时没有考虑那么多。
进人大学，时间充裕多了。我仍然读《诗刊》，不只是读作品，也读诗话、论文，谢冕、吕进、阿红、李元洛、袁忠岳、吴思敬、杨光治、朱先树、尹在勤等先生的文章，有许多都是在《诗刊》上首先读到的。我自己也开始对诗歌评论产生了兴趣，借用他们的观点和自己的读诗感受在日记本上写了不少短小的“诗话”。让我觉得幸运的是，因为诗，我认识了吕进先生，他是我在外语系读本科时的老师，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内容丰富而精彩，让人获益甚多。吕进先生在1986年建立了国内第一家专门研究新诗的中国新诗研究所，成为我们向往的地方。1987年，我成为新诗研究所的学生，走上了学习诗歌研究的道路，吕先生又成为我的硕士、博士导师。他经常推荐我们阅读的刊物是《诗刊》，说她是小国诗歌的“国刊”。
进入新诗研究所之后，我与诗学界的前辈有了更多的联系，包括《诗刊》的编辑老师。我第一次在《诗刊》发表文章是在1994年，当我收到刊物的时候，那种兴奋是难以言表的——《诗刊》之难上，圈内人士都很清楚。有一次，《诗刊》把一位在地方上已经有一定名气而且年龄不小的诗人列入“新人新作”专栏，他觉得不合适，旁人却说他是幸运的，毕竟上了《诗刊》。十多年来，那种兴奋的心情大概也有十多次了。《诗刊》许多老编辑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这些年来，因为诗，我在《诗刊》有了更多的新朋友，包括叶延滨、李小雨、林莽等等。《诗刊》也越来越红火，由月刊变成了半月刊，其包容量扩大了不少，这在全世界恐怕都是不多见的。
《诗刊》是中国的，也属于世界。就我的了解，《诗刊》是外国诗人、学者了解中国新诗的重要窗口，她记录了当代中国人、中国社会的精神历程，也见证了当代中国新诗发展的风雨轨迹。在美国，不少学者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参考的主要就是《诗刊》发表的作品；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图书馆里见到的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刊物主要是《人民文学》、《诗刊》、《十月》、《收获》等。在日本，汉学家岩佐昌暲教授以《诗刊》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历史，以一个学者的严肃眼光研究了《诗刊》创刊之初的各种值得思考的问题。
《诗刊》拥有这样的地位和影响，来自一代又一代编辑的无私奉献。《诗刊》是敏锐的，对诗歌界的各种新现象、新思潮都予以关注；《诗刊》是包容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格律的，只要是好作品，她就予以推介；对于各种思潮，《诗刊》从来不随意指骂也不随意提升，而是以历史的眼光、全国的眼光在开阔的视野之中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介。自创刊开始，《诗刊》就引导着中国新诗发展的主潮，成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不只是新诗史）无法回避的资料来源和研究对象。
《诗刊》组织的许多活动在推动新诗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比如曾有数万人参加的刊授学院、理论研讨班；尤其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二十多届“青春诗会”，团结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诗人；最近几年举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大型公益活动在全国各地受到热烈欢迎。她还组织出版了多种优秀诗选、诗论选和诗人的个人作品集。《诗刊》的许多栏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获益甚多，比如“每月诗星”、“中国新诗选刊”、“假如你想做个诗人”、“在《诗刊》听讲座”、“百家诗论”等等。对于爱诗之人，《诗刊》确实是良师是益友，通过她，我还结识了不少前辈和同辈的诗人、评论家朋友，读到了许多陌生诗友的佳作。我甚至对我的一些研究生说，在诗歌界谋事，要想有点出息，不读《诗刊》肯定不行。
当下，有人对新诗失去了信任和信心，过去受人尊重的“诗人”二字甚至被某些人作为嘲笑别人的名词。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转而一想，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多元，人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多于对精神建设的思考，以关注心灵、建构精神家园为己任的诗歌受到一些冲击其实又是正常的。不过，在中国这样一个诗民族，一个关注心灵的民族，诗歌是不会消亡的。当美国诗人十分羡慕我们有那么多诗歌刊物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对新诗失去信心。
《诗刊》五十岁了，这是一个成熟和收获的年纪，一个心灵和精神都充实的年纪。作为一份具有包容意识、开拓精神的刊物，她必将以引导者的身份，把中国新诗带向新的辉煌。
2006年8月25日
我和《诗刊》的情愫
杨人伟
《诗刊》从1957年1月25日创刊，至今已有五十年了！我读《诗刊》也五十年了。五十年来坚持自费订阅《诗刊》，一本也不落下，全部保存下来而经常翻阅。我跟着《诗刊》一步一步走上诗路。《诗刊》当课本，编辑勤指点，引领我走进做诗的门槛，一辈子把血汗洒进诗里行间。
从青年始，到如今年近耄耋，读诗做诗从不悔，激情不减当年。五十年来，做诗2000来首，写诗成为嗜好，像吃饭一样，不可少。就是寒冬腊月的午夜，灵感一来，觅到绝句，马上爬起来笔录。吵醒老伴，说我神经病。这个诗病治不好了，要伴我到生命的尽头。
离退了，一切都离去了，可《诗刊》和诗没有离，常常把历年来的《诗刊》搬出来，吹吹风透透气，见见阳光，搞搞清洁卫生，修修补补；而且把《诗刊》作为遗产，代代相传。我常和子孙闲谈，万贯家财可以失，《诗刊》一本不可少。
我一生几乎在农村，在山区，在森林里摔打三十来年，贴近山山水水，草草木木气息。1958年以后开始下农村，背着背包，少不了带上《诗刊》，在地头田间和农民共读。在乡村夜校，把《诗刊》一些诗作教材，农民蛮欢迎。《诗刊》在农民心中也有着较重的分量。
上世纪60年代，下放到林区，和森林打交道，身带“毛选”也带《诗刊》和林业战线上的伐木工、放排工、育苗工共吟。那个年月，经常看到《诗刊》上发表傅仇的森林诗。我又生活在林区，和林场工人一起，把他的诗作为范本，还逐首逐句琢磨，从中汲取营养。后来又读到郭小川的《林中三唱》，更受到启发与鼓舞，把他的诗作为教材，首首抄录，深加探讨。在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