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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4岁，也患有艾滋病。 在2003年春节前，我来到了张家。他家冷冰冰的，没有存粮，也没有取暖的煤，只有几块巴掌大的红薯，锅台上、饭碗里找不到一滴油，更不要说肉末了。张老太几近哭泣地反复地说：“谁能给上级说说，能不能照顾一下我们家的这几个孩子上学读书？将来没有文化怎么办？他们没文化这一辈子就只能永远受穷！”逝者已逝，留下的老人们如何度过他们的晚年，孩子们又如何面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面对现状，他们都很无奈，只会痛哭。有人问我现今有多少这样的老人，我只能实话实说：太多了，不计其数。他们是不同寻常的弱势群体，有良知的人们啊，关心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吧！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歧视艾滋孤儿何时休（1）…（图）
垂死的艾滋病患者 艾滋孤儿是被艾滋病夺走生命的人的遗孤，这些孤儿本身并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他们是健康的。只因为他们的亲人们生前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才受到无尽的歧视和冷落。 2002年春节，我接一批艾滋孤儿来我家过年，一下汽车，我就让他们到省防疫站做HIV抗体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证明他们都没有感染艾滋病，都是健康的孩子。但是，许多人对他们还是唯恐避之不及，首先就是我儿子。儿子过年前来看我，进家门第一眼看见孤儿就黑着脸，瞪着眼说：“快把孩子送回去，万一他们有艾滋病怎么办呢？”我批评他不学习、无知，他竟然一走七天不敢回来。我儿子是××大学78届文科毕业生，现为某大学副教授，竟然吓得年三十都不敢回家与父母共吃年夜饭。如此表现在我家里并非儿子一人。天啊！不知这种恐艾心理与行为何时才能消除？ 我16岁读高中二年级的小孙女，就比她爸爸勇敢，她来我家两趟，把自己多余的衣物、文具、玩具等等送给了小朋友。我问她：“你来给他们送东西，不怕传染艾滋病吗？”小孙女说：“奶奶不怕，我也不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艾滋孤儿是健康的，他们不会传播艾滋病，大家应当平等对待他们。正像有位政府官员说的那样，“社会上对艾滋病的态度问题，不仅是人道问题，而且是稳定问题、政治问题，不可小觑。” 社会上其他人对艾滋病更是有着形形色色的恐慌。30多年前我在大学任教时，曾救助过一个姓王的学生，后来她当上了主治大夫，现在退休了。她儿子开了大酒店，逢年过节她都给我送东西，领着她的小孙女，坐在我家说个没完没了。2002年除夕她送来一箱蔬菜，一进门看见两个艾滋孤儿，问了几句情况就说：“高老师今年过节还缺啥东西，你说一声我去办。”我让她坐下，她表情紧张，站在我家门口不到两分钟，就一溜烟地跑了。 无独有偶，有一个老同学更怕。她打电话说：“我要来你家玩，过节了咱们聚一下吧。”当听说有艾滋孤儿来我家过节时，她立刻决定：“等孩子走了，我再来。” 另一个大学同学来我家，看见艾滋孤儿，气冲冲地说：“老高，你真是个精神病，管这些孩子干吗？他们能活几天呢？”我说：“孩子都已经检查过了，他们没有艾滋病。”她说：“艾滋病这玩意，传染病嘛，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管这些人太没意思了。”还有一位微生物学教授说：“老高以后不要这么傻了，该享受享受啦！” 后来有一次，我领着两位艾滋孤儿去配眼镜，路上听说原单位的一位老领导病了，急急忙忙去看她。当时她瘫在病床上，我买了一些礼物，由于我年纪大了拿不动，让两个孩子拎着，她当时吓得不敢吃，事后她女儿打来电话问两个孩子有没有艾滋病，我说没有，她才告诉她妈说我送的东西可以吃。 幸亏我家当时住的这幢楼房准备拆迁，我住的这个单元，原有八户人家，现有只有三户了。我庆幸邻居们未出现异常反应，虽然如此，我还是过了一个异常冷清的春节。从这些现象看出，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太欠缺，人们对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认识不清，恐惧心理和恐慌行径已成了防艾的屏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正视艾滋病患者，加大防艾宣传教育的力度。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歧视艾滋孤儿何时休（2）…（图）
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子女 2002年2月10日晚，我在厨房做饭，高燕（化名）给我打下手，她说：“我爸爸妈妈因为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死得太早了。我经常晚上梦见他们，有时候白天不做梦也会看见他俩。一天我没有吃饭，饿着肚子回家了。我家的东西全被亲戚拉走了，我站在空空荡荡的屋子当中，突然看见我爸我妈回来了，他俩又说又笑，一前一后走进家门，妈妈手里还拿着一包馍。我迎上去，他们没和我说话，转眼间就看不见他们了。这真的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在做梦！”高燕流着泪问我：“高奶奶，人死了会不会有灵魂？”我说：“人死了没有灵魂，那是你心里想的。你好好读书吧，将来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我赶快把话题转开了。这次谈话，使我了解到艾滋孤儿的内心世界，他们是多么想念自己的父母啊！ 艾滋孤儿春节期间在我家住了十一天，2月17日王霞把孩子们接回去了。他们走时带了五个大纸箱，里面装着各界好心人士赠送的百余件衣物和用品。大家送的压岁钱，已够孩子们一年的学费了。我相信带走的东西，王霞会转赠给更需要的人。愿今后有更多的好心人关注、援救这一弱势群体。 2004年5月的一天某个一直宣称没有艾滋病的乡镇，突然来了一个求救电话说：“我哥哥嫂嫂得艾滋病死去两三年了，我无力抚养他们留下的三个孩子，求你给他们找个新家吧。” 5月12日，当我见到这三个艾滋孤儿时，他们贫寒的家境、凄凉的生活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破烂不堪的院落里，群蝇乱飞，臭气熏天，令人头晕。屋里屋外找不到一点存粮，孩子们的吃穿全靠基督教徒救济（因他们的父母生前是基督教徒）。孩子们自我保护意识淡薄，他们还有一颗容易受伤害的心！ 15岁的大女孩病了一个多月了，她的右侧臀部及大腿疼痛难忍，不能走路，当地一个中医说：“你这是‘血脉不通’、‘经脉压迫神经’，吃了我配的中药就会治好的。”可是吃了却不见什么效果。更可怕的是，还有两个“神医巫婆”给她治病，说这病是中了邪，是她得艾滋病死去的父母缠着了她，让用她们的“神法”——枣树刺、臭鸡蛋子树刺、花椒刺三刺煮的水洗腿和服用所谓凡人看不见的“神药”与三个铜钱、七根桃树枝熬的汁，看一次要奉上5元、10元的“上香钱”，比看中医一次几十元省多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女孩仍然在疾病的痛苦中煎熬着。当我告诉某些人艾滋病患者及艾滋孤儿苦难的状况时，其中有些人，特别是某些有权有势的人不但不同情、不救助这些无辜的孩子，反而公开说：“他们的爹娘造了孽，就该他们受罪。”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不再遭受歧视和冷落啊！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孤儿的生活（1）…（图）
高耀洁教授在农村做调查 艾滋病直到今天，仍是不治之症，它夺走了许多青壮年患者的生命，每一个死者身后都会留下一到三名孤儿，甚至更多，我称这些孤儿为“艾滋孤儿”。艾滋孤儿本人并未感染艾滋病，但他们却在贫困、失学、歧视和别人的冷默中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些孩子若一直处在生活无着、失去教育机会的境地，长大后他们将成为文盲、法盲，极可能扰乱社会，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定。现将我了解到的艾滋孤儿的情况告诉大家。 2001年11月的一天，上海一位姓纪的女士（未透露名字）来电话对我说：“我想供养一个艾滋孤儿，为社会弱势群体尽些微薄之力。”随后她寄来了300元钱，让我转交给艾滋孤儿，并要求日后与孤儿保持联系。这真的让我很为难，因为我了解到，许多孤儿接受外援非常困难，在他们周围总是有人设法作梗，扣留他们的信函和钱物。即使他们收到了，也不知道写回信或因没有文化无法回信。我考虑再三，想到了李汉×家，他的内侄会写信，可以与纪女士保持联系。于是，我决定将李汉×家的两个孤儿介绍给纪女士。 2001年5月5日，我曾去过李老汉家。那时候，他的儿子李×印、媳妇高×因患艾滋病都已死亡，只留下一双儿女：10岁的李×军和7岁的李亚×。因为艾滋病，他俩的伯父也死了，姑姑危在旦夕。他们的奶奶受不了如此打击，患了脑溢血，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他俩跟着爷爷艰难地生活着，境况甚是凄凉。 2001年11月30日，我把纪女士的300元钱寄给了上蔡县杨屯乡张宇村的李老汉。因那段时间雨雪纷飞，邮路困难，钱寄出半个月后的12月16日李家才收到汇款。李老汉收到钱后又高兴，又害怕。他高兴的是今后孙子、孙女能够继续读书了，害怕的是将来寄钱人会向他要钱讨债。他不相信世上还会有这样不要任何回报的好人。为此，我几次在电话中向他解释，他终于接受了纪女士的馈赠，并回信介绍了他们家的遭遇。 2002年1月16日，纪女士从上海来电话，感谢我为她提供了两个孤儿的联系方式，她说：“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我马上给他们寄去下学期的学费。快过年了，我还要给孩子寄些糖果等吃的东西……” 有人问我为什么掌握这么多孤儿的情况？我是这样回答的：我从1996年开始宣传“防艾”，这些年来走过十几个县市，几十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见到的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逾千人，收到的来信已超过一万封，了解的情况越来越多。目前艾滋病患者与艾滋孤儿的比例大约在1∶1。5或1∶2，甚至更多，情况十分严峻，不能轻视。艾滋病具有传染性，但艾滋孤儿并未感染病毒，他们是无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歧视他们、冷落他们，而要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关爱与帮助。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都要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帮那些可怜的孩子，帮帮他们的家人！ 2001年10月21日，一位艾滋病患者带着一个8岁的小女孩，气喘吁吁来到我家。他一进门就哭丧着脸说：“我和孩子她妈1995年一起卖血，现在都病得快不行了，她妈拉肚子、发烧已不能起床了。我求求你为孩子找个家吧，只要她能有口饭吃，俺们死了也放心啦……”小女孩站在那儿一直流泪。孩子很瘦小，一点儿也不像8岁的孩子。程军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孩子的化验单给我，上面写着“血HIV抗体阴性”——说明孩子无病。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孤儿的生活（2）…（图）
老人的儿子死于艾滋病，孙子也是病毒携带者 尉氏县曲楼村70岁的农民张秀×的儿子因患艾滋病于2000年10月死亡，2001年5月媳妇也因艾滋病死亡，只留下9岁的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建龙。一次建龙要缴160元学杂费，张老太因家中无钱，急得坐在门外大哭。她要把建龙送到市孤儿院去。她说：“孩子到了那里，好歹有口饭吃，有学上。”可是建龙紧紧抱着院子里的一棵大树，死活不肯走…… 我听说这个情况后，于2001年11月19日给她寄去400元钱，让孩子读书。张老太不会写信，她在2001年12月13日来到我家，哭着对我说：“建龙这孩子命毒，村里人都说他是一条毒龙，把父母都克死了。现在他改名叫建设了。”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有不少青壮年因卖血染上艾滋病死亡，留下的孤儿住在他们卖血盖起来的砖瓦房里痛苦地生活着。这些孤儿的名字中并没有“龙”字，那么，他们的父母又是谁克死的呢？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艾滋病患者给我打来电话，说农村太冷了，很多艾滋孤儿还没有棉衣，有的孤儿手脚都冻烂了。我很快给孩子们捎去了几十件衣服，但艾滋孤儿人数太多了，这仅仅是杯水车薪。他们被笼罩在艾滋阴影下，谁能理解、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呢？ 我和很多艾滋孤儿谈过话，他们迫切希望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的亲人面对他们这些微小而又合理的要求却显得很无奈。2001年4月30日我在某艾滋病高发区一个小学调查，100多名学生中有29个艾滋孤儿。当时有个姓董的9岁女孩，眼泪汪汪地拉着我的手说：“高奶奶，您救救我妈妈吧！我不能没有妈妈，我爸去年害那个病死了，我不能再失去妈妈了……”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在场的人无不流泪。2002年1月，该校彭校长来信说：“我校的艾滋孤儿去年毕业时已经走了9个，现在又已增加到33个，数目一直在增长。”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谁能救助他们呀！ 自2002年以来，有些艾滋孤儿的遭遇更令人痛心，他们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缺吃少穿、生活无着，而是出现了更为悲惨的境遇。 他们的父母因艾滋病双亡，而时下人们对艾滋病知识了解甚少，他们不敢接近这些无病的孩子们，怕染上艾滋病。孤儿的亲属们呢？他们逼孩子打工挣钱，那些只有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被迫出去做苦力，不少孩子在建筑工地上装卸石子，或在河滩上挖沙，稍有怠慢就要挨打。如小团伟的父母因患艾滋病双双亡故，留下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老大17岁，老二15岁，均已辍学外出打工二年多了，老三团伟才13岁，正在读书，每学期我都给他寄学费。但他伯父伯母不让他读书，叫他去装卸石子挣钱！这种现象并非发生在小团伟一人身上，有的好心人愿意供应孤儿读书、生活，他们的亲属却不同意，他们一心只想拿孩子来赚钱。已经发现有的孩子受不了这种重体力劳动，流落到社会上偷盗，被判劳动教养，如程某。 女孩就更惨了，十四五岁就被那些无赖和三四十岁的老光棍们盯上了，他们用尽手段把这些少女弄去做小媳妇。2002年八九月，我帮助一个14岁的少女打官司，终于把她从一个30多岁的无赖那里解救了出来。风闻某地一个15岁的少女，在一个40多岁的老光棍那里，我正在设法解救她。在今天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天哪，谁能让这些孤儿们过上正常儿童的生活呢？在1999年末到2000年初，当时我到艾滋病高发区去，发现群众对艾滋病十分恐慌，他们走路说话都怕被传染，有的甚至为此全家搬迁。现在五年过去了，据说在某些鲜为人知的高发地区，公众仍然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仍然充满恐慌，和五年前相比，没有多大差异。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者在流泪艾滋群体的实况（1）…（图）
艾滋孤儿在父母坟前哭泣 常有人问我，中国究竟有多少艾滋病患者的遗属，我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只记得我每每在艾滋病村调查时，出这家进那家，满眼看到的都是艾滋病患者。有患者就有死亡，而死亡的多是青壮年，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本是需要他们奉养的父母和抚养的子女。 中国农村的艾滋病传播有很大特殊性，即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在采血、输血过程中感染的，而国际、国内专家均列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不洁性行为”，在中国农村的艾滋病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是否中国人的身体对艾滋病病毒的性传播不太敏感？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1993年至1995年达到高潮的中原地区农民卖血狂潮，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从1995年开始，涌现出星星点点的艾滋病高发区。1999年11月，我在上蔡、新蔡两县联系到了12名艾滋病患者。翌年春节前，我给其中8人每人寄去100元钱。半个月后，其中400元被退了回来，退款单上写道：“收款人已死。”2000年3月18日，我去上蔡县文楼村探望艾滋病患者，并给他们送药。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很快排起了100多人的长队，望之令人心惊。一位叫程彦×的中年男子，说他这几个月一直在吃“安乃近”，家里钱都花光了。他攥着仅有的几张毛票说：“大夫，我害‘怪病’快一年了，卖给我点药吧！”我给了他100多片健胃药、退烧药，没要他的钱。程彦×喃喃地问：“大夫，你是毛主席派来的吧？”我回答说：“毛主席逝世20多年了。” 一天，我去某村，刚进村就遇到了八个学龄儿童。其中一个小男孩握着小拳头说：“我长大要杀了他哩！”我问他要杀谁，他瞪大了眼睛说：“抽我爸爸血的那个人。”旁边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向我解释说：“俺这里许多小孩都在叫嚷着要杀血头，他们知道俺这里的艾滋病是卖血传染的。”我听了之后更加心寒，“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些孩子从小心里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长大以后呢？如果没有人加以正确的教育引导，他们将会走向何处？
第二部分：艾滋病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