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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动力学理论以及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都表明，有必要个别地界定威胁。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不光要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单依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而下的。在这方面是能坚持错误的是一些所谓动物神经病的研究者。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某一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很容易地由是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作出判断，如精神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使我们知道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事情就更难办了。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以受到威胁的症状作出反应时，我们就知道那是一种有威胁的情况。这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界定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界定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随着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所谓循环定义的名声也必定好转。无论如何，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来说，这当然并非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永远把威胁感看作本身就是一种对于其它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作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有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病理论中，绝对是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性质，又有必要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
分析一下动物行为紊乱方面的研究就不准看出，这种研究通常都是针对外界和情况的，而不是针对动力方面的。一旦使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稳定下来．就以为完成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错误了。（例如．可以比较一下二十五年前的情绪实验。）当然，最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只有有机体觉察到或因之作出反应的，或以某种方式受其影响的事物。这一事实，以及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它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光应该得到口头上的承认，还应该承认它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例如，巴甫洛夫（373）已经证明，动物必须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气质，否则，外部冲突情况就不会导致任何内部冲突。而且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也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我们还必须承认，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使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的个别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在戈恩特（Gantt）和李得尔（Lidde11）其台作者的研究中正是如此。我们通过对于白鼠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例子中，有机体的特性对于决定是否会因为相同的外部情况而衰竭是至关紧要的。不同的物种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对一个外部情况进行观察，作出反应，感到受威胁或是不受威胁。当然，在许多这样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的并不严格。此外，由于忽略了对有机体所受威胁的性质应该个别界定，便似乎无法解释各种动物对于同一情况所作出的反应有某些不同。
有一点说法比通常用在这类文献中的说法更合适一些，这就是史勒所说的“要求动物做它不能做的事”。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了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但我们还应该使它的某些含义更清楚一点：例如_，从动物手中夺走对它重要的东西，可以导致同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样的病理反应在人身上，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之外，这一概念还应该包括某些疾病和某些对有机体整体人格的损害的威胁性质等因素，它使一个动物能够而对一个要求它做一些无法做的事情的情况，它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毫不在乎，对它平心静气，甚或可能拒绝对它进行察觉，便可以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它作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在史勒的说法上加一个强烈动机的说法来获得：“当有机体面临着一个它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对付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也是仍然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一些现象。然而，它是为实验目的而对威胁理论所作的一种颇为实用的叙述，这是它的优点。
另一点是，由于忽略了在动物面临的非威胁性或威胁性选择情况中以及非威胁性和威胁性挫折中进行区分，动物的行为显得并不前后一致。如果设想动物正处于迷宫中一个选择点上的冲突情况，那它为什么不更经常地崩溃呢？如果设想剥夺食物二十四小时是对于老鼠的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说法或概念都有必要作一些改变。一个忽略区别的例子是不能区分两种选择：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蝉事物．在另一种选择中则什么也没放弃，在这种选择中目标保持不变并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这同一个得到了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但必须在食物和水之间进行选择，又得其一不能两全时，它就更可能有受到了威胁的感觉。
总而言之，我们决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
一生经历中的威胁
健康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比普通的或者有神经病的成年人要少。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这种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却变得越来越不受威胁的影响，举例说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有信心，他的男性气质使几乎不可能受到威胁。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爱、可爱，那么，你不再爱他了，对他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必须再一次求助于功能性自立的原则。
威胁作为对自我实现的妨碍
象戈尔德斯坦所做的那样，将威胁的大部分个别例子都归在“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妨碍的威胁”这一大红标题下，不是不可能的。这样强调将来的以及当时的损害有许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已经觉察到对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偏离时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概念的相对性和由此而来的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搞成同义词，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情况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但在将来则是有戚胁的或对成长是有妨碍的。孩子在现在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对成长有妨碍。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父母屈从孩子就会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变态。
疾病的单元性
由于将精神病因同最终有缺陷的发展等同起来，造成了另一个由它的单元性质所引起的难题。我们的意思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看起来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侯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而且精神病理学都可能是单元的。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医学模式上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一般性疾病的表面、特殊反应，正如霍尼（Horney）所声称的那样（107）。我关于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实验（294）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出有一般心理疾病而不是癔病或臆想病或忧虑症等特殊神经病的患者方面卓有成效。
既然我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是证明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导致了重要的问题和假说，就暂时不再试图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设。有必要做的只不过是强调下它的各种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
第九章破环性是似本能的吗？
从表面上来君，基本需要（动机、冲动，驱力）并不是邪恶或有罪的。一个人需要食物、安全、归属、爱、社会认可、自我认可和自我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是他们渴望满足的愿望，是值得嘉许的。即使是为了科学上的谨慎起见，我们也必须说，这些愿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或全部的人类能力（进行抽象活动的能力、讲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能力、创立哲学的能力等等），而且也适用于人在素质上的差异（主动活动或被动活动、mesomorphy or ectomorphy较高或较低的能量水平等等）。至于渴求优异、真、美、合法、质朴的那些超越性需要（314），在我们的文化中，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文化中，把它们说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或有罪的，这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关于人性和人类的那些原始材料本身并不能解释在我们的世界中、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我们自己的个人性格中显然可见的大量邪恶。诚然，我们有足够的事实把大量所谓的邪恶归咎于身体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归咎于人的无知和愚蠢，归咎于人的不成熟，归咎于败坏的杜会机构和江河日下的世风。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肯定到底有多少邪恶可以归到这些因素上去。众所周知，邪恶可以通过健康和治疗，知识和智慧，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它健全的社会习俗和体制而逐日减少。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些措施能把邪恶减少到零吗？现在确确实实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拒绝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从生物学意义上来看主要地和根本上是邪恶、有罪、刻毒、残忍、暴虐、凶狠的。但我们却不敢声称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一丝一毫趋向邪恶行为的似本能倾向。很清楚，我们对各种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这样的断言，我们手头至少有些证据是与这种断言互相抵触的。但无论如何，这类情况毫无疑问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而且这些问题也完全能够由一种经过适当扩充的人本主义科学来加以解答（292，376）。
本章试图用经验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所谓善与恶的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虽然我们并不想给出一个定论，但我们提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于破坏性的认识即使没有达到最后断案的地步，但却有了很大的进展。
来自动物的材料
首先．那种看上去象原发性的进攻性确实可以在一些动物种类那里见到。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动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动物身上，但确实在某些动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进攻性。有些动物看上去好象是为杀死别的动物而杀死别的动物的，它们好象并不是出于某种明显可见的外在动机而表现出进攻性的。一只狐狸跑到鸡窝里会大开杀戒，它所杀死的鸡是它完全吃不了的，猫追老鼠更是尽人皆知的。牡鹿和其它处于发情期的有蹄动物会主动寻衅斗殴，有时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同伴。许多动物，甚至一屿高等动物，它们一旦步入老年，由于明显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会变得愈加恶毒，以前比较温顺的动物这时会不宣而战。在许多不同的动物那里，杀戮都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
有人曾对实验室的老鼠进行了研究。这一著名的研究表明，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养起野性、进攻性和残暴性，正如人们可以在它们身上培养起解剖学特征一样。至少在老鼠这种动物那里，实施暴虐的倾向有可能是原发性的，由遗传得来的，它对老鼠的行为起着很大的决定作用。在别的动物种类那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人们还普遍发现，野蛮残暴的老鼠与温和柔顺的老鼠比较起来，其肾上腺显然要大得多，这一发现使以上情况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当然，遗传学家们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驯化其它种类的动物，在它们身上培养起温和柔顺的性情，使它们一点也不残暴。正是这样一些例子和观察使我们能够向前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那种最为简单的一个，这就是，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行为都来自特定的动机，而在此之前，这一特殊的行为还是被一种遗传冲动所激发起来的。
但是动物中其它许多表面看来是原发性的暴行，如果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的话．并不完全象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动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样，进攻行为能够通过许多方式，由许多情景激发起来。例如，有一个因素称为领土性（14），我们可以例举在地上筑巢的鸟儿为例来对这一因素进行一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群鸟为自己选择好了繁殖的处所之后，别的鸟儿只要进入这片范围就会遭到进攻。但是这群鸟仅仅进攻那些冒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而不会进攻别的鸟。它们并非见着别的鸟儿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其发起进攻，它们仅仅进攻那些不速之客。有些种类的动物见着别的动物就要进攻，甚至连它们的同类也不例外，只要这些动物没有它们这特殊族类的气味和外袁。例如吼猴常常组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任何别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这一群体，就会遭到声色俱厉的攻击，被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但是如果这只猴子能够磨过足够长的时间，它最终就会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又去进攻那些闯入这一群体中的不建之窘。
通过研究这些高等动物，人们发现进攻行为越来越同统治地位联系在一起。这些研究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在此详加引证，但我们可以说，这种统治地位，以及时而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进攻性，对动物来说确实具有功能的价值或者求生的价值。动物在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进攻的成功与否，而它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又决定着获取食物的多寡、它是否能够获得配偶，以及其它生物方面的满足。实际上，在这些动物身上表现出的所有残暴行为，只有当必须使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时候，只有当必须在统治地位方面实行一场革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一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别的动物种类，我还没有把握。但是我猜想，领土现象、进攻陌生动物的现象、满心嫉妒保护母兽的现象、以及其它常常用本能的进攻和残暴来加以解释的现象，通常都是由争夺统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种为进攻而进攻的特殊动机引起的。这种进攻可以是手段行为而不是目的行为。
通过研究类人猿，人们发现进攻很少是原发性的，更多则是派生性、反应性和功能性的，是对一种动机整体、社会力量整体和直接的情景决定因素所作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应。象黑猩猩这种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我们丝毫也不能猜想它的某一行为是为进攻而进攻的，这样的行为绝不存在。这些动物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是如此地可爱，如此地富于合作精神，如此地友好，以至于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瞥是为什么原因而采取的残暴的进攻行为。大猩猩也有类似的地方。
至此，我可以说，关于从动物到人的整个论据确实都必须经常加以怀疑。但是假如我们为了论述起见接受这样的论据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作为起点开始我们的推论，我们就必须作出如下结论：这些动物的行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如果说人有来自动物方面的遗传因素的话，那多半都是来自类人猿的，而类人猿与其说是富于进攻性的，还不如说是富于合作精神的。
这一错误是一般伪科学思维的一个例证，这种伪科学思维可以十分恰当地描绘成不合逻辑的动物中心主义。人们犯这种错误的步骤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建立一套理论，或者树立一种偏见，然后再从整个进化领域中选取那种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的动物；其次，他们故意对所有不适宜于这一理论的动物行为置若罔闻，如果某人想要证明本能的破坏性，他就千力百计要选取狼，而将兔子置诸脑后；第三，他们都忘记丁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一个人对从低级到高级的整个线系等级进行研究，而不是去选取某些他所喜爱的动物种类，那幺他就能够见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例如动物越是向着高等发展，食欲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纯粹的饥饿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302）。而且，动物的可变性也越来越强烈，从受精到成年这段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射、荷尔蒙和本能变成越来越不重要的决定因素，并且日益被智力、学习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取代。
从动物那里获得的证据可以总结如下：第一，从动物到人的讨论从来都是一项细致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