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午我们跟着老二立海，去了素华的摊位上转了转。素华正在和一对情侣客人讨价还价。一条开价65元的男裤，对方还到30，最后在45元上成交。素华感叹温州的生意太难做了，而且，来这个集市的，多半都是外地的打工仔。大多是看了不买，试个半天，也不买。刚才那条裤子，就赚了五块钱。她说正是这样，才决定去法国。在法国还能难过在温州？她从有家人在法国的熟人和丈夫那里收集信息，曾经对万里之外的法国做过一番市场调查，她给我算了一笔账：做一条裤子在法国的工钱是五六块法郎，自己一天最少也能缝六七十条。这样，一个月只要有20天有活干，就能挣到7200法郎。省吃俭用，一个月总能剩下4000～5000块吧？抵人民币6000多呢。这样，两年的时间，就可以收回路费了。一家三个人打工，每个月就能挣一万七八人民币。就是把30多万的路费用来在温州开店，一个月也挣不到这么多啊。再省个几年，自己就可以开工场了。他老公的一个朋友，到了法国也就五六年，开了工场，发了。而且，二儿子立海也没什么本事，在温州给他做生意也做不了，就只能干干小工，挣个六七百块钱就完了。
都是打小工，干吗不去打一个月挣5000块的小工呢？而且，那还是在法国！我说她掌握的信息基本准确，她的推算，也曾经合理过。每个家庭，在把自己的亲人送上赴法国的旅途之前，肯定和她一样，都做过同样的计算。但是，他们犯的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忘了在他们的考虑中纳入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他们是黑移民！一个黑字，就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做不了自己的主人。对黑移民来说，做工不仅意味着能挣工钱，也意味着随时随地会被解雇，意味着会被拖欠工资，意味着不得不经常变换居住场所，遭受经济的损失，意味着会被逮捕、监禁，甚至是遣送……黑着，就使他们将面临许许多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陷阱，有可能使一切合理的推算全部失效。但是，我发现让这些温州朋友切实感受到这一点很难，在眼前的这块土地上，打工挣钱，是多么的天经地义，勤劳被视为美德。他们自然很难理解，居然还有不允许出力流汗打工挣钱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勤劳等于犯法！
这让我想起在另一个城市遇见的一位40多岁的工程师，下岗了，情绪低落。有人向他提议花几万块，找个做包送买卖的旅行社，出去，到国外挣钱。他给我谈了使他下不了决心的疑虑：法国人大概都不会喜欢外国人，将来会不给我们工作做？我说，如果一个法国雇主以肤色为标准，选择雇谁不雇谁，将和他雇佣一个非法移民一样，都得冒被罚款和判罪风险。这个下岗的工程师，尽管前思后想，却不知道黑着生存，真正等待他的问题是什么。立海的一个年龄相仿的朋友也来集市上，找他聊天。素华介绍说这是立海正在厨师学校一块儿上课的同学。原来，在家里油瓶倒了都不扶的立海，为了出国好找工作，学起了厨艺，有时还和他妈学踩缝纫机。素华说这个朋友家在附近农村的塘下镇上，搞得很不错，有个工场，加工摩托车的配件。这是他家的老三，也是高中毕业了没事做，想出去闯闯。
我想和他们聊聊，但是立海的朋友很腼腆，只是用〃对〃、〃是啊〃、〃差不多〃之类的回答打发了我的问题。两人走到一边颇热烈地讨论起来，听得出是在交换寻找可靠的蛇头的信息。他们为自己的未来而兴奋，法国意味着能让他们彻底改变一个无业的年轻人的命运，能变得有钱，能成为荣耀的华侨，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切承诺，似乎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体力劳动就能获得。而他们，除了拥有年轻和体力，就一无所长。这个〃长处〃，如果他们留在中国，即使发挥尽了，也只能换来一个为人所不屑的温饱。于是他们就认定自己的前途在国外，一个汗水更有价值的地方，而且做好了充分发挥这个惟一的长处吃苦流汗的准备。这些高中毕业生被这样的憧憬鼓舞着，尽力地去掌握劳动技能。我和勃盖说了这些想法。
他说，他们值得尊敬。素华对我们说，在温州，儿子娶老婆，女儿出嫁，讲极了排场，父母都要花上十来万。她早就烦心两个儿子的婚事了。听说在法国，找对象很方便。两人看上了，就一起生活了。一分钱都不花就能成家，多好。应该让这些年轻人都去。反正儿子在温州结婚要花钱，还不如现在花在了路上，让他到法国找个不要钱的老婆。我和勃盖都笑了，开玩笑说这是我们和温州人接触以来，听到的最让我们信服的该去法国的理由。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4节：不去法国的陈老板
早上7点多钟，太阳已是白辣辣一片。从宾馆十几层的楼上往外看去，温州和昨天晚上换了个模样，像是一个大工地，远远近近都是未完成的建筑。一大早，这些高高低低的建筑上就爬动着许多工人，都是外省来的民工，大都是江西籍的。8点，我和勃盖鼓起勇气，离开了冷气开得足足的酒店，走到太阳底下。我们约好上午去乡下一家制鞋厂看看。勃盖听说制鞋厂在〃乡村〃，很是高兴，法文的〃乡村〃让他脑海里浮现出蓝蓝的天，开阔的青草坡，空寂的树林，秀丽的农舍。但他很快体会到，这儿的〃乡村〃和他的习惯理解不同，虽然离开了城市，他也没能进入他想像中的大自然，还得与熙熙攘攘的人群为伴。我们是坐每小时一班的短途客车去的。这些客车都是私营的，装满了乘客和鼓鼓囊囊的编织袋，乡间公路坑坑洼洼，发动机时不时要挣扎着发出一阵吼叫。勃盖挤在车后面的角落里，看着窗外公路边从不间断的一家一家摆着塑料板、水管、油漆或是日用品的简陋的小店，大锅支在外面的小餐馆，高低不齐一幢挨一幢的灰色的水泥矮楼，土红的窗框里伸出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穿过一个乡，街上人群的密度不亚于昨天晚上市内的大排档。他说自己毫无来到乡村的感觉，只是觉得进入了一个建设简陋的雏形城市。他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最直接的印象，天气的酷热和人口的拥挤，这两个感受交织为一种使人焦灼不安的压力。他甚至问，中国人习惯面对面地大声说话，是否正是在宣泄内在的压力？身边有个坐在大编织袋上40来岁的人，注意了我们半天，开口和我们聊天。他说勃盖该是俄国人，因为他在北京和俄国人做衣服生意，他们都是勃盖这个模样的。我说他是个法国人。这位服装出口商很兴奋地叫道：〃法国人！一个法国人！〃引得全车人都转过脸来打量勃盖，勃盖在众目睽睽下面带微笑，保持风度。边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一直很感兴趣地观察我和勃盖说话，这会儿轻轻地给我撂过来一句：〃你不是法国人，你也在法国，你的运气真好。〃勃盖听了我的翻译，做出惊讶的表情。他过后说，在全车人默默的注视下，这个女孩的话，让他顿生一个令人焦虑的念头：12亿中国人都在企图着小小的法国！
我说很理解那种氛围对他的刺激，但是我也告诉他我对那一片眼光的理解：如果那个好奇的服装出口商叫的是〃美国人〃或〃阿根廷人〃，大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仅仅针对法国的，这儿几乎就没见过西方人的踪影！你们西方人大老远的来看中国人，中国人当然也就占个便宜，看看送上门的老外。你要是早来几年，可能上了街都走不动道儿。要想碰上真正做法国梦的中国人，就得像我们这样，不避酷暑地去人海里寻找。
制鞋厂陈老板30多岁，是我们在巴黎的熟人的远房亲戚。他光着膀子，高兴地从两层小楼里出来迎接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他身上戴的粗大的项链、戒指等金首饰少说也有半斤多。小楼的底层是制作皮鞋的作坊，总共有30多个工人，看得出不是本地人。在作坊里转了一圈，看了看割皮、缝制等工序，他就领我们上了二楼住家，上茶让烟之后，便开始谈他的制鞋厂。在这个以制作皮鞋为主要经济的六七十户人家的村里，像这样规模的厂子有两三家。
他一年能净赚50多万人民币，但每双鞋的利润很小，只有3～5块钱。30多个工人，每人的月工资七八百块。陈老板躺在竹椅上，用杜蓬打火机点着香烟，感慨地说现在花钱的地方太多了：鞋子的商标是要付费的，是买的上海的一个商标，因为温州鞋的名声给搞坏了；去年翻盖厂房，就花了20多万；刚买一辆本田摩托，32万多，但他又花了1。5万，才办到能进温州市区的牌照；他有个儿子，给送到市里的一所寄宿式贵族小学读书，每年要花两万多；自己倒没有什么花钱的嗜好，就是有时候玩玩麻将，小玩玩，输赢一两千而已……勃盖对这番报账很感兴趣，一笔笔记下来，再折算成法郎。但是不管怎么说，陈老板是这里的有钱人。他的担心一是毒品，这里不少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都染上了毒瘾，最后倾家荡产。这玩意儿太厉害了。二是〃外地人〃，他说这里谋财害命、拦路抢劫的事都是外地人干的，主要是江西来的农民工。温州的社会治安，全给这些外地人弄坏了。作为有钱人，他进出都很小心。在他的工人里，没有一个江西人，而是周围比较穷困的山里招来的老实巴交的年轻人。
终于提到了法国。他说村里几家有人去了法国。不过他绝对不会去。他指指楼下：
〃我要是去了法国，那不就是和他们一样了？我们温州人在法国，还不是和那些外地人在温州一样。〃老板不愿沦落为打工仔，好理解，那么他的工人想不想去法国呢？〃他们去法国？〃陈老板很惊异，〃他们能来我这儿做工就高兴死了。几个月，挣的就比他们在家一年要多。去法国要花十多万，哪里轮得着他们。〃听熟人介绍，鞋厂是陈老板的父亲六七年前开办的。陈是家里的独子，两个姐姐都嫁人了，他父亲去年让他接手了鞋厂。陈老板说他父亲现在只管管厂内的事了。当问道为什么他不创办一个新厂时，他说现在不比七八年前了，做什么都有人要。就是这个厂，已经是费尽心血；他请了三个设计师，自己每年有三四个月在外头出差，随时掌握流行趋势，一不小心，就会亏本，因为为了保住销路，除了花钱拉关系之外，还要把利润降到最低。现在再开鞋厂，开一个死一个。
所以村里不少年轻人都没什么事干，家里都开着小工场，谁愿意去和这些外地人一起打工挣几百块钱一个月？有几亩地，也让外地的农民包了。我对勃盖说，听起来陈老板很有运气，因为他是独子，按照中国的传统，继承了家业。如果他还有一个或数个哥哥，他很可能就是那些没事干的年轻人之一。离开陈老板的鞋厂，勃盖觉得，他的那些同行把中国非法移民描述成被人贩子从土地上骗出来的穷苦人的说法，的确是有些一相情愿。我说，在还要继续进行的温州之旅中，他肯定还会发现些有关此土此民的一相情愿的法式说法。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5节：第一次温州之旅（1）
温州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个陌生的城市。了解一个城市，不仅仅是熟悉那儿的街道，更重要的，是熟悉那儿的人。这些年在巴黎和温州朋友打交道，我甚至都能基本听懂温州方言。在拍摄这个纪录片几年前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和那位法国记者朋友勃盖一块儿去中国旅行，还特意绕了一趟温州，尽管这个城市，在任何一家旅行公司的旅游线路上都不会找到。和温州非法移民有初步接触的法国人，总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周折地离开家园，来法国经受磨难？他们千方百计想要离开的家园是什么样子的？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没有机会吗？我以前也向温州朋友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得到的都是些不太认真的回答，比方说〃法国天气好〃，〃出来玩玩〃等等。但是也有人会认真地回答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把这句话翻给法国朋友，他们在玩味和感叹中国人的哲思的同时，还是觉得隔靴搔痒。还有的就是摆在诸多法国媒体上的现成的回答：逃避贫穷，被黑社会的人贩子欺骗离开了耕种的土地，被贩运到了西方，在地下工场里沦为当代奴隶……但是，作为和这些〃当代奴隶〃有过接触的法国记者，勃盖觉得很难在现实中找到他的同行们在报章上描述的那种感觉。
那么，感受他们的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自己到他们的故乡去看看？勃盖很是同意我的看法，我和他就在20世纪90年代中一个暑假期间一起去了趟温州。我带着巴黎的几个温州老乡给的国内家人的联系方法和托付的钱物，登上了巴黎去上海的航班。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我还受到一场盘问：进入候机厅前，一个穿着便衣的法国人冲我亮了亮警察证，然后诚恳地对我说，你大概是忘了申报5万法郎了吧？我心里觉得有些好笑，我明白这位警官在虚张声势。法国法律规定，所有资金，包括外汇，都可以自由流动。但是，如果携带超过5万法郎的现金出入境，必须在海关申报，以防黑钱的流动或是转移收入，逃漏税收。不申报者，一旦查出，所带现金很可能被没收，还要被高额罚款。曾经就有过回国的温州老板携带巨额现金出关被查获的先例。这条航线上的临检率一直很高。我笑着回答道，我没有5万法郎。警官似乎有些不理解，一皱眉毛，怎么会没有？那么你带了多少？我说1000多美金，您想看看吗？我掏出钱夹。
这位警官换了副神情，冲我摇了摇头。8月份的巴黎，即使气温偶尔升到30℃，但那也是一种通畅的热，轻风阵阵。其他时候都是很凉爽的。受南面地中海、西面大西洋之赐，西欧气候之佳，也是它被称为上帝的后花园的原因之一。勃盖是第一次去中国，在飞机上我就提醒他，得对8月份中国南方的热有所准备。他说自己都去过热带的非洲，不用担心。从上海转机到温州，已经是晚上。那年温州机场刚刚修建不久，大厅里服务台内只有几个公用电话。大家都挤做一堆，争打电话。一个人拿着电话大呼小叫，边上几个人就脸冲脸地等着，话筒一放下，前后左右就会伸出数只手去摘，动作慢一点，话筒已经在别人手里了。我也要给一个联系人去电话，问预订了哪间宾馆。开始我还试图排队：也就是紧挨在一位打电话的老兄身上，希望别人意识到并承认我是先到的。但很快发现这不奏效，电话一放下，立刻有胳膊伸出，甚至是从我的腋窝下伸出，把电话一把抓在手里。而且，对我的愠怒毫无反应，我就是在他脸旁十厘米处瞪眼，也不会影响他专心致志打电话。
我于是也加入快速伸手的游戏，直到听着打电话的人像是快说完了，就伸手去接话筒……然后另一只手捏着三毛钱，和其他数只手一道，争着往皱着眉头的服务小姐的鼻子尖下伸，让她收你的钱给开电话线。这时如果计较风度，就打不成电话。法国佬勃盖在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打完电话，我气喘吁吁从人堆里挤出来，让勃盖别奇怪，中国有集体主义的传统，大家谁也不瞒着谁什么，所以打电话也就不用避人……作为西方人，他一定能独家发现这里的很多地方特色：当时的温州机场，是我所经过的机场中最不守秩序的，比起中国其他地方来，温州人就是少些守秩序的习惯。勃盖问为什么，我说可能是因为教育吧。〃那学校里就该多进行教育啊，〃勃盖说。〃可是现在在中国上学，效果只能是耽误赚钱。所以得在赚钱和受教育之间做个选择。〃我们开着玩笑，以保持良好的情绪。尽管勃盖有所准备，温州的热还是给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一出机舱，像是从冰箱一下给闷进蒸笼里，凉热的强烈反差就让浑身的毛孔一乍。勃盖明白了，原来中国的热是这样的，热烘烘的空气又湿又闷，厚重得让他觉得像是裹了一床潮热的棉被。
那几天温州的天气预报是39℃。他说应该把这个天气切割下一个立方体的样品带回法国，让大家轮流在里面待一待。原来，那些非法移民把来法国的原因归结为〃法国天气好〃不是开玩笑啊。我说，那可是个很认真的玩笑。出了机场，我们立刻被出租车司机围上了。我和司机们讨价还价后，定下了一辆富康，招呼勃盖上车。他有些迟疑。问我刚才是不是和人吵架？不知怎么，我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不自觉地恢复了大着嗓门说话，举手投足的动作幅度也大起来，勃盖看来不能理解这种略带夸张的中式交流方式：的确，在法国，他也只见过我和大家一样，用退后半步就听不清的音高，和别人斯斯文文地说话。我告诉他，我和司机们没有任何不快，完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