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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付小帐的同胞太多了，我们何苦在这件小事上被人轻慢呢。
大家来捏水果
我赴旅馆接两位太太去逛百货公司，在大厅里碰到其他几位同胞都要去，所以我们大群人就上街了。途中经过一间小小的店铺，里面陈列了成箱成排鲜艳如画，彩色缤纷的各色水果。同胞们看了热烈的反应起来。
那位留着小胡子的胖老板好端端的在店里坐着，突然间闯进一群吱吱喳喳的客人，连彼此照个面的时间都没有，他的水果已经被十几双手拚命的又掐又捏又拎起来，无论是水蜜桃、杏子、梨还是西瓜都逃不过那一只只有经验的指甲。
这个老板好一会才回过神智，气得个发昏，大喊大叫的骂起山门来，我赶快跟他说： “这些捏过的我们买，对不起，对不起！”
这位老板还是狂怒着，啪一下把同胞手里抱的一个甜瓜夺了过去，瞪眼大喊了一声： “野蛮人！”
我听了这话也动了气，死命拉了同胞们离开，临走时对这老板说：“您太过分了，对顾客是这样称呼的吗？”
他将玻璃门对我脸上重重的关过来，那一次真是灰头灰脸，大家都扫了兴。两位太太问我那个混蛋西班牙人骂我们什么丑话，我照实说了，她们也很硬，要再回去对骂，我做翻译的自然是不肯了——那位水果店的老板其实是在自卫，不能算太错，再说先发动攻击的是我们。
吃饭还是吵架
我替一个考察团做了一点点口头的翻译工作，有一次全团吃晚饭的时候便硬要拉我同去，我因见同胞实在是诚心诚意，盛情难却之下，便欣然答应了。
二楼餐厅并不是我们中国人包下来的，四周还有其他的客人在吃饭。那一夜不知为什么全体团员相处得非常和谐亲密，有人建议唱歌，大家附议，于是大合唱——《望春风》，一面拍手一面唱。
一个人，心里觉得愉快时喜欢唱一唱歌是自然的流露，即使在一个餐厅里拍手高唱都不是什么太失礼的事，虽然这是很天真的行为。
望过春风之后，坐在我很远的两个不认识的同胞大概是兴致太好了，他们哇一声同时跳叫起来，彼此甩着手臂暴喊着划起拳来。
这一番突然而来的声势就像爆炸似的骇惨了全餐厅的人，两位同胞胀红着脸叫来叫去，别人初初以为他们是在吵架，又见手臂不停的挥着，茶房们都紧张的聚了过来，等到他们发觉并不是什么争吵时，那份藐视又好笑的表情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猜拳是非常有趣的游戏，可是要看场合，闹酒更是在私人场合才可做的事。过了一会四周的客人纷纷结帐而去，临去时厌恶的看着我们，有一个外籍客人的眼光跟我无意间碰到了，我石像似的跟他对着，四周猜拳的叫喊仍像放大龙炮似的起落着，这个人居然悄悄的对我做了一个很顽皮的鬼脸，我没有幽默感去反应他。在当时，因为过分窘迫，只觉得一切都像在梦境中似的不真实，几几乎要流下泪来，后来这顿饭怎么结束的都不太清楚，只记得临走时有一个同胞把桌上的烟灰缸摸到口袋里去。
在国外看同胞划拳也只有那一次，这实在是一次例外又例外的事情，所以记了下来。
我不是好欺负的
又碰过一种同胞，在外步步为营，总觉得外国人要欺生，觉得所有的人都有骗他的可能，一天到晚担心的事情便是怕吃亏，这种同胞因为心虚的缘故，所以住往露出架子十足，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铜墙铁壁似的表情，望之令人生厌，他好似在对天下人宣告——本人不是好欺负的。好厉害的中国人啊！
有一个朋友单独来马德里，过分猜忌他人的心理已使这人成了一个不能快乐的怪物，任何一次付帐，少到相当于台币一两百元的数目他都要一再的不放心的追问：“是不是弄错了？会不会骗我们？你确定了吗？刚刚计程车有没有绕路？”
我因为那几日一再的被这朋友无止无休的盘算金钱所困，烦得顶了他一场，两人不欢而散。我呢，吃力不讨好，出钱出力出时间，落得是一场不愉快，这真叫伤感情。
在有些古老的高楼建筑里，电梯是只限三个人一起进去的，有一次我的同胞们因为言语不通，挤了四个人，门房看了赶上来阻止，起了一场争执，其中一位同胞气着对门房挥拳，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怎么，你看不起我，我揍你！”我死命的解释，那个同胞不听，硬说门房看不起我们。我又解释，他冲着我来了，说我不爱国，我倒抽一口气硬是闭上了嘴。这四个人一涌都挤上了电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愉快的时光
大伯父汉清先生及大伯母来西班牙时都已是七十多岁高龄的人了。那时我在沙漠，千里迢迢的飞回马德里去陪伴。这一对亲人在西班牙相聚的时光可说是一段极愉快的回忆。
我们共游了许多名胜古迹，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们对艺术的欣赏和好奇，伯父伯母不抢购洋货，不考究饮食，站在马德里西比留斯广场边，一句一句的谦虚的要我解释塑像、建筑、历史、渊源……在柏拉图美术馆里面，大伯父因为已是高龄，我讨了一把轮椅请他坐着，由伯母及我推着他一间一间慢慢的去欣赏。这一对中国人，竟然在西班牙大画家戈耶的一幅幅油画下面徘徊不忍离去。他们甚至并不冬烘，在国内还在为了裸体画是不是艺术的争论的今天，大伯父母特别欣赏的竟是“公爵夫人的裸像”。遇见那么多的同胞，数伯父的问题最多，他不停的发问，我不断的回答，西班牙死死板板的历史地理政治和民情一下子活了出来，这便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秘密。当时我们下榻在一家普普通通的三星旅馆，不豪华不气派，可是我相信他们所得的见闻比国内许许多多来抢购西班牙皮货的同胞多得多。
有一位计程车司机对我说：“你们东方人的谦和气度真使人感到舒适，请你翻译给两位老人家听。”
我伯父客气的回了他一句：“四海一家，天涯比邻，只要人类还有一丝爱心存在，那一国的人都是相同的。”
这样的对话我乐于传译，真是有着春风拂面似的感动和平。
这样的同胞国内很多的，怎么不多来一点呢！
第三类接触
我看过同胞在飞机上把光脚跷得老高，也看过大批渔船船员在飞机上硬要两人挤一个位子，更看过飞机正在起飞，同胞一等空中小姐查看完安全带马上站了起来跑到后排同伴扶手上去斜着。还有一次是一大群同胞看别人叫酒，他们也乱叫，喝完了，空中小姐来收钱他们不付，说不知道原来是要付钱的，那一次惊动了全机的乘客，一场好戏。
两年前我与十六个同胞一起搭机由瑞士经香港回台，这些同胞是合约满了的远洋渔船的渔民，一路上大家表现都很好，不吵不闹，一行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他们也很客气，不爱吃的瑞士乳酪一律传来给我保存，这一路到了香港，当我们快要登上中华班机回台北时，一个外国中年旅客一不小心从下降的电动楼梯上绊了一交，重重的一路滚下来，当时我就在靠楼梯下面的椅子上坐着，本能的一声惊呼，冲上去要接住这位绊交的人，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同胞们看见别人绊倒，竟然不约而同的哄笑怪叫，甚而大力鼓掌，如同看马戏一般的兴奋起来。
我弯下腰去替那位旅客拾起了旅行袋，又拉了他的手肘问他：“摔伤没有？你自己动动看？你还好吧？”这位旅客面红耳赤低声道谢而去，他后来也上了同班飞机去台北，请问他对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如何？
我一定要说
我认识的一位西班牙朋友洛丽是一位极美丽而聪慧的西班牙女郎，她嫁的是中国丈夫，说的是一口许多中国人都及不上的京片子，去过台湾三次，师大国语中心的高材生。当她与我谈起台湾时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显见她对中国的深情。有一天我们在一起吃饭，她突然说：“台湾只有一样事情我不能忍受。”我问她是什么，她说吃完饭才能讲，吃完饭我又问她，她说：“你猜。”
我很自然的回答她：“餐馆内的厕所。”
后来我们都不再讲了，因为彼此意见相同，不愿再呕心一次。
隐地先生写过一本《欧游随笔》，三年前隐地随团游欧数十天，在他的书里也曾提到一件类似的事情，同团的同胞在飞机上用了厕所不冲水，隐地接着进去看见黄金万两几乎将他骇昏，赶快替前一位同胞做善后工作，又庆幸跟着进去的人恰好是他而不是一个外国人，总算保住一点中国人的颜面。
我个人在大加纳利岛上一共看过四次同胞随地小便的情形，三次是站在渔船甲板上对着车水马龙的热闹码头洒水。另一次是在大街上，喝醉了，当街出丑。
我其实并未看清楚，每次都是荷西将我的脖子用力一扭，轻轻说：“别看，你的同胞在方便。”
“你怎么知道是中国渔船？”我也悄悄的问。
“国旗在那里飘呢！”荷西笑了。
他总是笑，我一对自己的同胞生气荷西就要笑：“三毛，你真是荣辱共存呀！好严重呀！中国人真团结关心呀！”这种地方我没有幽默感，一点也没有。
有一次我们家来了七八个同胞，其中我只认识一位，这些同胞坐了一小时左右，非常有礼的告别了，当我们送客上车再进屋来时，发觉地上许多脏木鞋印，一路由洗手间印到客厅的地毯上，我心思比荷西快了一步，抢先开了洗手间的门，低头一看——我老天爷！！液体横流。原来他们没有用抽水马桶，错把欧洲洗脚用的白瓷缸当做了代用品。
荷西不让我擦地，自己闷声不响的去提了一桶水和拖把进来，一面发怒一面骂：“为什么？为什么？”
我听他怪我自己人，又反气了起来，无理的跟他对骂：“在台湾，没有这种怪瓷缸，这就是为什么了。”“他们刚刚上厕所不关门，我好怕你经过受窘，台湾厕所没有门的吗？” 他又说。
“荷西，他们是渔船的船员，船上生活那么苦，举止当然不会太斯文，你——”
荷西见我傻起来了，便是笑让下去。
“好啦！荣辱共存又来啦！”总是如此结束争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写到这里荷西走了过来，又问我到底写了些什么，我说我写了一些心里不吐不快的真情，写了些我亲身见到的同胞在外的言行。
荷西又是不快，说：“你难道就不能写别的？”“可是政府明令开放观光了。”
“你所见的只是极小部份的中国人呀！怎么这么写出来呢？”
“小部份也是我的同胞。”
“你不能回过去写那篇诗意盎然的《小路》吗？”“不能，《小路》可以等，这篇不能等。”
爱之深，忧之切，我以上所写的事情在每一个民族里都可能发生，并不止是中国人，可是我流的不是其他民族的血液，我所最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同胞和国家。恳请我的故乡人在外旅行时自重自爱，入境随俗，基本的行仪礼貌千万不要太忽略。至于你会不会流利的外语，能不能正确的使用刀叉，是不是衣着时髦流行，反而是一些极次要的问题了——你看郎静山先生一袭布衣，一双布鞋环游世界，那份飘逸的美多么替中国人风光。
在国内也许你是你，我是我，在路上擦臂而过彼此一点感觉也没有，可是当我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时，请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浪迹天涯话买卖
自小以来最大的想望就是做个拾破烂的人，一直到现在都认为那是一份非常有趣而生动的职业。
小时候常常看见巷子里叫卖竹竿的推车，那个车子岂只是卖几根竹竿而已，它简直是把全套家家酒的美梦放在一个小孩子的面前。木屐、刷子、小板凳，卖到筛子、锅碗、洗衣板，什么样的宝贝都挤在那一台小车里，羡慕得我又迷上了这种行业。
后来早晚两次来的酱菜车又一度迷惑了我，吃是并不想吃，那一层层的变化对一个小人来说又是一番梦境，大人买，我便站在一边专心的一盘一碗的颜色去看它个够，那真叫缤纷。
念小学的时候常常拿用过的练习簿去路边的小铺子换橄榄，挤在一大群吱吱喳喳的同学里研究着那些玻璃瓶里红红绿绿的零食，又曾想过，就算不拾破烂，不卖竹竿，不贩酱菜，开这么一家杂食铺也算是不错的事情。
再后来迷上了中药房的气氛，看着那一墙的小抽屉一开又一开，变出来的全是不同的草根树皮，连带加上一个个又美又诗意的名字，我又换了念头，觉得在中药房深深的店堂里守着静静的岁月，磨着药材过一生也是一种不坏的生涯。
后来我懂得一个人离家去逛台北了，看见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更使我迷失了方向，一下想卖干货，一会想贩花布，还有一阵认真的想去庙里管那一格一格的签条——在我看来，它们都是极有趣的谜语。夏天来了，也曾想开个冰果店，红豆、绿豆、八宝、仙草、爱玉、杏仁、布丁、凤梨、木瓜、酸梅汤……给它来个大混卖。
总而言之，我喜欢的行业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个“杂”。杂代表变化，变化代表一种美，美代表我追求的东西，至于它们哪一种比较赚钱我倒是没有想过。
小孩子的人生观是十分单纯的，无形的职业如医生、律师、作家、科学家这些事对我都太遥远，我看得见的就是眼前街上形形色色的店铺和生计，真是太好看了。
父亲常常说我是杂七杂八的人，看手相的人一看我的掌纹总是大吃一惊，兴奋得很，因为这么乱的掌纹他可以多盖好几小时。
童年到现在我从来不是个纯净而有定向的小孩，脑子里十分混乱古怪。父亲预言我到头来必然一事无成，这点他倒是讲中了。
离开台湾之前最爱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冷冷的冬天大街小巷的漫游，有店看店，没店看街，没街便去翻垃圾，再有趣的娱乐也不过如此了。
那时候是十一年前的台北，记忆中没有几家百货公司，“南洋”是记得的，别家都没有印象了。就算是去过，也可能里面货色不多，不如小街小巷里的商店好看，所以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初次离家时，傻瓜似的带了大批衣服——大概是预备一辈子“爱用国货”下去。虽然穿的也是所谓洋装的东西，可是挤在西班牙同学里面总觉得自己异国风味得相当厉害，这份不同的情调使我心理上极度的没有归属感，是虚荣或者不是自己也说不清楚。
当时父亲管我每月一百美金的生活费，缴六十美金给书院吃住，还有四十美金可以零花，那时西班牙生活程度低，四十美金跑跑百货公司足足有余，那时候一件真毛皮大衣也只需六十美金就可以买下一件了。
马德里有好几家极大极大的百货公司，衣食住行只差棺材没有卖，其他应有尽有，本该是个大开眼界的好地方，可惜当时的我青春过份，什么都不关心，下了课书本一丢，坐了地下车就往百货公司跑，进了电梯，走出来那一层必然是女装部，傻气得可以，却不知道青春少年本身便是光华，哪里需要衣服来衬托。
那一阵情歌队夜间老是到宿舍窗口下来唱歌，其中必有一支唱给那个名叫ＥＣＨＯ的中国女孩，我自是被宠昏了头，浸在阳台的月色里沉醉。回忆起来我的浪漫和堕落便是如此开的头，少年清明的理想逐渐淡去，在迷迷糊糊的幸福里我成了一颗大千世界的浮尘。
青春的甜美和迷人而今回想起来仍然不能全然的否定，虽然我的确是个百货公司里的常客和俗人。跟百货公司结了缘也是那一年开始的。
其实小店仍有小店的气氛和美，可是为了贪图方便总是喜欢在百货公司里流连，在外离家的人一切都不踏实，对生命其他的追求也觉得很可笑，倒是单纯物质的欲望来得实实在在，这种事百货公司最能满足我的渴求和空虚。
以后我去了西柏林念语文，德国人凡事认真实在，生活的情调相对的失去了很多，我的课业重到好似天天被人用鞭子在背后追着打似的紧张，这使我非常的不快乐。时间永远不够用，睡觉吃饭乘车都觉得一个个生字在我后面咻咻的赶。那时学校在闹区最繁华的ＫＵＲＦＵＲＳＴＥＤＡＭＭ大道的转角处，这条美丽的大道长三公里半，不但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艺术家们工作游乐的街头，在这条街上西柏林最大的数家百货公司差不多都是排着来的。
总是在上学的途中早一站下车，一面快步的赶路，一面往经过的百货公司里去绕路打转，每天上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