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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成败对我很重要，我是她的亲人，这种时刻我应该在她身边。”中国为人父母者最大的歉疚是他们认为本可以为孩子做的却没有做，有时候本是力所不能及，他们仍然会责怪自己，他们觉得作为父母应该为孩子付出一切。
中产阶层家庭一般并不指望孩子将来能够有杰出的成就，他们也知道，这很难，但是，他们希望孩子至少能够栖身社会的中产阶层，他们对子女的教育尤其重视，关键还在于，身为中产之家的父母深知孩子若要在将来跻身中产或更高层，需要具备相当强的实力，必须从小就为孩子打好基础。在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可谓殚精竭虑，对于年龄在30～50岁的中国中产阶层来说，做父母的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足够的重视。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之外，更多的支出是感情与心理的付出，对于任何处理好对孩子的期望值的问题，应当对孩子承担多少责任，是否应当把孩子作为自己的情感支柱，能否接受孩子与自己是平等的这一事实……凡此种种，较低阶层家庭的父母可能对此不会做更细更深的设想，他们可能会更奉行“顺其自然”的法则，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的金钱提供给孩子，也不能为孩子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心理上的指导，但是对时刻感受到工作上的压力的中产阶层来说，这些问题却是他们不得不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中产阶层家长还会在文化资本传承的内容，也就是“教孩子什么”这个问题上犯难：信仰、知识还是为人处事的手段？文化资本是一种象征性的财富，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中无处不在。对一个处在家庭文化氛围中的人来说，知识的传授可以从如何握叉子到有关男女的道德行为的概念。丹尼斯·吉尔伯特等人指出，儿童对于社会分层、对于品质、声望的阶层区分均会受到成年人的影响。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第140页。
显然，一个家庭中的父母言传身教什么，孩子就能够学会什么，尤其当他们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到底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呢？现在市面上流行种种有关教子之方的书籍，其读者群主要就是对于如何教育子女充满疑虑、诚惶诚恐的中产阶层父母。一位中产阶层朋友曾经说，每次谈论的话题一涉及子女教育问题，往往就会引来火热的讨论，每个人都有好多话要说。我想，这与今天的教育对象大多是独生子女有关，在一个把孩子的未来与自身的成就紧密相连的社会中，孩子的未来往往就是自己的未来，因此，对于子女的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往往意义重大。
中产阶层一般都比较重视言传身教，事实上，他们由于工作压力，经常得回家继续工作：看书、备课、改稿等等，有的还得继续听课充电。这种学习的习惯，就是一种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母亲N10说：“教育小孩就是在言传身教，比方说，小孩在做作业的时候，我们在旁边看看书，哪怕看看稿子，对小孩都会形成一种榜样的因素。你在旁边看电视，干别的事，最后的效果还不如你拿本书在旁边看呢。对孩子的教育就是在潜移默化、言传身教上面。”
在电话调查中我们发现，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在辅导孩子学习上比非中产阶层更加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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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自身具有文化资本，同时也具备教育的能力，那么他们进行文化资本传承的过程中遭遇到什么？中产阶层进行文化资本传承时遭遇到的最大的历史事件应该算是计划生育政策，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对大家庭文化制度有着强烈的偏好，这使得我国有浓厚的多子女生育文化，崇尚“多子多福”，对于家族文化的传承有强烈的愿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很长时间，政府对快速增长的人口也没有采取抑制措施，甚至加以赞赏与鼓励，在“人多力量大”的时代，马寅初提出人口要控制的观点还受到批判，导致人口严重失控，直到1972年，国家才确定逐步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979年，国家正式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将此项政策的推广率定为城市95％，农村为90％普及率。如今，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20多年来，广大城市居民一般都很好地奉行独生子女政策，只生一个（但是在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农村地区，则生育两胎甚至三胎以上的情形还很普遍。生育观念的差异也是导致城乡贫富差距拉大的各种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带来的不仅是大量的独生子女，同时也带来了对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
瑟罗指出：“教育成了保持个人竞争力的防卫开支。”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第246页。可以说，独生子女承载了家庭所有的希望。如果说以往的多子女家庭使父母无暇顾及孩子，并且同时也无力于对孩子给予过多的关注的话，现在普遍的情形是，望子成龙的愿望成了催逼子女成才的压力，子女的学业成就是大多数父母最大的希望；也是家庭理所当然的中心，孩子的学业成就成了衡量孩子是否听话、是否符合好孩子标准的指标。2005年春节期间，南京的中小学生心理援助中心热线电话接到的诉说苦闷的电话比往常还多，仅大年三十就有45个电话，孩子们最烦恼的问题几乎全在寒假的学习压力上。父母们让孩子在节日还要继续看书，在节假日给孩子的学习加码，《扬子晚报》2005年2月11日A1版。在读书压力下，孩子们已经将“自由的玩耍”当成一种奢侈了。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3）
过多的关注带来过多的保护。1996年是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跨进大学校园的年头，在各高校的报名点上，送孩子的家长明显多于往年，有的甚至是父母和祖父母一起出动，父母累得满头大汗，去办理各种入校手续，孩子则优哉游哉，轻松自在，孩子自我锻炼的机会就在过分保护下被剥夺了，杨东平编《教育：我们有话要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89页。这样同时也使一些没有经受过挫折的孩子心理特别脆弱。
对于此，很多中产阶层父母其实是有所反思的。N10是一位文化工作者，说：“我们（对孩子）的关注其实是有功利性的，我们总是希望他的成绩好，其实小孩需要的关注不是这个。也许成人和小孩需要的关注是有违背的。所以我也在努力去适应他，像现在他回家看电视我也尽量地克制自己不去说他，小孩子也应该有他自己的娱乐。如果不注意的话小孩子就会逆反，就会厌恶。”她跟我谈到了她朋友的孩子，一个学习成绩一贯很优秀的小孩，次次都是第一名，而且好多都是免考，但是这个小孩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开始厌学，不肯上课。家里人也都不知道原因。后来老师就找家长谈，又找小孩谈。最后向孩子保证，不给他任何压力，让他去听课，不给他做要求，结果他就自动地学了好多课。不再是由家长逼着他去上课，而是他自愿地选择了好多课。他报了奥数、作文等等，学习也继续保持了很好的名次。N10深有感触地说：“学生逆反的不是家长为我选择了什么课，而是家长的态度，就是你为什么要为我选择这么多课，实际上他自己也会去选择这些课，但是方式不一样，因为是自己选择的。所以大人应该让小孩子自己来安排一些事情，小孩子可能更能接受一些。”
但是竞争的压力，或者说，对孩子今后生活的担忧使中产阶层父母不敢放松对于孩子的关注，哪怕他们自己也深知催迫下出不了人才，他们还是常常无法转移关注的目光。N10说：“对孩子关注多了对他们有压力，但是不关注也是不现实的，只有一个小孩，你不关注他，你关注谁呢？比方说像我家小孩，从他有时候没有来得及丢掉的随笔呀，小文章呀，我们也能看得出来。”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冲突，恐怕并不只是在N10一个人身上发生。
中产阶层在进行文化资本传承时遭遇到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高校大扩招”。前面已经谈到，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为应届高中毕业生提供了更多的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满足了公众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渴望，但是，当“大学生”不再像改革初期那么“紧俏”或者说“吃香”的时候，文化资本的竞争不光是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否上过大学，而是上过什么样的大学，是不是名牌大学，而且，高校门槛的降低也导致求职门槛的提升，人们心目中接受教育的年限也从过去的大学到了现在的硕士、博士，中国进入了“文凭社会”。这样的结果是促使家长花更多的钱去择校，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而不是满足于考上一所大学。
在我们所做的访谈中，W8如此说：“按目前的目标，（女儿）最起码应该是硕士。现在本科已经很难找到工作。作为一个姑娘来讲，只有靠文凭才能把门敲开。至于做得怎么样就要看你的实力了，有这个实力没有这个文凭敲不开这个门，机会就少多了。”
N10则认为：“我希望儿子在电脑方面能够拿奖，我们的功利性目的就是以后能够加分，高考可以加20分。因为他的成绩都比较好，语文、英语都不错，数学比较突出，我们就是希望他的成绩比较平均，不要有一门拉下来，以后考一个好的学校，这样对他今后的工作好一点。我们没有特别的目标，就是希望他一路走得好，考一个比较好的名校。”
在文化资本的传承过程中，中产阶层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既有的知识以及教育能力对子女进行引导，N10率直地说：“我受的教育和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之间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常常会想，我在上学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儿子现在是怎么样的，就是经常换位思考一下。我自己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怎么对待我的，我自己又是渴望怎么样的对待。我经常会去这样想，无形当中就会这样去想。”还在孩子很小的时候，N10就开始带着他穿梭于各种培训班之间。“什么电子琴呀，英语、画画、围棋，这些班后来坚持下来的有围棋、电脑编程。围棋他是1段，小学4年级。因为我是学逻辑的，他爸爸是学数学的，所以他理性思维比较好，对逻辑思维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们实际上是根据他的特点去引导他。对于电子琴、英语，他后来兴趣不是很大，都停掉了。”对于上这些班的目的，她认为自己也不是一定要坚持怎么样，也会考虑到孩子的选择，她曾经与孩子有过交流，问孩子到底想不想上，不想上的话就不上了。孩子担心说：“这样钱不是浪费了吗？”N10明确地告诉孩子，钱浪费了没关系。因为她让孩子学习的本意就是去发掘孩子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去引导他，上这些班本身并不是最终的目的。
那么中产阶层在文化传承时看重什么呢？在双亲价值观上，科恩关于这个阶级模式的解释基于这样一种思想：中层阶级的双亲强调有自制力、有好奇心以及体谅他人是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自制能力和移情性的理解能力。而注重于服从、整洁、得体举止的工人阶级双亲则正在灌输行为的从众性。尤其在着重强调快活、好奇心和体贴父母上，中层阶级模式朝着人（儿童和其他人）的内部动力取向。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模式则采取固定的外部行为标准。这些一般的差异可以通过好奇心和做好学生，或显得体贴人和举止得体这两组之间的比较简洁地说明，在每对对比中，第一种选择表明内在发展，第二种选择表明和规范一致。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美国阶级结构》，第144页。
W15比较看重孩子的自制能力，他说：“我的小孩的性格还可以，比较注意别人，而且有克制力。吃过维生素之后，他很想吃一块糖，我们跟他讲，糖对你的身体没什么好处，他就看了半天，很想吃，但是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这是一个小事，但是，最后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个性今后对他很好很好，能够约束自己。”W15在从事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发现自制能力对于一个员工的重要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们那里有一个员工，刚来的时候，W15曾经问过他：“你不会迟到吧，每天30～40分钟的路程？”这名员工保证说，绝对不会迟到的。结果后来差不多天天迟到，扣钱都忍不住。W15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很容易被别的事情打搅，因此他认为一个人没有克制力是不行的，他说：“克制是一种性格。我儿子在不到1岁的时候，就能够一个人坐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在那里乱涂乱画的，他很小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出去吃饭，他就可以很长时间不哭不闹在旁边玩。这就是一种克制力。而且讲道理也能够讲得通。有的小孩就不懂道理。”
第四部分中产阶层文化资本的传承（4）
W4是大学教师，教育学博士。她很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及与人相处的能力。她说：“我想至少我不会非常关注他的学习成绩，不会像有的家长一样非要考什么样的成绩、什么样的学校，差不多就行了。特别是在小学、初中，当然他如果有能力拔尖也可以，但不要刻意。我觉得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然后有爱心、同情心。这些很重要，然后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动手的能力。
他从来没有说什么东西都是他自己的，别人都不能吃，他小时候吃巧克力、糖，都是他一个，我一个。没有什么说是专门给他的，这种情况非常少，至少他吃的时候，我也会跟他一起，一人一半呀，你一个呀，我一个呀。不能让他觉得这是专门给他一个人的，是专门给他一个人的。”
N10则引导并且欣赏孩子的善良：“我儿子天生比较善良，老师也说他是与人为善。我们还是很欣赏他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出人意料地发现他的优点，很纯真，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惭愧，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些。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一点文字的东西，给他一点鼓励。而且做得很浪漫，写在银杏叶上，或者书签上，放在他的床边，让他醒来之后就能看见，也是对他的肯定，所以他就更加努力地往这方面发展。我们的孩子在对待人方面特别善良。他在班上都是很特别的，没有一点点打斗的事情，而且他特别不喜欢欺负弱小。我们也给他买一些关于培养爱心方面的书籍，比方说，拿《爱的教育》给他看，但是他看了之后没有我们希望的那种激动。像我们大人看了都会感动得掉眼泪。但是他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没有给他社会化过，他的天性非常美好，他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跟主人公做的一样。我就觉得孩子的善良很重要。”
这时，我问了她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那有没有想过以后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万一遇到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情怎么办？”她说也想过这个问题，这样很纯真很单纯的孩子，以后很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人欺负，可能上当受骗。但是虽然很担忧，却又不忍心把这种纯真的东西破坏掉，因为这样的话也会很痛苦的，灌输太多社会化的东西对他也不好，对他心理也不太好。作为母亲，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顺顺利利，同时她又感觉自己的孩子身体瘦小，还有些挑食，因此她最担心的就是孩子太纯真，怕他今后遇到伤害，她觉得孩子很文弱，内心世界非常丰富，身上有一些女性的特质在里面。她认为：“男孩子有些女性特质看上去比较让人喜欢，因为他不闹事，也不是很烦很闹的那种。但是到社会上一看，在这个竞争很激烈的社会上，他就显得很弱小了。这也是我们担心的。”
为了让孩子今后过得更好，同时避免伤害，他们给孩子早早地做好了职业规划，要给他选择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面对面竞争的职业，比如说电脑编程这样的工作，比的是智力。不过她认为自己并不是在安排他的职业，主要是孩子对这些方面有兴趣：“他对电脑很有兴趣，经常去买电脑杂志，而且看得非常专心，父母都不看的电脑杂志，他能够自己从头看到尾。对电脑的知识，比较新的东西他吸收得很快。我们电脑坏了，他三两下就搞好了。他从小对电脑就特别感兴趣。而且电脑里面都是英文的东西，他那时候英文不懂，一些符号的东西，他摸索摸索都懂了，他对这些很有感觉。所以我们也就从这些方面对他加以引导。面对面的直接的竞争少一点。”
显然，针对孩子的性格与兴趣，这位母亲已经对孩子的未来做了比较具体的充分的规划设计，孩子正在按照她的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