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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S7，均为大学教授，虽然他们都强调自己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比如说不大看小说，不大看文学作品，但他们的阅读都有着一个突出的共性，即书房里的阅读已经成为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专业性的阅读中，他们体会到求知的乐趣，也从教学与写作中品味出成功的愉悦与自豪。
那些年龄在30岁左右、从事非研究性工作但需要专业技能的职员则有着不一样的特点。S4，一位电脑公司经理，说：“以前在银行工作相对轻松，较喜欢看一些传记或者励志的书，现在是IT专业书看得多。”S3，一位旅游学校毕业，后改行做商业的私企部门经理则说，为了今后的发展，他自费去读了上海交大的MBA课程，“以前我是做业务的……不是很好，就想自己进修一下。在读书之前你是这个高度，读书之后你又是一个高度，在企业中你就可能站得比较高，对管理的认识会比较深，而且知道去哪里找相关的资料。这学习我认为很重要，没有读MBA之前不知道去哪里找资料。”他们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并不是要在专业上做出什么样的科研成绩，只是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提高自己，更加自如地把握、处理相关事务。
尽管人们进行专业阅读的出发点不同，但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对专业技能的要求，从而使他们对自身的知识储备有着与众不同的紧迫感却是一致的，故而他们要保证足够的时间来使自己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本专业及相关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对这些知识的掌握与运用，又给他们以一种成就与自豪感，反过来又进一步确立了他们对自身地位与声望的期许。
信息获取型
第四部分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2）
或称知识博览型。这一特征比专业研修型具有更为宽泛的适应性。新中产阶层，正如阿尔文·古尔德纳所言，是“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并控制自己的工作状况”，古尔德纳，同前引书，第7页。对于生活在各个行业的白领从业者们来说，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已成为立身之本。一方面，他们要保证对相关专业领域最新发展的把握，同时还要及时了解国内外时事要闻与财经消息，因为这可能与他们的工作前景密切相关，同时也会与个人的财富积累有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中产阶层又是一个十分重视交往的群体，如何在日常交往中引起话题，如何就大家关心的事情进行沟通，如何展现自己丰富的知识与独到的见解，都是中产群体自我形象塑造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对信息或知识的获取都是新中产阶层日常阅读的又一大共性。
在银行研究部门工作的S2说：“天天上网，天天就挂在上面。财经类的、时事类的都比较喜欢看。我们对这些比较关心。因为金融方面的变化比较大，它时刻有新东西。像今年，汇率问题，比较敏感，美国包括日本也在向我们施压，那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汇率一旦变化，我们的市场就会受到影响，你要赶快想个对策。现在果然有影响，老百姓纷纷把美元提走，把它换成人民币，所以我们银行的外汇存款大量缩水。”在大型国企做中层管理的B15说平时连看书看杂志的时间都没有，“整天一大堆的专业材料看还看不过来呢”，为了买车，“找了些汽车方面的杂志，看看哪种车比较好，性能啊、价格啊什么的。”车一买回来，那些杂志“就全都扔了”。为了事业的更大发展而从安徽来到上海的S8同样具有更强的目的性：“自己订了《民主和法制》、《新民晚报》。有时候看招聘信息，企业招法律顾问时可以顺便把自己的档案投给他。随便看，像现在炒房子，看看房子。这是很好的投资。我已经帮别人赚到钱了，自己没赚到钱。”自己开公司的N3说，自己看报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信息，“像我们做生意的，看报纸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是别人不太在意的信息类的东西，什么房屋招租啊，车辆买卖啦，可能会关心建设的动态啊，有关政策的东西啊，或者相关的房地产动态啊，一些讨论啊也会看一看，中午休息么也会看一些其他类的东西，小说连载也会看一看。”主任医生S9说自己平时在专业书之外，翻阅的报刊有《新民晚报》、《参考消息》、《报刊文摘》、《文汇报》，“主要看些国际形势内容，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还上些主要的网站，英文的、中文的、台湾的，全上；雅虎，还有就是新浪网，有些国际时事、军事、财经频道”，因为他也在炒股，所以对这些消息都很关心。不难看出，中产阶层最普遍关心的是国内外时事，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动态。他们对经济、股市、大事的关注是因为这些是国家宏观走势的晴雨表，从中可以探知国家的金融政策与经济政策，这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此种阅读体现出人们在信息获取时明确的目的性与强烈的功利性。竞争的激烈加剧了人们的工作压力，要使自己不被时代淘汰，不断提高自身的生活质量，白领工作者们必须保证及时了解身边、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事，这样既可以掌握更多的知识信息，也可以为及时更新个人的知识结构做准备。
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一个人要想在本专业领域内保持领先，必须付出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其直接后果是：人们无暇顾及对其他领域知识的掌握；而知识本身是无所谓界线的，在学科交叉发展迅速的今天，任何研究者若为学科范畴所局限，都会影响他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发展。这就更加重了人们的工作压力与学习负担。
消遣娱乐型
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让人们体会到舒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压力。人们以往单调划一的生活，也因大众传播手段的多元与生活服务设施的增加而有了更多的选择可能。为此，许多人在工作之余选择可以放松大脑、松弛神经的文化业余活动，娱乐与消遣成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报刊、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直观、生动、轻松与快捷的表现手法，在满足人们的娱乐要求方面，其功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阅读。茶馆、酒吧、咖啡馆、卡拉OK厅等大众娱乐消费场所也成为许多人消费的经常性去处。尤其是青年人常常会“去一些歌厅、酒吧、咖啡厅吧，还有一些娱乐场所”（G7语）。大众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形式迅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首先是出于自我愉悦的需要。苏珊·朗格说，过去，大众不接受艺术。音乐、绘画，甚至书籍都是为富人准备的。人们一直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有机会的话，穷人，也就是普通人，也会欣赏艺术。但是现在，人人都能够阅读、去博物馆、听古典音乐会，而大众对艺术的判断已变得非常现实。SKLanger；“OnSignificanceinMusic”；LAJacobus；ed；AestheticsandtheArts（NewYork；McGrawHill；1968）；p183；CfPierreBourdieu，opcit；p31我们所调查的对象的消遣娱乐活动往往又可以根据年龄的不同分为两种：传统式与时尚式。
第四部分竞争压力下的中产文化生活特征（3）
传统式在30岁以上的人群中最为普遍，这个年龄层的人的日常文化生活一般仍是集中在书、报、刊的阅读与影、视等的观赏上。这种情形下，观赏者是以主体的姿态审视客体，虽然主体可能会被客体感动，但在主、客体之间距离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女性更容易受到情感类作品的感动，而男性则偏重知识性的补充。女中学校长S1在接受访谈时笑言自己喜欢看反腐倡廉的戏和有小资情调的电视剧，喜欢反腐倡廉的戏是出于工作上的原因，而她骨子里则有着一种浓厚的小资情绪，因此对情感类的作品情有独钟：“像《金粉世家》这种感情的戏，也不光是爱情的，还有亲情，很感人的。”作为另一种放松，她也会从报纸中找到一些乐子，“有时候看看算命书”，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我订了《大公报》，它里面每个星期有个杂志，配下来的，里面会测你每周的情况，确实蛮准的，我会看生肖什么的，看有哪些跟我符合的，”说到这里她又笑了起来，虽然《大公报》“在香港是星期三出来，到我这里已经要星期一了，已经过了，但我会对照一下，咦，我发现蛮像的嘛，蛮有道理的。我倒不是那种非常相信的，但会觉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个年龄的男性则相对注重更理性一些的内容，他们的阅读或影视观赏重在弥补自身在某些知识方面的欠缺与不足。S9说，对影视作品，他喜欢看些“古典的、历史的，可以增加点知识，给你点东西。乾隆系列我都看了，《还珠格格》就不一定了，我喜欢有历史背景的，像什么《走向共和》了，还有红军长征，历史题材的（东西）。”N3“倒是看书比较多，传记方面的，比如回忆‘文革’时期的，林彪、陈伯达什么的，这可能跟年龄有关，我们对这多少知道一些，但又不是很了解，就想多知道些，像30岁的人，他们可能就不清楚，也没这兴趣。比如曾国藩的传记、《雍正皇帝》什么的，觉得蛮有意思的，好玩，以史为鉴嘛。”与此相应的是，这个群体不大去喧闹之处，他们经常去的公共消闲场所往往是茶馆或咖啡馆等相对安静的地方或乒乓球室、游泳池等运动场馆。
时尚式指时下热门的、被视为中产生活新形态之一种的酒吧文化，这在北京、上海两地表现得尤其明显。酒吧文化的消费者一般可以年龄区别开来：30岁以前的人是酒吧消费的主流人群。上海的一位音乐爱好者S4因为喜欢音乐，喜欢听欧美的流行歌曲，在30岁以前经常去那些有现场乐队的酒吧，喜欢去听他们演唱。他说：“酒吧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吵闹的，一种是安静的。安静的酒吧会放些柔和的音乐，这个比较适合学生或谈朋友什么的。”不过，他认为：“去酒吧本来就不是要谈什么事情，就是大家去放松放松喝喝饮料。”即使这样，那些“吵闹的”酒吧“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去得比较少了。”另一位受访者S3说，酒吧“也就是节假日去去。上海的酒吧大部分都很吵，音乐很响，这个东西一定要人多才有趣，三四人的话就会嫌吵，一般是一桌，越吵越好。”虽然“运动也是很好的放松”，但他们之所以喜欢去酒吧，而且觉得“越吵越好”，是因为“就是吵一吵，也很有气氛呀。”虽“没什么深谈的”，可这样就会“时间过得比较快，而且比较轻松。不是很累的……喝酒啊，掷骰子啊，乱七八糟的，反正平时不搞的，就那时搞好了。”追求轻松愉快，是他们文化生活的主要目标。
旅游、运动型
利用节假日出门旅游与定期的运动健身正日渐成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中方兴未艾的新型项目，同时它们也是中产与非中产之间差异较为明显的所在。在旅游在大多数非中产看来还显得有些奢侈的时候，许多中产者已把它作为调剂平时紧张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他们认为，不管是从培养孩子的角度还是自己身心的放松来看，旅游都不失为一种有效、有趣又可行的办法。在繁忙、喧闹的都市里呆久了，附近的小城风光与乡村野趣已经成为度周末的向往所在；生活在他处，较为遥远的异地他乡以其绮丽的自然风光与文化特色成为他们最为热衷的旅游目标。西藏、新疆、海南、敦煌、香港、国外，都留有他们行过的足迹。而从中产群体内部看，在旅游开支的方式上，目前则存在着两种比较明显的差异：公款消费与自费消费。或者借用一位受访者的话，在“自主消费”与“自愿消费”之间是应该加以区分的。一方面，许多享有工作之便的中产者们，最常见的一种出游方式是借出差的机会顺便旅游，以致有许多中产已经对旅游“不是特别热衷”、“不是很想去旅游”了。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这些便利，或很少有这种公费出游机会，只能自费进行旅游的人，虽然觉得自己玩得很开心，但每念及此总有些无奈与愤愤不平。而从旅游的方式看，更能体现中产群体旅游趋势的应该是这些“自愿消费”的人。自助游与自驾游成为他们最经常选择的出行方式；回归自然，陶冶于山水之间则是他们最钟情的旅游目的。
有规律的运动健身也为中产们所热衷，而从人们所进行的运动健身方式上同样可以发现潜在的阶级差异性。B1说：“比如打台球，在国外是个什么样？在前几年的北京随便在哪个街头就可以看到许多人光着膀子在打来打去，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有一本书叫《格调》，确实你一看，就有层次上的对比区分。”正是出于这一点，这位接受我们访谈的北京IT业经理说，自己会去打羽毛球、高尔夫球、篮球，但绝对不会去街边打台球，因为从打球的方式上看，这些人会去这样打台球，“同时也可能会买票不排队”，其中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这里，了解布迪厄对运动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理论的高度来理解不同运动与阶级分类之间的关系。布迪厄认为，人们必须从三个层面考虑运动所代表的东西：（1）经济、文化与体力上的消耗，（2）身体、经济与社会的收益，（3）符号收益。也就是说，人们应该考虑：对不同的运动，不同的阶级付出了怎样的消耗（经济、文化与体力上的）和收益（身体、经济、社会与符号上的）。所谓身体上的收益，指个人拥有的健康、美丽与力量。所谓经济、社会方面的收益，指个人的向上流动等。因为“由个人自我价值，特别是个人的身体或言语这类的某些知识形成的自信，事实上与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有的地位密切联系”，所以那些中产阶层的妇女更多地意识到美丽的作用，与优美体态的重要性，并为此耗费了大量的投资。所谓符号收益，指由某种运动的稀缺性、与某个阶级联系的紧密性等带来的阶级区隔效果。就法国而言，拳击、足球、橄榄球或塑身运动让人想到劳动阶级，乒乓球与滑雪让人想到中产阶层，高尔夫让人想到上层中产阶层。Bourdieu；opcit；pp20；206在中国，人们则倾向于认为，中产阶层总是乐意从事高雅的运动，比如高尔夫、网球、游泳、场馆健身……它之所以高雅，一方面是因为它自西方舶来，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运动都需要金钱消费上的一定支出。而这些支出，就目前人们收入的普遍水平来说，它往往是一笔不菲的数目。
比如高尔夫，这种在西方也多是上层中产阶层从事的运动，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城市白领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流行，许多人渴望体验这种“高雅的运动”，可是它高昂的费用仍让多数人望而却步。B6说，只要安排好，她平时会坚持每周打两次高尔夫，天天打羽毛球。许多国企的人刚开始都不敢打，因为“打高尔夫，每年要几万块钱啊，这就在空气中说没就没了，打一场球一千块，除非你有会员证，这又得十几万。”故而有许多白领只能去价格相对便宜一些的练习场去打。一个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请客户打”，高尔夫运动作为“一种工作上的需要”已经纳入国内某些企业日常的开支之列。而这些企业，用一位访谈对象的话说，基本上是公家的，私人性质的很少很少。确实，很早以前就有的“在办公室谈高尔夫，在高尔夫谈生意”的说法，也说明了高尔夫在中国是很少由个人掏腰包来消费的。其他的运动健身也存在这种情况。许多中产人士“会常常去健身”，因为“公司办了卡”，S4“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基本上一个星期要去游两三次泳，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但是现在他几乎就没再去游过，因为这边的公司没给他办卡。我们的访谈资料显示，就各种运动的种类而言，中产人士参与最多的往往是网球、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篮球等项运动。布迪厄所说的可以从运动类别判断阶级差异的论断，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现阶段中国的情形。
第四部分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1）
从我们对中产阶层在现阶段文化消费方面的行为与特征的分析可知，原本需要资本积累的阶级品味，在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群体的现实生活中只能说尚处于起步时期，还缺乏坚实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就文化艺术的欣赏而言，它需要在一个适当的场域中用某种氛围来熏陶、来培养，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需要惯习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些拥有最大量文化资本的人，会在孩子的教育及文化实践上大量投资，以获得并增加他们特有的稀缺性；那些拥有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