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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近代都市的发展与中产阶层的形成（2）
随着上海外贸重心地位的确立，促进了金融业、商业、加工业、运输业的发展，许多新兴职业的出现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已有凭借新式职业谋生的人群：洋行雇员、进出口商店伙计、新式学堂教员、银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系统职员等。据1909年的不完全统计，上海至少有165种行业，一些行政、文化、娱乐业机构还不包括在内。上海商务总会：《华商行名簿册》，1909，转引自乐正，同前引书，第80页。1895年统计，上海约50万城市总人口中商业从业人员75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3页。到20世纪20年代职员群体进入了发展期，分布范围已很可观，主要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合计近20万人，其中店职员近10万人，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22、724页。商业人员约为20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16页。南京路上除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外，还有近200家专业商店。1926年开业钱庄达87家，1919～1925年，开业银行年平均数为49家，各地商帮在上海开办的行、号约有340余家。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528～530页。以移民为劳动力主体的各种新式职业的发展，是20～30年代上海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的表现，反映出城市自身演变的内生型动力的不断增强。
作为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向上海的集结，既是20世纪新型教育体制及社会分工和转型的产物，也是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40～50年代以后，从上海和江浙邻县地区逐渐集拢来一些旧文人，与“西儒”一起译书、办报、开学堂、立书馆，结成上海租界上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同前引书，第729页。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知识分子已颇具规模，约有1200人。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张仲礼，同前引书，第1025～1026页。1909年增加到4000人。这些新型文化人大体上的构成是：①在教会工作；②在西人文化机构工作；③在国人自办的文化机构中工作；④靠知识独立谋生。这些人只有很少几个是上海本地人，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从传统文化人到新型文化人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转变、自然集结的过程。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第258、263～264页。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在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主体意识更加强烈，体现在迁移目的性上的个体主动性更强。20～30年代迁入上海的知识分子堪称中国文化界现代性最强、最为显赫的一支力量，几乎为清一色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大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此外在本土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各类各级新式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外地人，大中学校生源中外地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要精确统计20～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包括学校体制内的教师群体）的人数十分困难，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1936年上海中小学教职员与新闻记者有3万人，1946年自由职业者为53584人，1950年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2942人，由此推算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人数在20万上下，如果仅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计算的话，包括其他领域知识分子，人数不会少于40万～50万人，甚至更多。忻平，同前引书，第132～137页。
上述以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他们与传统老中产阶层的区别，在米尔斯看来，主要在于财产关系的变化。消极地说，这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5页。而无论是新中产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他们都是上海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转型的产物，构成了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给予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以深刻的影响。
第五部分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1）
限于资料和篇幅的关系，本文对中产阶层职业结构、职业地位、生活方式及群体特征的分析仅限于新中产阶层。
从上海中产阶层产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所谓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在职业、地位、收入等方面相差甚大的群体。就职业结构而言；职员通常包括了在社会科层制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技术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工厂中上至厂长、工程师，下至办公室的普通管理人员，商店里的经理、店员、练习生，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以及银行从总经理到主任、办事员等都可归为此列，其范围涵盖了各种行业、各个等级。知识分子则主要指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包括作家、翻译在内）、律师、建筑师以及教师、记者、编辑、医师、会计师等等。职员与知识分子无论是职业构成还是职业特征均有着诸多差异，之所以将他们归之于同一个群体，根本的原因是其内在的作为一个群体必需的共同要素已经具备：那就是他们均受过较高的教育，以拥有的某项专门技能而非体力劳动服务于社会，有一个体面的职业，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其产生和发展与现代化造成的社会分工密切相关。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乃是社会分工的后果，社会分工正日益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表现为职业的分化以及个人活动的多样化。随着社会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横向的社会分工必然导致纵向的社会分层。当生产资料的占有在人们收入和财富获得过程中的意义下降，社会个体或群体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技术水平的意义上升时，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就不再作为界定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了，而人们的职业结构及职业地位则成为社会分层的主要要素。因为社会分层及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是有一个由市场需求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对其占有必须具备相应资格或技术水平与教育水平的职业结构。也就是说，职业分层与收入结构和财富分配结构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职业结构和职业地位既是社会阶层地位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并为研究上海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中产阶层的社会态度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方便。
上海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和职业地位与近代上海社会转型密切相关，20～30年代上海职业构成的复杂化和专门化源自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第二产业发达，第三产业迅猛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强化社会管理与社会组织的功能，由此带动社会管理层及企业管理层、办事人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职业阶层的增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转变中在劳动类型方面表现出的重要特征。其产生与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社会后果，又成为现代化的加速器。忻平，同前引书，第86～88页。因此，从职业结构来看，尽管新中产阶层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都源自于上海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变化的潮流和趋向。其中商业从业人员是第三产业中人数最多的主项，以“四大公司”为主干的现代商业成为上海商业的基本方向，带动着全市各类商业不断加深现代化程度。1935年作为社会生活管理层的“党、政、军”及其政府相关企业中的半脑力劳动的“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已达到了3％以上。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体育、艺术等非物质性部类的职业人口数量已大为增加，如果加上“学界”和工商业中的白领管理人员，已接近或大于5％。同上引书，第87～88页。职业结构重心的变化一方面扩展了职业范围，打破了单一的职业结构，另一方面导致社会流动速度加快，劳动力的垂直流动及横向流动，优化了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配置。由于职业的获得主要依靠自致因素，而非代际传递，因此职业人口中的现代性成分大大增强。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在发展中国家，更加现代的机构越多，这些机构分布越广泛，它们的人民中就有更多的人具有我们称之为现代的特征。”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34页。只是新兴职业的发展尚未取代大量传统的职业，正处于新旧杂陈的嬗变阶段，从而具有典型的社会转型期特征。
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源自职业结构的变化，它取决于社会分工之下市场的需求状况、职业的社会功能及职业本身的知识技术含量，并通过收入或报酬的量化指标显示出地位的高下之别。戴维斯认为，与职位相联系的报酬大小的决定因素是：（1）对社会的功能重要性；（2）合格人员的相对稀缺。那些极其重要的和苦于缺乏合格人员的职位可以获得最高的报酬。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23页。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中产阶层的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相关度甚高，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状况，由于中产阶层人数不少，职业和收入往往让一般人所羡慕，使得这一群体的发展趋向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大于任何其他阶层。
第五部分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2）
随着上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加快，新兴职业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职员就业在总体上供不应求，法律顾问、律师、会计师、经理、总办、秘书（尤其是英文秘书）、译员、工程师、医师、药剂师等职业颇受青睐。对新式职业的职员（女职员除外）来说，一般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对能较早获得较高学历的青年，一般不难得到优厚的收入。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5页。1921年邹韬奋自圣约翰大学毕业进入上海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月薪120元。三联书店编《韬奋：韬奋画传·经历·患难余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4，第147页。同年沈雁冰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时，月薪已升至百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72页。随着上海教育事业的发展，教师的薪水也在增加。1927年市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元，校长最高可达100元。中学教师月薪平均433元，校长最高可达180元。《上海市教育统计——民国十八年度》，第52、93页。转引自李彦荣《民国时期上海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南京：《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第63页。复旦大学各科主任月薪100元，一般职员40～60元。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页。20～30年代因上海经济发展对律师的巨大需求，使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1928～1930年律师报酬的公费数额（指委托人按法律规定支付律师的报酬）上海为全国最高，刑事案件的第一、二审所收公费之最高额为800元，民事案件达到1500元。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第72页。30年代，史良开始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办理的第一桩民事案件胜诉后得到了500大洋。史良：《史良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8页。同时，上海作为全国文化重镇和出版事业中心，20年代各种短期文学刊物、小型民办书店、民办出版社如雨后春笋，造成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随着文化自由市场的形成，出现了中国第一批自由撰稿人，他们依靠稿费、翻译费、版税和编辑费的收入来保证生活。陈明远：《文化人与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63～64、54页。沈端先（夏衍）自日本留学归来后，1927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译书成为其公开职业，译稿费每千字2元，每天译2000字，每月可有收入120元。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第129～130页。鲁迅从1927年10月～1936年10月在上海生活的9年间，据陈明远考证，平均每月收入700多元（约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属于当时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同时也是五四至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60页。
如果对中产阶层职业收入和职业地位作具体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新中产阶层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地位结构分层。直接表现为中产阶层不同行业和不同级别在收入序列上的差异以及自上而下递减的收入规律。抗战前四行二局一般职员月收入（含各项津贴）在100元以上，中小银行中级职员在50～60元之间；30年代上海报社主笔月薪200～400元，编辑主任100～200元，编辑40～100元；新式商业系统的高级月薪100～200元，普通职员20～40元或10～30元不等；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747页。相较于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异，行业内部的分层更为显著，上下层的差距有数倍甚至十几、二十几倍之多。以政府公务员为例：1928年市长的月收入为675元，局长、秘书长和参事同样薪水丰厚，月收入为450元。其余45％的雇员每月挣60～250元，45％的低工资者每月收入20～50元，还有极少数人每月基本工资为20元。最低工资和最高工资之比为1∶225。《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年刊（1928年）》，第411页。转引自〔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89页。在外资企业服务的职员收入可观，差距更为悬殊。销售部主任可月进千元，高级职员在200～400元，中级职员100元，普通职员50元，练习生10～20元，高低相差50～100倍。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6页。文化人的差异也十分明显。按稿酬标准及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4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1～2元，每月个人生活费及书刊费约20～30元，结婚成家后每月生活费需60元左右；小有名气的作家稿酬为千字2～3元，生活费120元；二等作家已成名，稿酬为千字3～5元，生活费至少160元，月收入有200元左右，进入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一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元甚至更多。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02页。如果我们从总体上按照职业地位和职业收入作一个初步的划分，那么新中产阶层大致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市政府的市长、局长、秘书长、参事，企业、公司、银行及商业系统中的厂长、总工程师、经理等高级职员，大学校长、教授，报社主笔，著名作家、律师等应属于上层，其职务或地位在同行中为最高级别，月收入至少在200元以上，其中一些人处于向社会最上层的精英阶层过渡的位置。中层包括市政府中的科长、一等科员、二等科员，企业、公司、银行的中级职员，工程师，大学讲师，中小学校长，部分中学教师，编辑主任，小有名气的作家等等，其职务和收入都处于行业的中等地位，月收入一般在80～200元左右。下层基本上由处于行业末端的几个级别组成：市政府中的三等科员、办事员、雇员，企业、公司及银行的普通职员，商业系统的普通店职员，小学教师，打字员，练习生，文学青年等等，月收入大约从20～80元不等，其人数构成中产阶层的多数。同处职业地位序列等级的上述群体，由于行业间收入的差异，在收入上有超出或不到各等级划分标准的情况时，应根据职业性质和职务地位作出相应的界定。
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工人生活的统计调查，1928～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元，最低为8元，一般为158元；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元，最低为7元，一般为125元；此外加上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4～5人的工人家庭，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28～32元。同上引书，第75页。30年代国内学者以月薪34元为低收入档次的标准，可见，中产阶层下层中的普通店职员、练习生、私小教员的收入与一般工人家庭工资收入水平相似，而且要维持四口之家的基本生活支出，非得有一人以上家庭成员就业不可，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47页。因而处于较清贫的境地，其余部分则基本属于平均生活水准上下。如果仅就工资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