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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们虽然满脸客气，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事情的严重。如果我真要走的话，他们无法拦下我，但是他们会很快搞到拘留证，那时一切客气就没有了，搞不好我的档案上还会留下刑事拘留的记录。虽然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档案在哪里。在哪里都是吃、住和拉，不如在这里配合公安几天也好。我告诉他们我同意配合，他们放下心来的样子。
“我想，杨先生，你需要换洗衣服什么的，如果你同意，我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可以顺便到你家一趟 ，帮你收拾，免得你再跑一趟，何况我们的警车都出勤了。”
我默默地把自己房间的钥匙递给他，我理解他们破案心切的心情。目前公安一切都正规起来了，要搞一张“搜查令”还要经过一两天的手续，所以他们借帮我拿衣服的机会可以到我房间里观察一圈。除开两三盘香港黄色录像带之外，我的房间里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他们搜就是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一个星期后，当我憋得失去耐心吵着要离开时，两位科长已经搜集到据说是足够的证据正式拘留了我。于是我又继续呆在那间拘留所的单间里，只是这次单间的门被人从外面牢牢地锁上了。
在那里的第一个星期过得和在我那间租来的小房间里没有多大区别。由于儿蓉的尸体解剖需要排队，他们在没有取得他杀证据前也无法深入开展调查工作。不过李科长和张科长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和我聊一两个小时。在这一个星期中我们所聊的主题都没有变，那主题就是围绕着“我是谁”这个问题展开的。我说我1983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北考上北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国际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政府部门工作，后来我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留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后不久我就辞去了北京的工作，只身来到广州，到广州后我干过几个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呆在家里。
两位科长大多时间都不插话，听我滔滔不绝，他们只是洗耳恭听的样子。张科长在听到北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时，毫不掩饰脸上的向往和羡慕之情。我不停地讲，他们不厌其烦地听，很快已经从大学讲到自己的中学小学，最后不得不把诸如自己第一次上学就一下子认识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如何怀着至今没有类似的异常激动的心情戴上红领巾，还有我从小学到中学无数次带回家的奖状等等都绘声绘色地向两位科长汇报了。我的想法是，一个星期下来，不但要彻底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还必须让他们了解我这个人一直以来是多么的纯洁，我想这肯定对他们破案有益处。他们只要是通情达理的，都会理解一个简单的常识：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犯令人发指的杀人的勾当呢？！
我是如此放松、尽情地回忆自己的过去，好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过去竟然如此丰富和让人感动。不过，虽然眼睛一直发酸，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却始终没有哭出来，有两次张科长还象长辈般安慰我：“想哭就哭吧，到这里来的人第一个星期很少有不哭的，你哭出来会好些的。”
第二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被正式拘留了。显然，“我是谁”的介绍毫不起作用，人家公安相信的是证据。蓉儿被解剖了，这让我有些许的安慰，死了应该有一个死了的样子，蓉儿死后还在床上摆出那样的姿势，让我心里很不好受。
星期一上午，张科长和李科长一起提审我，张科长一进来就开门见山地告诉我解剖结果。虽然经过解剖发现死者是吃了药物致死，并且没有任何被强迫吞服的迹象，但有两个疑点却不排除他杀的可能。第一是导致死者致死的药物，是一种国内目前根本无法买到的美国产品，在美国也是禁止出售的。由于这药物在瞬间致人于死却不造成任何痛苦，所以在西方被一些崇尚安乐死的人作为理想的自杀药物。象蓉儿这样一个妓女是很难得到这样的药物的。另外，虽然说这样的药物可以让人在“没有感觉中死去”；可是这毕竟是活着的人的一 面之词呀，到底在死亡的一瞬间死者有没有感觉，只有上帝和死者知道。所以，法医还是无法相信死者可以在吃完药物后居然如此从容大度地摆出撩人的姿势等着法医去拍照。尸检结果认为不排除死者死后被人移动过。
我听着张科长这样讲的时候，一边注意到李科长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当我瞥见书名时，不觉出了一身冷汗。据我所知，那本足足有五百页厚的犯罪心理学可以有两个用途：一是把它垫在我的头上，然后用重物击打，这样可以造成脑袋轻微振荡从而有可能让人失去控制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这样做在外表上不会看到有伤痕，完全符合新公布的不许虐待嫌疑人的公安条例。不过鉴于我北京大学毕业以及美国留学回来很可能有海外背景的情况，再加上引起公愤的一位姓孙的湖北大学生刚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虐杀这样的事实，我当时就排除了这本书的这一用途。不过如果他以这本书为根据来审问我的话，那情况可也好不了多少。两位科长坐了下来，李科长脱掉鞋子，把那本厚厚的书放在地上，垫在脚下，我暗暗地松了口气。
“杨先生，上个星期你基本上告诉了我们你是谁，不过就我们的经验，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嫌疑人都会象你那样介绍自己。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其实还搞不清楚你是谁，或者你到底是谁。我们想，接下来是不是在我们提问提示下你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请你每一个问题都实话回答，你在美国呆过， 在那里据说公民只对教父和心理医生讲真话， 对警察则讲假话或者 不讲话。 不过我得提醒你， 这是中国， 在这里公民都对警察和党讲真话。”
我垂下了头，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每天都有提审。和第一个星期明显不同，我无法再按照自己的思路告诉他们我是谁，我得回答他们的提问，按照他们的思路重新思考回答我到底是谁。
“你和谢婉蓉没有结婚证，她是妓女，你承认自己是嫖客吗？”李科长看着我，“当然，你没有女朋友，人总得解决生理问题，这些我们理解，但嫖妓是违法的。”
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说我找蓉儿不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应该是心理问题。我们两年前认识，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是由于她是妓女，并且还是那种在高级歌舞厅要价很高的高级妓女，我们的关系不涉及金钱和性，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她常常和我计划等赚够了一大笔钱，她就不再卖身了，于是我就决定等着这一天
“等等，等等，你刚才讲什么？你不是告诉我们，你们到现在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吧？”张科长惊奇得差点跳起来。
我说，不错，如果咱们的性关系的定义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差不多，那我和蓉儿确实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看他们两人无法相信的眼光，我进一步解释，我虽然接受蓉儿为女朋友，可我是个老古板，在她没有洗手不干之前，我始终觉得她身子不干净。加上一想到她每脱一次裤子就可以赚一千多快，我的心情就复杂了，心情一复杂，下面就不听使唤了。
“这么说，杨先生你有一个妓女女朋友，你们却没有性生活，你怎么解决生理问题？”
我不得不更加深入解释：我都人到中年了，还到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家和固定的性伴侣，在性生活上和吃饭一样，都是饥一顿饱一顿，也习惯了。我和蓉儿也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离奇和纯洁，我想反正按照我们的计划，再等两年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何况就是现在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蓉儿不方便接客的时候，我晚上就会到她那里。那时她会穿上我喜欢的各种性感的衣服，就象你们拍的照片中那个样子，按照我的性幻想给我表演各种撩人的姿势，我也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当然有时蓉儿会用她的嘴巴和手为我解决问题，就这样。你们一定很看不起我吧，公安同志？
这第二个星期在公安局两位科长的循循善诱下，我终于认识到我已经不是那个骄傲地戴上红领巾，得意地向父母炫耀奖状的我。这个星期我仿佛开始真正认识了自己，战胜了自己，到第三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好象被剥光了衣服赤条条站在他们的面前，我不但相信自己不再是纯洁的人，而且开始相信自己完全有可能去杀人，或者已经杀过人。
第三个星期我是在深深的自责和更加深层的反省中糊里糊涂地度过的，这个星期我基本上没有机会说话。 两位公安同志在第二个星期协助我认识了“我到底是谁”以后，乘胜追击。我隐约记得他们轮番对我咆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我们告诉你你是谁！”
我终于知道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并不是自己，公安的两位科长就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如果说上个星期我是被剥光了衣服，让自己赤身裸体站在那里，那么这个星期是灵魂也被赤裸裸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在这个星期结束时，我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自己是个什么货色。每次提审结束时，我都几乎陷入昏迷状态。
“杨先生，是你杀了谢婉蓉吗？”星期五下班前，张科长突然大吼一声，随即一切都陷入死寂。我痴迷迷，一会看着张科长发红的眼睛，一会转向李科长肿胀的三角眼，这两双比我更能看透我自己的眼睛让我怜悯，何况他们还要回家过大周末。我想承认，结束这一切，但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提醒我，如果我承认了，反而是一切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就这样，我说让我想一个周末，星期一我一定告诉你们实情。
星期六的一整天我拒绝吃饭。我告诉他们我不是绝食，由于我的意识仍然混乱，我想饥饿是唯一能够让我清醒一些的。到了晚上，我躺在木板床上，想痛哭一场。我以前久不久就会偷偷躲在床上痛哭一场，第二天往往就精神焕发。可是这一次我却无法让自己哭起来，我更加紧张，自己该不是已经彻底自暴自弃了吧？
当熄掉灯的时候，我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张开想象。我想到多少年前看到的一幅非洲战乱中的照片：骨瘦如柴的孩子跪在早已俄死的母亲旁边，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接着想到“非典”疾病的受难者，在死亡前不得不和亲人隔离，在最后告别时也得隔着玻璃窗，那种隔着一层薄薄的玻璃窗和亲人永别的感觉比生离死别本身更加让人不堪；想到这里，我的眼睛不觉湿润起来，但还是没有能够哭起来。随即，我想到一名素不相识的湖北老乡孙志刚在公安收容所里被活活踢打致死的惨景，孙兄弟的年龄和我当年只身闯广州时一样；当我想到孙兄弟在被人象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他心中也一定仍然怀着我当时那样一颗充满期望的心时，我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接下来我想到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公安局拘留所的硬板床上，不知道过去是怎么过去的，现在会如何结束，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我终于嚎啕大哭。不一会功夫，我已经整个人泡在泪水中。
星期天下午，我已经恢复了精神。大概四点多钟，看守过来叫我，说有人要带我出去。他们没有把我带到审讯室，我随他们进入一个标有“局长办公室 ”牌子的房间 。在里面我看到了原来的老上级国家安全部的周局长。他正慈祥地看着我，我想要不是昨天晚上自己几乎哭干了眼泪的话，我一定会再哭一场。我草草地和也在场的李科长、张科长还有另外一位显然是公安分局局长或者也许是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人说了再见，就跟着周局长离开了住了三个星期的公安局。
* * * * * * * * * * *
“你怎么知道我在拘留所？”当我们两个已经在五星级的中国大酒店幽雅宁静的咖啡厅里坐下来后，我问周局长。
“我按照你给的地址找上你的小公寓，结果在门口发现你的信箱里塞满了信，有的还掉到地上，于是捡起来看，原来都是帐单。”
“当然都是帐单，没有人会给我写信，何况这年头也没有人再写信了。”我木然地说。
“问题是，我发现这些帐单大多过期好几天了。哈，我想，我们的小杨怎么会任凭这些电费水费单过期呢？八成是出事了。”周局长一本正经的样子，不过还没有说完，自己倒先忍不住笑了。我却笑不起来，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表情，关心地问：“他们在公安局里没有折磨你吧？”
“没有，现在不流行体罚和严刑逼供。”我挺了挺三个星期里不是坐就是躺，已经有点僵硬的腰板，说：“其实，公安的同志也并不喜欢这一套，只是有时破案时间紧迫，上级又有压力下来，加上多数情况下嫌疑犯如果早点供出来不但可以节约国家的开支，而且有时还可以救人一命。”
“他们告诉我，你在里面三个星期，无论他们使用什么方法，你都不屈不挠。表面上你顺着他们审讯的路子走，实际上你却狡猾地一次次让他们的审讯失败。他们不得不承认，你是他们这些年碰上的最难搞的嫌疑人， 呵呵。”周局长看我皱着眉头不言语，加重了语气问我：“我是问，他们到底有没有对你用刑？！”
“没有，国家法律规定不可以用刑，他们公安同志很了解法律的。”
“那就好，那就好。”周局长放下心来的样子，开始为咖啡加糖，“这样说，你什么也没有招认？”
“没有，不过我想我很快就会招认的，我快顶不住了！”我喝了一口珍珠奶茶，感觉一阵舒坦。说实话，在里面时我还真有些想念这种近年开始时兴的奶茶里加上一些韧性的小番薯粒的饮品。
“你要招认什么？”周局长差点把刚入口的咖啡喷了出来，“这么说，你要招认你杀害了那个女子？”
“也许是，可是我没有杀她呀。”
“哦，我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们公安的审讯技巧进步得如此之快，竟然快要让你招认了。”周局长又次笑了起来，“真是可喜可贺。”
“在里面住了十天后，我有好几次想，招了吧，因为我对自己有可能杀人或者已经杀了人不再怀疑。有时我甚至想，就算事实上我没有杀人，可我不但有杀人动机，而且我从心里到骨子里都完全可能是名杀人犯。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周局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周局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小杨，最高审问术一定可以让任何人都按照审问者的意思招认的，我是指招认那些你做过或者根本没有做过的罪行。”
我吃惊地张大嘴巴，疑惑地看着周局长慈善的面孔。我知道在解放初期，周局长干过一段时间的反间谍反特务侦察工作。虽然我根本无法从他现在的外表想象出他当时的样子，不过部里的同事以前就告诉过我，周局长当时可是审讯高手。解放初期，训练有素的台湾特务经过台湾海峡的大风大浪，上岸后又千辛万苦，终于潜伏到北京，可是被抓住后只要在当时的小周面前坐不到一个小时，就稀里哇啦地什么都招认了。想到这里，我的兴趣来了，把深陷进软沙发里的身子提起来，试探着问：“周局长，你是说只要拥有最高审术，你相信每个人都会招认吗？甚至对那些自己没有犯过的罪？”
“不错，孩子。”周局长喝了一口咖啡，声音显得有点低沉 。“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干审讯这个工作的人只要找出嫌疑人的弱点，就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可是周局长的表情显然没有“迎刃而解”的爽快样，他讲完这句就低下头继续喝咖啡。我也不说话，把眼光从周局长身上收回，再次让自己陷入在沙发里。因为在我的心中，我对周局长这句话并不完全信服，或者说，我还没有完全消化。例如，有些人的弱点隐藏得很深，深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弱点。而有些人表面的弱点却并不是致命的。又有些人，就象我，一生无欲无求，得过且过，除了怕死我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致命”的弱点。还有一种人，他们连死都不怕，就算你抓住了他们的致命弱点，又有什么作用呢？
气氛一时有些沉闷，过了好一阵子，周局长才抬起头，幽幽地说：“每个人都有弱点呀。”我注意到他的眼睛被咖啡熏得有些湿润，我想他一定是又想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据部里流传， 当时造反派抓住了周局长的致命弱点，害死了一对母子，据说那孩子当时才只有三岁。我不知道详细情况， 也不愿意周局长现在想起这事，於是我转移话题。
“可是如果嫌疑人连没有犯的罪都招认了，那审问人又能得到什么？如何破案？”
“这才是审问的最高学问。”周局长从回忆中醒过神来，“抓住嫌疑人的致命弱点，然后使用精神或者肉体折磨的办法，最后让嫌疑人达到几近崩溃的地步。这时嫌疑人就会破罐子破摔，把什么都倒出来，自己干过的自然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