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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月》着重描写了战士的遭遇。羿是曾经射落九个太阳，射死封豕长蛇，为民除害的英雄，但现在不仅无用武之地，人们也早已忘记了他，老婆子甚至骂他是“骗子”。门庭冷落，彤弓高悬，生活的艰难不说，最痛心的是弟子逢蒙的背叛，反过来还造谣、诬蔑、甚至暗害他；妻子嫦娥不耐清苦，离开他奔月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孤独而寂寞。这对于一个战士说来，是难堪的；但也是许多战士所曾经有过的遭遇，《补天》中女娲不也是在她为人类献出一切以后被那些世界的毁坏者在她肚皮上扎寨的吗？鲁迅也说过：“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两地书·七一》。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士对之所采取的态度。作品描写了羿的勇敢豪迈的性格，他虽然感到寂寞和孤独，但并不悲观。看看他在愤怒中射月的情景：“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象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战士依然是战士，即使失败了，他仍然决定吃饱睡足，再去找一服仙药，吃了追上去。羿不仅勇猛，而且正直和豪迈，但周围却是逢蒙那样的青年和嫦娥那样的女人，他当然会感到寂寞。这里确实倾注了鲁迅自己的经验和感情，他痛感到“有些青年之于我，见可利用则尽情利用，倘觉不能利用了，便想一棒打杀，所以很有些悲愤之言。”《两地书·九三》。又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两地书·八五》。这类青年看到“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两地书·七三》。逢蒙的形象确实有这类青年的投影，所以羿给了他最大的蔑视；哈哈大笑地教训他说：“这些话你只可以哄哄老婆子，本人面前捣什么鬼？俺向来就只是打猎，没有弄过你似的剪径的玩意儿。”羿态度开朗，在诅咒声中迳自走了。鲁迅对于类似遭遇的态度也是这样的，一方面他要对着诬蔑他的人“黑的恶鬼似的站着”，《两地书·九三》。一方面仍然对青年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如他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两地书·七三》。这种态度和情绪是影响到了羿的战士形象的塑造的。尽管羿的遇遭是令人叹息的，但事业永生，雄姿常存，战士依然是战士；鲁迅在羿的精神气质中注入了强烈的感情。《奔月》的主要情节都有古书上的根据，包括逢蒙的剪径；只是在羿的女侍中有一些喜剧性的穿插。
《铸剑》写的是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士。眉间尺和黑色人，一个是正在成长的复仇者，一个是久经锻炼的老战士，他们共同向“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国王进行反抗和复仇；这里当然体现了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战斗中的关系。这个传说本身就富有人民性，鲁迅“只给铺排，没有改动”《鲁迅书信集下·1146致徐懋庸》。；但这是就故事轮廓说的，重要的是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作者由眉间尺与水缸里的老鼠搏斗起笔，正是要写一个怀有深仇大恨的青年如何由善良优柔而成为刚强坚定的战士的；像他父亲在熔炉中铸剑那样，在听了母亲的严肃的申诉以后，眉间尺的心也由人民的苦难和复仇的希望而铸炼成才了。他没有恐惧，没有彷徨，“象是猛火焚烧着”，走上了复仇的道路。但像一切缺乏斗争经验的青年战士一样，仅有勇气和决心是很难取得战果的。在听了黑色人的教导之后，他毫不犹豫地抽剑削下了自己的头；而这颗不屈的头最后在金鼎的沸水中欢快地跳着复仇之舞，唱着复仇之歌，终于在“嫣然一笑”中完成了他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战士的形象。它说明战士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像铸剑一样，需要在斗争中去铸炼。
但作者着力描写的却是黑色人宴之敖者，他是在眉间尺被闲人包围、处境困难的时候出现的。他的特点是冷峻，令人战的冷峻；满身黑色，瘦得如铁，甚至在他提出要眉间尺的剑和头来报仇的时候，他的声音也是“严冷的”，没有任何惋惜或犹豫。他只说，“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就把复仇的性质升华到了人民对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反抗；他忍受着过重的创伤，承担着过多的苦痛，他懂得生活的严峻和斗争的残酷，他的感情里只有憎恶，包括憎恶自己的无力，而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一个神圣的目标，要为一切遭受苦难的人民报仇。冷峻是他的性格特征，这是复仇的需要，也是热情凝聚到极点的结果；像那把纯青的雄剑一样，这是久经铸炼的坚决要为人民复仇的性格。他的一切行动指向一个目标，以生命向压迫者作无情的殊死的战斗。这个形象是鲁迅的伟大创造，它反映了鲁迅渴望和期待着新的战斗的巨大热情。
鲁迅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谈到《铸剑》时说：“但要注意的是那里面的歌”，又说“第三首歌，确是伟丽雄壮”。《鲁迅书信集下·88致增田涉》。这些歌是根据《吴越春秋》中“勾践伐吴外传”的歌调改写的，强调了复仇的意义和性质。鲁迅在晚年写的复仇的鬼魂《女吊》的开始，就引了明末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与勾践复仇的故事有关；鲁迅这里采用了它的歌调，使复仇精神更加强烈地表现了出来。本来变戏法的场面是复仇的高潮，是作者着意渲染铺排的部分，这些雄壮激越的歌就使作品的战斗性和抒情性大大增强了；这些歌其实也是鲁迅心中的歌。经过两个战士的头颅协力作战，终于将王头咬得“眼歪鼻塌，满脸鳞伤”，在“四目相视，微微一笑”中完成了复仇的胜利。鲁迅曾说：“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铸剑》的写作，不仅反映了鲁迅要求投入新的战斗的心情，也是反映了当时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时代特点的。
“伟丽雄壮”不仅是那首歌的特点，也是《铸剑》全篇的艺术特色。宴之敖者和后来的眉间尺都是“铁的人物”，就像鲁迅所称赞的木刻画那样，“放笔直干”，“黑白分明”，《集外集拾遗·〈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鲁迅书信集上·607致张慧》。它所呈现的是一种刚劲有力的美。鲁迅一向欣赏这种力的艺术，他称赞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而认为明代木刻“有纤巧之憾”。《鲁迅书信集下·1043致李桦》。他也称赞《毁灭》、《铁流》等苏联小说写了“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铸剑》中当然也写到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国王和他那些颟顸的臣属及王妃，而且投以揶揄和嘲笑，但就主要人物老一代和青年一代两个同力协作的复仇者的形象来说，确实是“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刚劲有力，线条分明，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鲁迅其书》第二部分鲁迅《故事新编》散论（7）
七、《非攻》与《理水》
《非攻》写于1934年8月，《理水》写于1935年11月，距《铸剑》写成已经七八年了，时代背景和鲁迅自己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中国处于十年内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以后，正向华北一带扩展；鲁迅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些时代的和作家思想的特点必然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以《非攻》、《理水》为开端的鲁迅后期写的五篇历史小说都表现了作家在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古代题材，致力于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且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题材选取和喜剧性人物的穿插等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思想文化战线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样就使后期这几篇作品带有了与前期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非攻》和《理水》中所塑造的墨子和大禹的形象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仅他们的“阻楚伐宋”或“理水”的业绩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他们本身就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气质和风格，而这一切又是符合文献记载的，这才是真正“中国的脊梁”。在写成《非攻》后一个月，鲁迅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名文，尖锐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不相信人民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潮。其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见《且介亭杂文》。他所举的这些“中国的脊梁”的重要的特点，就是“干”，而不是空谈。鲁迅一向重视改革的行动和实践，而且这正是导致他思想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强调路是人走出来的，“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华盖集·导师》。早在前期，他就认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华盖集·青年必读书》。而他后期告诫左翼作家的首要的一点，就是“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可靠。”《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墨子和大禹所以是“中国的脊梁”，就是因为他们是“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要“干”，即从事改变现实的实践，当然很辛苦；远不像《非攻》中的曹公子鼓吹“民气”或《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们那样轻松，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从来就是这样的。鲁迅深知过去的史籍“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到点点的碎影。”《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因此他主张“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以便“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鲁迅书信集上·438致曹聚仁》。他后期写历史小说首先从“中国的脊梁”墨子和大禹写起，正是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做拨开密叶来显示月光的工作。
如同儒家的称道尧舜，道家的称道无怀氏、葛天氏一样，墨家自称是直接师承大禹的。《庄子·天下篇》就记载墨子称道大禹治水的话说：“禹亲自操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而且认为“不能如此，非墨之道也，不足为墨”。所以墨子和大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不辞劳顿的奔波，言行一致的作风等等；这一切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品德和风格，而这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他写墨子，不是宣传墨家的兼爱思想，而是由“阻楚伐宋”这一侧面来写墨子的反对侵略。当然，“非攻”的思想基础是与兼爱分不开的；但在“阻楚伐宋”这件事上，“兼相爱，交相利”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而不是一般的哲学原则了。由他所选择的这一侧面出发，通过许多细节，他着意渲染了墨子的平凡。他的穿着是旧衣破裳，草鞋，背着破包袱，像一个乞丐；当听从公孙般的劝告借穿上好的但是太短的衣裳去见楚王时，就像“高脚鹭鸶似的”。吃的是窝窝头和盐渍藜菜干；要喝水就到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半夜赶路歇下来，就“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总之，是从生活细节上写他的劳动人民的习惯和气质。小说开头两节写了墨子对子夏弟子公孙高和民气论者曹公子的蔑视的态度，然后正面展开了对侵略者楚王及其帮凶公输般的斗争。他早已安排自己的弟子管黔敖、禽滑厘等在宋国做了抵抗的准备，对侵略者并不抱幻想；并且叮嘱说：“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因此他与公输般的斗争既是智慧的较量，也是力量的斗争。他从容沉静，不卑不亢，义正词严，锋利敏捷，在对垒中鲜明地显示了他的勇敢机智的特点。墨子有真理，有群众，有胆量，有智慧；他的以于人民有利为标准的真理观显示了与实际生产活动有联系的古代思想家的特色。这个形象是鲜明的和丰满的。在论战的层次上也深具匠心，表现了墨子与公输般既是政敌、又是同乡的特殊关系。在墨子的对比下，楚王的昏庸和公输般的狡黠就很明显了。这些情节都有文献的根据，只是曹公子虽也有记载说他是墨子的弟子，但这个形象却全是鲁迅的创造。他是在宋国做了两年官之后才变了那样的，他那夸张地“手在空中一挥”、叫嚷“我们都去死”的表演，在精神上是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叫嚷“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十分相像的。墨子说：“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显示了墨子反对空谈、重视实践的思想特色。和墨子的性格特征相适应，《非攻》采取了简洁的叙述式写法，故事情节如流水般的缓缓展开，表现了一种单纯朴实的风格。
对鲁迅说来，《理水》中大禹的形象的孕育时间是相当长的。在青少年时期，鲁迅经常探访的故乡名胜古迹中就有禹陵；1912年在《〈越铎〉出世辞》中，他热烈称颂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见《集外集拾遗》。。1917年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见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第八卷。，对大禹表示无限景仰，以后又写了《会稽禹庙石考》见《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对石的由来、文字刻凿的年代以及后人的种种说法作了谨严的考证。无疑，大禹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对鲁迅是有深刻影响的。《理水》不仅写大禹为民治水的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功绩，更着重写了围绕治水问题他与周围的人的斗争，突出了为民谋利的正义事业的艰巨性。小说是要塑造禹的光辉形象的，但前两节不仅禹没有登场，而且在开场时连禹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小说正是由一场“世界上是否真有这个禹”的激烈论战开始的。鲁迅让一些喜剧性人物充分表演，通过文化山的“学者”和“乡下人”之间展开的这场形式荒唐、内容严肃的论争，赋予了禹的形象以深刻的人民的性质。禹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背后站着被称为“愚人”、其实是最聪明的“乡下人”，他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些文化山上的官场学者，那些考察水情的昏庸的“中年的胖胖的大员”，以及奴才气十足的“下民的代表”，都以喜剧性人物的姿态，作为禹的对立面纷纷登场了。鲁迅运用了许多现代性语言，把他们的鼻子都涂上了白粉，让他们充分表演，自我揭露，显出“历史小丑”的原形。鲁迅这样写不仅是为了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是要用这些“历史小丑”来衬托出历史的真正主人，禹和他的同事们，以及他所代表的劳动人民。
就在水利局的要员们大排筵宴，淋漓尽致地表演丑剧的时候，“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在那群要员被吓退了酒意、狼狈地“退在下面”的场面中，“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当然也是历史的主人公——禹和他的同事们的精彩的出场。接着是一个会议的场面，禹出场后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而是让那群要员们再次提出种种荒谬的“建议”，然后他突然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于是围绕着两种治水方法，实际上是革新和守旧的两种思想，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论争。鲁迅用夸张和揶揄的口吻来渲染那些要员们的恐惧和愤怒、以及拼死维护陈规旧法的挣扎，但禹斩钉截铁地说：“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他指的是和他同来而并未在论争中说话的人，“一排黑瘦的乞丐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