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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说，鲁迅的小说毕竟充塞了浓重的黑暗，没有一篇从正面积极地表现了理想主义；无论是《呐喊》或《彷徨》，都是展现了不合理的制度，不合理的社会，不合理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合理的人性。这样说并不能算错。的确，和当时一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相比，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是比较隐蔽，比较深沉，甚至也可以说是比较稀薄的。不过，我们对理想主义不能完全估之以量，而应该考察它的实质。上文说到，鲁迅对“理想的人性”一直在作不懈的追求，与此同时，他用小说揭露黑暗的社会和罪恶的制度，展示被蹂躏被扭曲了的人性，这正是以他心目中“理想的人性”为标准所作的对照，是通过鞭挞消极面来树立积极面的。所谓“揭出病苦，引起疗效的注意”《鲁迅全集》第4卷，第394页。，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的。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周作人在阐述“人的文学”主张时说的话中得到印证。周作人说：“人的文学”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又说“人的文学”是“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96页。。当时鲁迅的思想虽然和周作人并不相同，但对于文学要表现真正的人的生活，要真正传出人的声音这一点，却是与周作人的看法相近的。几乎与此同时，他曾对诗歌中表现出真情实感加以称道，说那才是“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全集》第1卷，第397页。。可见他的小说之所以主要是描绘了黑暗的现实，实在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黑暗太浓重，作为严格的现实主义者，鲁迅不可能不对此花费更多的笔墨。但是，作为理想主义者，他正像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时时都在以严酷的“人生实在的情况，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同时，也正因为他殷切地“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和愤怒”。因此，我们就决不能因为鲁迅小说不是从正面积极地表现理想，而否认它的理想主义。
这里还需指出，在鲁迅的小说中，并非绝无从正面对理想的积极表现。《社戏》恐怕就应算是比较明显的一篇。
《社戏》这篇作品，作者通过回忆儿时和小朋友一道看社戏，把许多年前“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中人们的生活情趣，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看到，在那里，人们生活虽不富裕，却是那样自如愉快；他们纯朴诚挚，虽有“行辈”却不分“行辈”，偶尔发生吵闹也“决没有人会想出‘犯上’这两个字来”；人们（包括孩子们）是那样热情好客，待人以礼，甚至私有观念也比较淡薄，居然引人“偷”自家地里的豆子请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却又那样引以自豪，六一公公因自己种的豆子被别人称赞而高兴得“感激起来”；人们不识字，没有强迫受封建教育的烦恼，人性也得以自由地舒展开来……。总之，在《社戏》里，鲁迅给读者描绘了一幅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十分融洽、十分和谐的美的图画。这是既没有受资本主义污染，又因为地处僻远也少受封建主义约束的半桃花源式的社会环境。人们的精神生活带着几分原始式的纯朴和健康，连那里的山水月色都显得格外迷人。和鲁迅其他写农村的小说《故乡》、《风波》、《祝福》、《阿Q正传》等相比，《社戏》中的农村虽然也是贫穷落后，却没有上述作品中所描绘的破蔽、荒凉、阴冷、抑郁。可以说，《社戏》所写的环境，既是现实的又似乎不像是现实的。那么，鲁迅在这篇作品里究竟想表现什么？粗心的读者一般都停留在作品的表层，认为作者仅仅是怀念儿时的生活，展示劳动人民纯朴的品格，表现自己和农民的血肉联系，等等。应该说这样理解也是对的。问题是如果细读作品，就会发现作品的主题远非如此简单。作者显然是想通过儿时看社戏的回忆，充分抒发自己对纯朴的人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真诚关系的向往。这，也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表现和追求。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面来论证这一观点。我们知道，在写作《社戏》时，鲁迅的思想还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从进化论的角度看问题，那是肯定发展变化、眼睛向着前方的，对于昨天和过去毫无返顾和眷恋。十分有意思的是，《社戏》却是以作者儿时的回忆尖锐地对比出当前现实社会的黑暗，让人明显感到现实是那样使人感到逼促，感到窒息。作品为此在开篇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在北京看戏进行了描绘和议论，让读者和作者一道去体验当时的憋闷；结尾时又画龙点睛地指出了后来再没有吃过那样好的豆，看过那样好的戏，这无疑又加强和突出了对儿时的美好回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今天不如昨天，现在不如过去了吗？鲁迅显然不是要表现反进化论的观点。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对儿时的回忆总夹杂着甘甜美味，但在这里，鲁迅可不是为了表现怀旧的感情；他是把儿时的回忆当作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来加以描绘，通过形象的刻画和感情的渲染，使读者从心中泛起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论鲁迅小说的理想主义（3）
三
与当时一般的理想主义者不同，鲁迅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现实；他不是遥望空中，而是眼看地上，注视人间。他把现实和理想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既不被现实的重压吓倒、累垮，又不因理想的召唤而忘记现实世界。1919年，他在一篇杂文中劝青年们立志改革，决不要因为碰见困难和冷嘲而自暴自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鲁迅全集》第1卷，第400页。
在这里，鲁迅既确信将来，更执著现在。他不同意像尼采那样渺茫地寄希望于超人的出现，认为应该确信将来的人类社会必定会更圆满，更健全。就是说，他坚定地抱着实实在在的理想，以此作为支持、鼓舞现在生活的力量。而与此同时，他更强调脚踏实地，认真对待现实生活。《狂人日记》就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具体。作品通过狂人之口，既表示确信“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又充分估计到现实社会“吃人”的严重性，苦口婆心地要人们切切实实“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通篇作品主要是写现实世界，表现和黑暗现实的艰苦斗争，从这里也就可以清楚看到鲁迅所独有的对理想的认识以及追求理想的方式。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这样看重现在，执著现在，与其说是理想主义，毋宁说是现在主义。这样看问题，其实是一种偏颇。毫无疑问，鲁迅是强调现在的，但他强调的现在始终和将来联系在一起。虽然他在创作《呐喊》和《彷徨》时，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但他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认识是从发展的角度考察的，从来也没有割断历史，单纯地从一个方面分析问题。即如他对“现在”的认识，就不是孤立的，而是考虑了明天，考虑到将来。文学革命初期，他在批判封建复古派对白话文的嘲弄和扼杀时，就指出他们是“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鲁迅全集》第1卷，第420页。。后来，他在论述杂文的战斗意义时又说了意思相近的话：“为现在的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将来的战斗。”《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上引《故乡》结尾那一段关于路的话，也深刻地揭示了现在和将来的关系。而前此两年的一段话，语言更是简明：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434页。
如果说“只有荆棘的地方”代表昨天，开辟出来的路代表今天，那么，路要通向的远方就代表明天。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怎么可能仅仅是执著现在而不向往未来呢？
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在我国“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以鲁迅为开山，在“五四”时期即涌现了一批作者；和其他样式的文学比较，当时小说创作的成就也十分显著。但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鲁彦、许地山、庐隐等的作品，或深刻揭露现实的黑暗，或细致描绘人间的疾苦，艺术上也各有自己的特色，然而总的说来都缺乏理想主义的光照，其感人的力量就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这也是这些作品之所以不及鲁迅小说影响深远、具有不衰的艺术生命的原因之一。几乎与现实主义小说同时勃兴的郁达夫等人的浪漫主义小说，虽然其声势不如前者浩大，但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来 ，浪漫主义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者的理想，即理想地描写生活或描写理想的生活，更多地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应该说，在郁达夫等人的小说中，也的确表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像《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作者甚至说它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郁达夫自选集》序。，尽管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相同。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郁达夫等人更多的（几乎包括其绝大多数作品）是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一角度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所以作品中主要是一种消极颓丧的情绪，基调十分低沉。作品的生活画面仍然是阴暗破蔽的，其理想主义的光亮简直不能透过沉重的黑暗照射出来，反而更增添了作品的压抑感。郁达夫的小说多是描写主人公如何不得志、遭冷遇，如何被压迫、受委屈；贫、病、失意、死亡，是作者最喜欢表现的主题。对比之下，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当时客观条件和鲁迅思想限制使然。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5页。，但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通过建立自己的先锋队的形式正式走上政治舞台，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涨后即开始退潮；尽管时代又在酝酿着更大的一次革命的到来，然而现实社会仍然让人感到极大的沉闷和窒息。五四运动虽然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宣传，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少数先进人物外，不少人还对十月革命抱有观望的态度。鲁迅自己就说他在十月革命发生后，虽然知道了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鲁迅全集》第6卷，第14页。。而这一时期，鲁迅在思想上还崇信着进化论，还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社会发展前途的认识不可能十分具体，十分清晰。他只能比较笼统地相信将来的人类社会必定和现在不同，必定比今天要好；相信将来必定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在没有路的地方也必定能走出路来。在小说《社戏》中表现出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纯朴关系的向往，甚至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返朴归真”思想的色彩，表明他多少受了一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鲁迅小说中理想主义的时代特色，而不能否定它的巨大意义。理想主义在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作品中，像盐一样点化了作品的神韵，像酵母一样激发了作品感染读者的内在力，从而能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读者的心灵深处长久不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5期）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1）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鲁迅这样以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很多。这当然不是由于历史对这位作家特别宠幸，而是由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与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由于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只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条件真正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要早得多——大约早了整整30年。就是说，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就没有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正在这里。
一、鲁迅的现实主义属于一个新的时代
189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曾经称但丁为封建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并且满怀激情地期望道：“现在也如一三○○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体相似于欧洲文学史上的但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又远过于但丁。这是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而且确实宣告了“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他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但丁，又是东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但丁”。历史决定了鲁迅“一身而二任焉”。斯诺悼念鲁迅时，曾经将他一方面比拟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另一方面又比拟为“苏俄的高尔基”埃德加·斯诺：《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1936。见《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二辑。，这个评价无疑是颇有见地和发人深思的。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区分鲁迅前后期的角度来理解这位伟大作家“一身二任”的特点——似乎前期鲁迅起着资本主义兴起时代但丁的作用，后期鲁迅才起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但丁”的作用，——那也还是一种相当皮相的简单化的看法。事实上，鲁迅早在写作《呐喊》、《彷徨》的时期，就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革命时代的出色表现者。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深深烙印，尽到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呐喊和启蒙的作用。
《呐喊》、《彷徨》里的作品，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神奇出众的英雄，更没有鲜血淋漓的刺激性的内容。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可以说都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人和事，首先是一些普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呐喊》出版后不久，一位评论者就曾指出：“那里面有的，只是些极普通、极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我们不要小看了鲁迅小说在人物与选材方面的这个特点，这里正体现着“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项根本精神：倡导现实主义。几千年来，文学的表现对象，无论在中国，或者在欧洲，大致都经历了神——神化或半神化的人——普通人（其中又有各式各样不同理解的“人”）这样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过程，各式各样创作方法的演变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类愈来愈清楚地（尽管不无曲折地）认识自己、表现自己的过程，也是关于“人”的观念的革新变化的过程。现实主义要求作者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描写人，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各种固有矛盾暴露得充分的时期），人类的自我认识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阶段。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短篇小说中截取横断面的描写方法，通过日常生活场景工细地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它们犹如植物学中通过年轮研究树木，医学中通过切片观察细胞，显然都和近代唯物主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