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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跃式的思维，格言式的论说，《热风》的这一特色与尼采的格言体相近。其中的有些篇什，如《随感录四十九》、《随感录六十五·暴君下的臣民》、《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等，用一个相续的思想线索，串起组组闪光的格言，璀璨如粒粒珍珠。有的是内心独白，有的是内心对话，是哲理的，也是抒情的。尼采说：“用心血写成的东西和箴言，并不想被人朗读，而希望被人记住。”戚仁译：《上帝死了——尼采文选》；上海三联书店。这或许也是鲁迅的目的。
鲁迅从不以思想家和青年导师自居，因而不写只在教训人的道德箴言，他的箴言也不是那冥思苦吟的言语的雕刻品，而是不事雕琢的璞玉，是人格精神的必然闪烁，因而才是自成一格的鲁迅式箴言。
再次是寓言体。寓言是讽刺文学的形式，也是我国散文的传统样式。先秦诸子在他们的论辩之文中，往往大量吸收神话、民间传说，改造成有深刻寓意的故事，而成寓言，用以阐明事理，互相驳难。为鲁迅所深爱的庄周、韩非就是先秦著名寓言家。庄周自称其文“寓言十九”，他的寓言富于哲学的玄思，是带刺的花；韩非与人辩论、说理，多用寓言，他的寓言富于思辨，较多含沙射影的政治寓言。先秦以来，寓言就是我国讽刺文学的重要形式。《热风》中的《智识即罪恶》即用寓言形式驳斥嘲笑否定知识的虚无哲学。作者选取了佛教关于阴司地府的传说，设拟智识者“我”死后在阴曹地府受罚的荒诞故事，揭露了虚无哲学与封建蒙昧主义同出一辙的实质。传说中的神鬼题材与现实题材交错展开，彼此印证，成讽喻性很强的现代寓言。如下面一段阴府的描写：
到过阴间的前辈先生多说，阴府的大门是有匾额和对联的，我留心看时，却没有，只见大堂上坐着一位阎罗王。希奇，他便是我的隔壁的大富豪朱朗翁。大约钱是身外之物，带不到阴间的，所以一死便成为清白鬼了，只是不知道怎么又做了大官。他只穿一件极俭朴的爱国布的龙袍，但那龙颜却比活的时候胖得多了。
“你有智识么？”朗翁脸上毫无表情的问。
“没……”我是记得虚无哲学家的话的，所以这样答。
“说没有便是有——带去！”
我刚想：阴府的道理真奇怪……却又被羊角一叉，跌出阎罗殿去了。
将荒诞的地狱传说还原为现实生活，鬼与人交错一体，地狱与人间叠合一处，荒诞的传说艺术化为荒诞的寓言，讽刺的锋芒直指人间地狱的统治者，权贵，把对虚无哲学的讽刺深化为对统治者愚民政策的政治批判。这个寓言使人很自然联想到《庄子》的《至乐》篇中那个““空骷髅”的寓言，也使人联想到但丁的《地狱篇》，但鲁迅将梦境现实化则比庄子更多了一层想象，将地狱还原为现实人生则显现出看不见的人间地狱精神奴役真相，写出了但丁未能写出的精神地狱。
最后是散文诗体。鲁迅无意以诗人自名，但他是“艺术的哲学家”，艺术与哲学的联姻即是诗，所以他的随感录其实都可当诗来读：那冷中含热的情韵，那领悟不尽的言外之意，那令人叹服的新奇联想，会使一切徒具形式的诗黯然失色。周作人曾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古典文里的序，记与说，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周作人：《谈虎集·美文》。其实，他所说的“美文”在鲁迅的随感录中已出现。我们试读读写于1919年元月的《随感录四十》，能说不是“美文”，不是诗吗？“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便鸱般叫。我们不必学那才从私窝子里跨出脚，便说‘中国道德第一’的人的声音。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这已不是将情与诗隐于论与理中，而是直接动之于情，抒而为诗。评论家的鲁迅时而是诗人的鲁迅，于是我们读到了诗：
有人初到北京的，不久便说：我似乎住在沙漠里了。
是的，沙漠在这里。
没有花，没有诗，没有光，没有热。没有艺术，而且没有趣味，而且至于没有好奇心。
沉重的沙……
我是怎么一个怯弱的人呵。这时我想：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的声音怕要消沉了罢。
沙漠在这里。
然而他们舞蹈了，歌唱了，美妙而且诚实的，而且勇猛的。
流动而且歌吟的云……
兵们拍手了，在接吻的时候。兵们又拍手了，又在接吻的时候。
非兵们也有几个拍手了，也在接吻的时候，而且一个最响，超出于兵们的。
……《为“俄国歌剧团”》。
一边是俄国歌剧团“美妙而且诚实”的表演，一边是与现代艺术绝缘的古都国民对艺术的亵渎，置身于其中的作者不能不为这巨大的审美反差而悲哀，而愤怒，并不能不将这情感体验突进到民族文化深层而反思，不能不用诗的讽喻抒写出对精神如沙漠的古都国民的忧愤，这是讽刺的诗化，诗化的评论。直陈胸臆，却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悲哀里藏着抗争：“倘使我是一个歌人，我怕要收藏了我的竖琴，沉默了我的歌声罢。倘不然，我就要唱我的反抗之歌。”鲁迅的随感录，就是一个歌人唱出的忧愤与反抗：“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1992125荆州师专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8期）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论《华盖集》及其“续编”（1）
《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是鲁迅亲手编辑出版的大革命时期创作的两本杂文集子，是我们研究鲁迅当时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文献。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曾经热气腾腾的北京新文苑，一时呈现一片寂寞的古战场景象。1925～1926年，由于受到南方革命形势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鼓舞，北京文化思想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局面。现实生活中一系列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锻炼了鲁迅，他跃马横枪，无畏地投入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去。《华盖集》及其“续编”真实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战斗历程。
对这两本杂文，当时有人感到头疼，有人肆意诬蔑，说什么“没有一读的价值”陈西滢：《闲话》；载于《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也有人劝鲁迅“不要做这样的短评”《华盖集·题记》。；这些事实，说明它们在现实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然而，有些读者却以为它们是攻击私人的文章，不理解其意义。对此，鲁迅说过：“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而销数独少，足见读者的判断，亦幼稚者居多也。”《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51页。这除了其中很多杂文都直接、间接地跟陈西滢之流斗争这一原因外，“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故意把鲁迅杂文歪曲为揭发“阴私”的文字，“刀笔吏”的“构陷”，把原则斗争硬扯到私人恩怨上去，也有密切关系。鲁迅跟陈西滢之流的斗争，是围绕“女师大风潮”展开的。乍看起来，他们之间的论战，似乎有点感情用事，意气之争；实质上，这是文化教育战线上两种社会力量、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八个字，准确地概括了他们之间斗争的特点和性质。
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内容和意义，人们已有很多阐述，本文不想赘述。这里准备从另外几个问题上来考察这两本杂文的思想和意义。
从着眼思想革命到瞩目流血斗争
1924年11月，早遭国人共弃的皖系头目段祺瑞在直奉战争中，趁机爬上临时执政的宝座，皖系政客，安福余孽，纷纷窃据北京政府的要津。段祺瑞上台后，就大刮尊孔复古妖风，春秋二季，举行祀孔典礼，甚至对于“关岳”（关羽、岳飞），国务会议还作出派海军总长林建章“恭往致祭”的决议《公推海长林建章恭祭关岳》。《京报》1925年9月16日。。一时间，“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有些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华盖集·通讯》。。有些市民和知识分子对溥仪被冯玉祥撵出故宫，耿耿于怀，他们“有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焚香默祷着皇帝和娘娘早日还朝，天保佑着革命党早日灭迹”；“有的‘看三国掉眼泪’，缠绵悱恻地吟咏着‘惟有当时旧明月，夜深还照故宫榛’”《御花园赐宴》；《晨报副刊》；1925年11月18日。。鲁迅说的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公推海长林建章恭祭关岳》；《京报》；1925年9月16日。的现象，确乎是当时某些民众精神面貌的写照。面对复古空气弥漫的社会和愚昧落后的民众，鲁迅强调要改革这样的社会，首先必须进行“思想革命”。
一旦政治气候适宜，一度被打得溃不成军的封建复古派又重整旗鼓，死灰复燃，重新向新文化阵营反扑过来。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在朝的章士钊。封建复古派之所以猖獗，除了有北洋政府支持这个主要原因外，还由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他们从新文化阵营分化出去后，就鼓吹“整理国故”，妄图把青年引诱到邪路上去。正如鲁迅所说：“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华盖集·通讯》。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事实，说明他已投入段祺瑞政府的怀抱。而从胡适和章士钊之间的暧昧关系上看，新旧派人物则已经狼狈为奸了。比如他们在酒醉饭饱之后，章士钊特邀胡适共同去照一张相。之后，章题赠一首白话诗，跟胡适表示了“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座各有各的心肠”的和平共处的态度，并以“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作结。章士钊对白话文的“雅量”和诗末的打油，使胡适忘乎所以，他在文言答诗里，对章士钊则作了“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胡适：《老章又反叛了》；《国语周刊》；1925年8月30日。的吹捧和互勉。固守文言的旧派写新诗，主张白话的新派写旧诗，一个伪装“投了降”，一个真心“长相亲”，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尽管他们在文言白话上还有矛盾，但在反对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新旧两彪人马已经联合起来，充当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帮凶。
坚持复古的旧派和披着欧化新衣的新派已经形成一个阵线，而新文化阵营却还布不成阵。在这情况下，鲁迅本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两地书》第八、十七封信。，希望在攻打古老坚固的堡垒的过程中，逐渐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华盖集·通讯》。同时，为了培养青年，寻找生力军，他创办了《莽原》，为青年提供阵地，鼓励他们“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第八、十七封信。。
鲁迅在正面投入“女师大风潮”斗争之前，杂文的锋芒是对准封建文化思想的。《华盖集》开头两篇《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读书》，前者揭露不少人头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后者反对青年钻入故纸堆，强调“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引导青年参加实际斗争。两篇短文发表后，竟然引起轩然大波，“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华盖集·题记》。。这些“豪杰之士”，大抵都是遗少一类的青年。封建思想的病菌侵袭了许多青年的肌体，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因此，“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华盖集·北京通信》。“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针对北洋军阀和复古派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古董，把青年培养成苟活的废物的阴谋，鲁迅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至六）》。那时的文化思想领域，充塞着封建主义的“国粹”和帝国主义的“舶来品”，两种文化结成了反动同盟，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长城。鲁迅为此在《长城》中指出，历史上的长城早已成为古迹，但思想上的长城却严重地阻碍人们的前进，启发人民起来进行思想革命。
大革命时期，鲁迅已经较多地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并开始注意苏联文艺界关于文艺政策等问题所展开的激烈辩论，以及有关苏联文学的著作。与此同时，在党的领导下，南方革命运动已成燎原之势，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战争。这些主、客观的新因素，促进了鲁迅认识的发展，对于如何改革中国社会问题，他不再停留在思想革命上，而萌发了通过暴力革命改革社会的思想。
1925年5月7日，北京学生拟在天安门召开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武力镇压。下午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章士钊住宅质问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理由，结果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第二天，鲁迅就在《北京通信》中评论说：“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合法的和平集会，遭到残暴的镇压，就必然会发展成为非法的激烈的反抗。这是鲁迅从十月革命中所得到的启示。4月8日，鲁迅跟许广平的通信中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4月14日，他在肯定宣传在革命过程中作用的同时，又强调指出：“当时和袁世凯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故。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改革社会最快的是通过暴力革命。其次，革命党人必须直接掌握革命武装。辛亥革命虽然是暴力革命，但依靠的是清朝新军的起义和会党的武装，孙中山自己没有军队，最后不得不与拥有强大武装的袁世凯妥协，导致革命的失败。第三，革命党人掌握武装，充足实力是“第一要图”，其他宣传等各种言动，只能作为辅佐。显然，这里已经把思想革命放到从属的辅佐地位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终究要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鲁迅这时之所以能从辛亥革命失败中总结出这样的教训，之所以能产生“改革最快”的是“火与剑”的新认识，是跟他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深刻认识，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对十月革命认识的深化，以及对苏联情况的更多了解有直接关系的。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苏联的实际情况，竭力封锁，肆意歪曲。为了使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文艺运动，鲁迅积极支持共产党员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的出版，并于1925年4月12日为其写《前记》，开头就说：“俄国既经1917年10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痹状态中。”短短几句话，显示鲁迅对诞生不久的苏维埃社会的实际情况，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末了还特别指出：“别有《蒲力汗诺夫与艺术问题》一篇，是用Marxism（按：即马克思主义）于文艺的研究的，因为可供读者连类的参考，也就一并附上了。”
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激起了声讨段祺瑞罪行的怒潮。鲁迅把这一天叫做“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为了揭露段祺瑞、悼念烈士、抒发自己的悲愤，他在二十天内，奋笔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如此“讨赤”》和《淡淡的血痕》第七篇战斗杂文和散文诗。头一年学生纪念“五七”国耻，集会游行，出了个“小乱子”；本年三月十八日，学生为了反对日本等帝国主义横蛮干涉中国内政，举行游行请愿，结果出了个大乱子，死伤二百来人，酿成了学生运动史上的空前大惨案。鲜血淋漓的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对于凶残的段祺瑞政府，和平请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