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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父母和我’，什么意思呢？大家都有自己的家乡，家乡给大家留下什么记忆？美丽？欢乐？贫苦？大家也都有自己的父母，你们了解自己的父母吗？了解父母的艰辛吗？最后一个话题是自己，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聪明？活泼？或者是个小淘气？有什么爱好？这也可以当作一次口头作文，谁先想好就举手。” 一个女生先举起了手，我知道她是班长。她站了起来，说：“我的家乡在河南信阳，我们那个村子叫千亩地。千亩地就是有千亩土地的意思。村子后头是一座高高耸立的大山，山顶白云缭绕；村子前有一条小河，原来河水清澈见底，还有许多小鱼。夏天，我们放学后，经常在河里抓小鱼玩儿。后来，邻村办了个造纸厂，河水就变黑了。家乡出产茶叶，每年清明节过了，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茶叶。我爱我美丽的家乡。……完了。” 一个长得虎头虎脑的男生，说：“我的家乡也有一座大山，叫九虎山，所以我们那个村庄叫九虎村。我不爱我的家乡，因为家乡太穷了。村子里好多人家还住着泥巴糊的屋子，下雨时，好多屋子都漏雨。天老是干旱，庄稼都旱死了。打下的粮食不够一家人吃。还有，村里的学校也是很破的，窗户上没有玻璃，我们就用报纸糊上，有时报纸破了，还找不着，冬天教室里很冷很冷，好多同学手上都长了冻疮……” “我也不爱我的家乡。”一个瘦小的女生接着说。 我问：“为什么，也是因为穷吗？” “是的，我们家乡也很穷。原来有很多地，可以种庄稼。后来，修高速公路把地给占了，老乡们到处去说理，说理也没用。没有地种庄稼，也就没有粮食，许多人都离开家乡出来打工。我父母胆子小，不敢出来。后来，实在无路可走，就出来打工了。” 我说：“大家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父母嘛。” “我叫刘斌，”一个男生举手，说：“我的爸爸叫刘中强。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因为整天干活，四十岁的人，像老头子一样。因为五年前，妈妈生了一场大病，家里欠下了好多钱。爸爸不得不来北京打工，后来，妈妈带着我也来到北京。爸爸妈妈在农贸市场卖菜，每天很早很早就要出门，很晚很晚才能回家。有时候，看见爸爸脸色不好我就很害怕。” “为什么害怕？”我问。 “因为，如果爸爸脸色不好，肯定他今天的菜没卖出去，肯定赔本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背书，爸爸一进屋，脸色就很不好，吓得我赶紧躲到一旁，把声音放得很小，爸爸还是听见了，嚷了声：‘吵死人了！’吓得我赶紧不背了……说完了。” “我叫金丽丽。我的父母也是从安徽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在沙窝卖早点，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卖早点的话，就是‘辛苦’两个字。每天早晨，三四点钟，爸爸妈妈就要起床。我们老乡开玩笑说：城市不准养鸡，我爸爸妈妈就是城市里打鸣的‘鸡’。” 同学们听金丽丽这一说，“轰”地一声，都笑了起来。 这是苦涩的幽默！ 这些农民工后代，他们是从自己父辈的身上，理解了“贫困”、“艰辛”、“苦涩”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 在打工子弟学校，我翻阅了大量学生作文。这些真实的文字，记述下了他们过早浸润在苦涩与沉重之中的心灵感受： 我的心愿很平凡，就是能让爸爸的病早点好。 爸爸在北京打工十多年了，可一点钱也没剩，他日夜奔波，都是为了家里的人，他每天夜里两点钟起来给饭店上菜，上完了先要拉回家里，记上菜的单价、数量，最后算出总钱数后，又把菜送到饭店去。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边缘人（图）（2）
夏天时，爸爸送菜回家，身上总是光溜溜的，浑身被太阳晒得非常黑，头上的汗珠也一颗一颗的掉下来。 冬天，爸爸回来时总是缩着脖子，脸和嘴都又红又紫的，手都被冻破了。看到这种场面，妈妈有时忍不住哭了，我和弟弟有时也搂在扑进爸爸怀里哭。爸爸常说：“没事，这点伤算什么，我身体还硬着呢！” 就这样过了一年，突然妈妈说爸爸得了一种病，这个病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只记得要动手术。我想，这病一定跟我们的生活有关。从此以后，我就暗暗的告诉自己，等长大以后，要给爸爸妈妈买一座房子，我来照顾他们。 至今，我的心愿还没有完成，爸爸的病却一天比一天厉害了，爸爸动过两次手术都没有成功，医生对妈妈说：“这次手术非常危险，在休养的这几天，千万不要让他干活。”妈妈恍然大悟，原来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才得病的。我们都哭着走到一块没人的地方，我和弟弟都许了一个愿，我们都是想让爸爸的病能赶快好。 我想，我们的心愿总有一天会实现的，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给你们看。 爸爸的一天该是怎么熬下去的呢？我爸爸的工作是做装潢。早上，爸爸5点起床，带着工具去工地，到工地就7：50了。妈妈12点把饭就做好了，可是一直等不到爸爸回来。记得有一次，爸爸干活去了，一直到晚上11点钟才回来，饭菜已经凉了，我和弟弟都睡了。院子里格外沉静，只听见妈妈在为爸爸热饭。爸爸回来，腰疼得不得了，我看见这种场面，眼睛湿润了。有时候，爸爸为了干活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有一次，爸爸中午回家刚想休息，只听见有人呼我爸爸。我说：“爸爸，刚回家还没睡下来呢，怎么又有人呼你呀，还是别去吧！”爸爸摸着我的头说：“傻孩子，爸爸不去不行啊！为了咱们家能过得安宁，我什么活都得干。”顿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爸爸又在我的眼睛里消失了…… 爸爸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去送烧饼，送完了烧饼就要做，手不停脚不住。每当我爸爸妈妈做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真想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真是太辛苦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不想说了，我想把这句话一直留在心里。爸爸妈妈，你们一天做的事太多了，我长大了一定要一点不漏地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 一位曾经在海淀区一所公办小学任教多年的老教师，退休后，主动到打工子弟学校义务教学。她说：“我在这个学校已经教了五年了，开始，是抱着一种退休了随便找个什么事干干，到这所学校的。可是，一接触这些孩子，我就离不开了。我为他们的刻苦学习精神感动；同时，我又为他们的处境担忧。” 老教师给我讲了她班里一个学生的故事： “……我带的三年级这个班，有四十八名学生。其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家离学校比较远，中午就在学校搭伙，每人每顿收两块钱；剩下的学生，家住在附近，就回家吃午饭。有一个叫陈丹的女孩子，个子长得瘦瘦小小的，但一双眼睛特别的明亮。陈丹说自己的家就在附近，中午回家吃午饭，我也没怎么在意。那时候，我刚接手这个班不久，也没到陈丹家去过。记得好象是春节刚过，开学不久，有天中午，我去学校旁边一个小区的超市买点日用品。在超市门口的垃圾箱旁，我突然看见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很像是陈丹，正在拣废品。待我走近一看，果然是陈地实獩浟丹，她提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只空可乐瓶子。陈丹这时也发现了我，她显得十分局促不安。我问：‘陈丹，你怎么在这里？’陈丹一下子不知说什么好。‘你是不是在拣废品？’陈丹支支唔唔：‘我就拣几个空瓶子。’……我知道这些孩子的家庭都比较困难，有时间拣个废品什么的也不奇怪，这件事也没当多大的事儿。 “过了两、三个月，我想去陈丹家做一次家访。陈丹说：‘老师，我们家住得挺远的，您就别去了。’‘你们家不就在附近吗？’她说：‘不，走路要一个多小时。’我说：‘一个多小时也去。’下午放学后，我跟着陈丹去她家。一路上，我问她：“每天你都这么来回走着上学？’她点了点头。我问她为什么不坐公共汽车？她说坐车来回要四块钱，太贵了。从四环到三环，到玉泉路口，又往北走了走了两站地，在一个公厕前，陈丹说：‘老师，我们家到了。’然后，她又对着厕所喊道：‘爷爷，爷爷，我们老师来了！’一个七十来岁，手里拿着一把扫帚的老人，从厕所里迎了出来，笑着对我说：‘哦，老师来啦！到屋里坐坐吧！’ “厕所后面有一间用砖块和油毛毡搭成的小屋，也就五六平方米吧。屋里有一张上下铺的单人床，一只煤炉子，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生活用品。从她爷爷的口中，我才知道，陈丹的老家在河北保定。三岁那年，她父亲得暴病去世，不久，母亲又改嫁。从小她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五年前，她与爷爷奶奶一起来到北京，在这里靠打扫这个公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孩子命苦啊！可特别懂事，每天放学回家，都带着几个空可乐瓶子回来，说是让我卖点钱，替她攒学费。’说着说着，他爷爷直流泪。我问他打扫厕所一个月能得多少钱，他说是三百五十元。我说三百五十元，哪够三口人用，他说能管饱肚子，就是筹集陈丹的学费很困难。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陈丹家离学校这么远，中午就一个多小时时间，她不可能回来吃饭。我问她：‘陈丹，你中午在哪里吃饭？’她爷爷说：‘我每天给她带一块钱，让她买个包子什么吃。’‘你吃了吗？’我问她。她说：‘没有。我中午不饿，不想吃东西。’她爷爷急了：‘孩子，你中午咋能不吃东西？那一块钱呢？你是不是买零食吃了？’‘没有，没有，我都攒着，等以后一起交学费。’说着，她爬进床底，取出一个纸盒子，往床上一倒，倒出一小堆一圆的硬币。她爷爷一把搂过孙女，说：‘孩子啊孩子，你不能为了攒学费，连饭都不吃啊！’陈丹说，中午学校一放学，她就去超市拣废品。她算过了，一天拣五、六毛钱的话，一个月可以拣二十元，加上爷爷每天给的一元钱，再加上寒暑假，差不多就够自己交学费了。 “望着眼前的小陈丹，我的泪水‘刷’地流了出来，一个十岁的孩子，为了上学，连一块钱的午饭都舍不得吃；为了上学，靠自己拣废品攒学费。你说我们这些做大人的，不该好好反思反思吗？” 老教师说，现实的情况是，像陈丹这样的学生不止她一人，在打工子弟学校，几乎每个学生的家庭和他们本人，都有一番艰辛的遭遇。 面对千万个陈丹们：我们该反思的是什么？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1）
二00四年岁末，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联合十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组织了一次“家乡·梦想·北京”北京首届打工子弟作文大赛。十五所打工子弟学校的一千余名农民工子女，参加了这次活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科文厅。一场特殊的颁奖仪式正在进行之中。 几位打工子弟学校的女生在台上表演印度舞蹈。她们的服装显得有些滑稽，身上穿着普通的校服，头上却披着艳丽的纱巾。手脚也有些僵硬，翻来覆去老是重复那几个简单的动作。 没有人笑话她们，大家都在认真地欣赏着，大家都知道，能登上如此高雅的舞台，对于她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九十三篇作文获得了一、二、三等奖，《给政府的一封信》是其中的一篇： 政府你好： 我叫胡竞。 我们都来自四方，我也有自己的梦想，我渴望知识的海洋。 有时候，我自己都搞不懂我们是谁，用温暖的词来形容我们的话，别人就叫我们城市新市民，用准确的词来形容我们，就叫打工子弟，倒不如干脆称我们为弱势群体。我觉得用弱势群体这个词儿来形容我们会比较确切、准确。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里。是身份的低下，让我们觉得有些自卑，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让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我们这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城市，希望永久的在这里生活，可是，由于我们身份的种种原因，使我们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可是我们又不希望回老家过那种贫穷的生活。我们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从小生活在老家，习惯了那种艰难的生活，所以对它们无所谓，而我们就不同了，我们不想回家去种地耕田，炎热的夏天在田野里干活，可是城市又不接纳我们。这让我们如何是好？想留在北京过好日子，可是由于身份低下，城市不接纳我们。我们又不想回老家，使我们很矛盾。 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我觉得我的这个愿望并不是SHE（奢）求，而是所有打工子弟的愿望，请帮助我们实现这个愿望吧！ 清莲学校五·二班胡竞 2004年12月12日星期日 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居然给政府写出了这么一封信，未免有些太沉重了。 而胡竞提出的是一个并不算高的要求：“请政府给我们这些打工子弟们的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并不比北京孩子差。” 前些年，连农民工都不为社会所重视，更没有人去关心“民工第二代”。其实，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这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子女，他们比起城市孩子来，“懂事”得更早。 他们时时用一双纯真的目光，在注视着这个复杂的世界。 他们唯一可以倾吐的“对象”便是作文： 多开放一些市场就业多开办一些打工子弟学校 我的家乡在湖北，家有6口人。以种田为生，收入不是很高。主要是种棉。种田得交种田费，还得交人头费、宅基费，上学交学费，这些钱是不够的。为了这个家，父亲决定来北京打工。 1989年，父亲离开老家，来到北京，当时我才两岁。经过三年的实践，父亲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到第四年生意比较好，父亲一个人干不过来，妈妈只好托付邻居照顾两个比较大的姐姐。我和哥哥还小不懂事，不能放在老家，1993年，妈妈带着哥哥和我来到北京。来到北京我们既受到优待，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北京一个月的收入，比在老家一年的收入还高。收入多了，支出也多了。去掉房租和杂费，每月的收入能达到1000元。 由我家的经历，使我想到了一些和我们家一样来北京打工的人。他们的生活可能不如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是高科技时代，一些外地人因没有知识，只得靠卖菜、捡破烂来生活。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多开放一些市场就业，让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还有就是一些外地学生在北京上学比较困难。一些正规学校一年交赞助费就得1万多元。希望政府能多开放一些打工学校，这样那些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有一个上学的机会了。 我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一些没办暂住证的人抓走，并让他们返回老家。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办一个暂住证一年就得花一二百，政府应该为那些与家人失去联络的学生想想。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给政府的一封信（图）（2）
——胡利敏 对政府的两点希望 我的爸爸妈妈来京已经有10年了。没有文化，只能做一些小买卖，每月的收入只有几百元。每天乱七八糟的杂活，劳累一天，都不能好好休息，住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过着打工者的生活。 对于“收容”这件事，我的看法是：我们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来到自己国家的首都也算是犯法吗？“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如果家乡好，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谁愿意来这里受苦？ 父母对我的看法，考不了前5名就跟他们一起做生意。我非常需要政府给予一些照顾：1，希望可以让我继续在北京上学；2，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北京踏踏实实地做生意。只有人民富了，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强大。而要想人民富裕，就要使人民有个挣钱落脚之地。这才是真正的办法。“收容”那个办法绝对是不行的。 ——郑文 就业、上学和暂住 今天的班会，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子弟，想起了以前的一些辛酸苦辣。 …… 1992年，父亲来京投靠小姨一家。他在北京找很多活，老板都说他年龄大，最后到一个老乡开的餐厅打杂。 1997年4月21日，父亲把妈妈、我和弟弟接到北京，一家四口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里。 家里穷，先让弟弟上学，弟弟在一个“菜地小学”上学。那时候不知道我有多羡慕。直到1999年9月7日，我们家附近有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也上学了。我真感谢我的学校的创办。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就业本地人什么样都行，有些工厂对我们这些外地来的人口要求很高。在我们住的地方好些办不起暂住证的人被遣送回了老家等等。我的父母也因为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