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缁岬难沽Γ赜虿畋鹩氤杉ú焕硐氲南肿矗顾窃谘＠锔嗟匮≡癯聊投来Α！ �
这是一个叫顾明的孩子的自述：
我是五年前跟爸爸妈妈到北京的，我们的老家在湖南湘西，老家还有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妹妹，因为我是男孩，爸爸就把我带到北京。爸爸在一家超市做搬运工，妈妈在小区当小时工。
到北京那年，我读二年级，是在公办小学上的，全班四十几位同学，外地来的只有四位，其他全部是北京的学生。开始，我们同班里其他同学玩得不错，特别是同一个叫刘京的，我们坐在前后排，成了好朋友。有一天下午放学，刘京让我到他家玩，我说好呀。他家离学校不远，住在一栋漂亮的大楼里。到了他家，他拿出好多玩具让我玩，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好玩的玩具。他又打开冰箱，里面有好多好吃的。
我俩正玩得高兴，他妈妈回家了。他妈妈长得特别漂亮，就像电视里的演员一样。开始，阿姨挺客气，让我吃这个那个。后来，阿姨问我：你爸爸干什么？我说：爸爸在一家超市做搬运工。阿姨又问：你妈妈呢？我说：妈妈在小区当小时工。阿姨的脸色马上变了，让我早点回家，要不我爸爸妈妈会担心的。我就走了。
从那以后，刘京就不跟我玩了。我知道肯定是他妈妈不让他跟我玩。后来，我们几个外地来的孩子就自己一块玩。有一天，我们几个正在操场上玩儿彩色卡片游戏。高年级几个本地孩子走过来，让把卡片交给他们，我们说为什么要交，他们说让你交就交，看他们那凶样，我们只好交了。走得时候，他们还说不能告诉家长。以后，我们几个就更害怕本地的学生。
上四年级时，有一天，做完课间操，我进教室里，看见那个叫咪咪的女生正在大哭，说是自己放在书包里的三百块钱丢了。老师让大家都帮助找找，我们大家都把书包翻遍了，口袋也翻了，也没有找到。
下午放学后，我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班主任问我：咪咪的钱怎么会丢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她又问我：你觉得她的钱会丢在哪里？我想了想，说：会不会丢在上学的路上？她说：你怎么会知道丢在上学的路上？我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她又问：你觉得会不会被人偷了？我说：这也有可能。这时候，班主任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很严厉，她说：顾明，我们都应该做个诚实的孩子，如果现在谁把钱拿出来交给老师，还是好孩子。现在不主动交出来，以后被查出来就是小偷了，要被开除的……
回来后，我越想越觉得班主任肯定怀疑咪咪的钱是我偷的。回家后，不敢告诉爸爸妈妈，自己悄悄哭了一场。第二天，一走进教室，我觉得大家都用一种与平时不一样的目光看着我，我的脸马上红了，赶紧低下头。
从那以后，同学们都不跟我玩儿了，我也不跟大家说话。
到五年级时，我一定要转学，爸爸问我为什么，我不敢告诉他，就说自己不喜欢这个学校。爸爸也觉得上这个学校花钱太多，就把我转到现在这个打工子弟学校。
……
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说，像顾明这种遭遇的孩子，在他们学校并不在少数。
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告诉我：“家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除了经济原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心理上没有压力。有一个老乡，孩子原来在公办小学，他一定要把孩子转到我这里来，我说，实话对你说，我这里的硬件和软件都不如公办小学，教学质量也肯定不如人家，你就别转了。他说，不，我一定要转到你这里来。别说其他的，就每次去开家长会，我就特别受刺激。本地学生的家长，有开着小车的，有穿着西装的，和老师亲得不得了。我这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乡下人，我还怕人家嫌我身上有味儿，每次都坐在角落里，有什么问题也不敢问老师。家长会一学期不过开一两次，我都觉得受不了。孩子每天要去上学，不定要受多少委屈？乡下人和城里人毕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咱不能老让孩子受委屈，条件差就差一点，起码心里舒坦。校长，你一定要收下我的孩子。”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我是谁（3）
我在打工子弟学校，专门与几位从公办小学转来的学生聊过，问如果让他们再回公办小学，愿意不愿意，他们全部摇头说：不愿意！
兴华打工子弟学校六年级二班班主任李冰，老家在河北魏县，高中毕业后，参加师资培训两年，后在乡中学附小当代课老师。二00一年十月，经朋友介绍，到北京打工。
六年级二班共有五十三名学生，全部为农民工的孩子。
李冰到许多学生的家里做过家访。她告诉我，学生的家长们干的都是最低档、最辛苦的活儿，如收废品、卖菜、扫马路、小饭店服务员等。绝大多数家庭都住一间小屋子。两口子都打工的话，收入也不过一千来元。
农民工流动性大，这些学生从小跟随父母，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所以，这些学生基础较差，参差不齐。但他们成熟早，懂事，自立能力强，能吃苦，学习认真。
我问：“李老师，你已经同你的学生相处三年了，你觉得这些从各地农村来的孩子，能融入城市社会吗？”
李冰说：“由于这些学生父母的工作，以及在北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穿着打扮、生活习惯，与城市学生不同。还有，他们一般不同城市的孩子在一起玩，一方面，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都是农民工集居的地方，城里人本身就少；另方面，他们对城里人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
“为什么呢？”
“许多学生在闲聊中谈到，城市人歧视外地人。他们进商店，还没有开口，阿姨就会说，这个太贵，你们买不起，到对面马路买便宜的去。还有，几个孩子本来玩得好好的，也没碍着谁，一个城里人骑车过来，开口就骂：‘野什么，野？还不滚回家去！’”
“这些现象是不是会造成学生们的心理创伤？”
“肯定会。”李冰说：“上学期，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次我最……》，有个女生写了一篇《记一次我最伤心的事》。讲的是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被查封的过程。说他们正在上课，警察带着一批人进了校园，把学生和老师集中在操场，把教室当场给封了，同学们哭成一团。文章的结尾，学生这样发问：为什么要查封我们学校？学校查封了，我们去哪儿上学？学生的作文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是我不敢到公园去，那是城里儿童的节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不让城里人看不起我。’”
李冰说，我们成年人还有个辨别能力，但孩子的心灵是单纯的，如果他们从小在心中对城市、对我们的社会，打下这样的烙印，将来要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了这种担忧：“我一直在想，这种不平等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能够承受的吗？一道歧视的目光可能在内心种下一颗种子，这些过早体验到不平等的孩子长大以后，那些种子会成长成什么呢？在流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代人呢？”
北京师范大学五位学者，曾对北京四百一十五名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和二百三十名公立学校的初中生的心理健康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打工子弟心理健康问题较多，主要表现为适应不良和人际关系紧张敏感，最突出的表现为对外界严重敌对。数据显示，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对社会、他人等外界因素抱有严重敌对态度的，所占比例是普通学校初中生的十二倍。
另据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庭长尚秀云，提供的支持数据表明：外地来京的未成年人触犯法律的，已占到该法庭审判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半。
一点二亿农民工，带着近两千万流动儿童走进城市。
试想：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这些孩子们，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我们这个社会？
两千万，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啊！
每每想到这些，我便感到无比的焦虑！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让希望工程进城
受教育机会的公平属于起点公平。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社会平等；甚至会发生新的不平等。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顾晓今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风雨兼程十五年（1）
还记得那个叫苏明娟的安徽小姑娘吗？
还记得苏明娟那双大眼睛吗？
就是苏明娟那双对知识充满渴望的大眼睛，后来成为希望工程的一种象征。
十五年来，希望工程为解决农村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十五年后，希望工程将目光又转向农民工子女——希望工程开始进城！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希望工程十五年的风雨历程。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机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在北京成立。
最先集聚在这面旗帜下的是徐永光和他的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团中央机关的郗杰英、顾晓今、杨晓禹，北京市委的李宁。他们勇敢地从令人羡慕的机关中走出来，抓住了改革开放提供给每个人的发展机遇。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拨有责任感、有头脑又极力想施展自己才能的年轻人。
几年后，当希望工程获得极大的成功时，我曾经问过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在诞生之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希望工程？他说：“基金会一成立，我们就在思考谋划未来的发展战略问题。既然叫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当然要为青少年服务。只是该为青少年做的工作太多了，应从哪儿做起？我们不可能去卖红领巾、校服和青少年读物。当时我们拟订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既不是传统的思想教育，也不是大家正在热衷于做的。它一定要有创造性和开拓性，一定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论证，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盯在了同一个目标上：教育。
当今世界，人类在共同前进的历程中，日益获得一个意义深远的共识：教育决定一切。没有教育就没有经济的发达、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兴盛。国力的强弱，贸易的角逐，科技的较量，最终归结于教育的竞争！
而当时我国基础教育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一九八九年三月，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在答中外记者问时，说：
“全国有二点二亿文盲；在整个二点二亿学生中，三分之一左右只能读到小学，三分之一读到初中，再能读到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全国平均受教育程度不到五年。”
同时，国家统计局也发布统计数字：
从一九八0年到一九八八年，全国中小学流失生达三千七百多万名。尤其令
人忧虑的是每年约有四百多万名学生，这其中有约一百多万名学生是由于家庭贫
困而辍学的。
这两组令人震惊的数字，也深深地炙痛了中国青基会几位年轻人的心。
其实，在这之前，他们对于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状况，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接触。
作为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曾经带领工作组，前往广西大瑶山少数民族地区考察。
春寒料峭的三月，当他们的吉普车，翻山越岭，抵达金秀瑶族自治县的共和村时，已是中午。
老实木衲的村长说了声“客人们先吃饭吧”，便发给每人两根小树枝。徐永光接过小树枝，觉得有些纳闷，后经人说明才知道这是当筷子用的。村口用三块石头架起一只铁锅，大家围蹲在四周，连碗都没有，不得不各自用小树枝，捞着锅里不见一丝油星的水煮面条。这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招待饭”了。
来到小学校，站在几间破烂不堪的教室前，给人的感觉像是这里刚刚被敌机轰炸过似的。学校仅存的教具只有两件：一只已经转不动的地球仪；一架珠子掉了一多半的算盘。
问到学龄儿童的入学率，校长说：“不瞒你们，最多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吧。巩固率更小，现在上一年级的有七十一名学生，而五年级学生只有七名，照此推算，巩固率不到百分之十。”
徐永光他们走访了几家村民，有一家四口人，才一床破棉被；另一家六口人，一共只有四只碗，其中一只还缺了个大口子。
大瑶山之行，使徐永光终生难忘。
郗杰英和杨晓禹，曾经作为中央国家机关讲师团成员，在吉林工作了一年。有一次，到四平伊通县山区，正逢老乡们为在农村执教二十八年不幸病故的一位老教师送葬。人们举着巨幅挽联，上书：
一本教案、一支烟卷、一片深情，五十一岁清白为人，一生何求多富贵；
两间茅屋、两千弟子、两袖清风，二十八年耕耘桃李，平身已是不贫穷。
与其说这是一幅挽联，不如说这是贫困山区群众对教师的礼赞，对教育的呼唤！
顾晓今曾经作为知青，有过在黑龙江呼玛县农村下乡八年的经历。从上海到了偏僻、闭塞的大兴安岭，她感觉像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知青点离县城有五百多公里，公共汽车每半个月才开一趟。村里的小学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师，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课程，他一人全包了。全村解放后，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后来，顾晓今报考了师范院校，尽管她没有回去当一名山村教师，但是，她知道山里人最盼的是什么。
……
几位年轻人对基金会的服务对象、奋斗目标，逐渐明朗了。大家形成了共识：雪中送炭，帮助贫苦地区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重返校园！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三部分风雨兼程十五年（2）
他们将这项着眼未来，造福后代的伟大事业，取名为：希望工程。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日，中国青基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苦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
十五年前，我对希望工程一无所知；我对我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现状，也一无所知。当中国青基会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写写希望工程时，我没有轻易答应，我说：我得到贫困地区看看。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云贵山区到黄土高原，用了半年时间，我跑了七个省（区）的二十几个贫困县。面对失学儿童那一双双渴望上学的目光，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撞击。
这些出自我十五年前的采访手记，或许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我国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状况：
十里山路，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吉普车驶进了（广西）平果县新安乡汤那屯，或许是难得有人开着小车到这里来，一大群孩子好奇地围了过来，村民们三五成堆，也远远站在一旁指指点点。
正赶上开学的第二天，村小王尚松校长告诉我，全校一百二十九名学生来报名的只有八十名，交了学费的还不到一半。
我问：“一名学生一学期收费多少？”
王校长说：“一、二年级书本费加学杂费是十八元，三、四、五年级十九元。”
一二十元，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说，不过是买一件玩具的钱；但在这里，对于多数家庭却是不轻的负担。特别是那些有两三个孩子同时上学的家庭，负担更像山一般沉重。
“九分石头一分田”，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全村三百六十九户人家，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四十元，人均粮食仅只一百四十公斤。解放四十多年了，村里至今仍不通电。普查人口时曾做过统计，全村二千零十八人，四十五岁以上的除了村长、会计等五个人稍识几个字外，其余的全部为文盲。
（湖北红安）盐店河村的秦罗庄，是共和国一位上将的故乡。站在将军的旧居前，我的两眼在四处寻找着，试图想寻找到这个一代名将的诞生地，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然后，我失望了，我看到的依然是一个破旧的小乡村。
村民秦钜华的家就在将军旧居的后门。六口之家，去年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