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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朝阳区团结湖卖菜的表姐，带着儿子匆匆赶来，“素梅啊，把这个小狗子交给你了，你看他马上就满八岁了，还整天在外头疯，跟我卖菜，我实在是顾不过来。” 李素梅连声说：“不行，不行，我这儿又不是什么正规学校，到时别让我把孩子给耽误了。” 表姐说：“孩子已经耽误了，在你这儿，怎么也比在外头野要好。” 李素梅是个软心人，经不住表姐一番软磨硬缠；再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便答应了。 接着，听到李素梅正在办学的消息，堂哥把孩子送来了，堂表弟把孩子送来了，一些熟悉的在京打工的息县老乡，也把孩子送来了。 李素梅说：不中，不中，我教不过来。 送孩子的说：不中也得中。 到了一九九五年放暑假时，短短一年，窝棚小学竟然扩展到了五十二个学生。 这下，李素梅慌了，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她在心里问自己：下学期，我该怎么办？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一位母亲的烦恼
就在李素梅为日益增多的学生暗暗叫苦时；有个叫赵丽君的女人，为自己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找不到学校而心急火燎……
一九九二年中秋，赵丽君和丈夫靳宏贤，带着双胞胎女儿靳美玲、靳庆玲，从河南农村来北京打工。
都说城里人的钱好赚，到了北京，才知道满不是那么回事。
两口子先是在丰台岳各庄农贸市场边卖菜，起早贪黑，一个月只能挣个三四百元。交了房租，加上一家四口人吃饭，紧张得连蜂窝煤都买不起。赵丽君记得很清楚，有一回，靳宏贤的父亲从老家来看望他们，走时，给老人打一张车票的钱，还是临时向老乡借的。
卖菜不行，他们又到丰台火车站旁练摊卖水果。丈夫每天负责从沙子口进货，她带着女儿负责看摊。因为租不起固定摊位，只能骑辆平板车在马路旁打游击。
当时，最害怕的是“城管”。“城管”隔三叉五要来一趟，听到“城管”来的风声，得赶紧跑，跑不脱被抓住了，就得老老实实认罚，一般是百八十元。你不认罚，连平板车都给拉走。
卖水果，就图个新鲜。西瓜上了卖西瓜，草莓下了卖草莓。正是菠萝上市的时节，有一天中午，赵丽君正给一个老太太削菠萝。突然，远初传来喊叫声：“城管来了——”她连钱都没顾上要，骑起平板车就跑。跑出二三十米，她猛地想起来，两个女儿还在一边的草地上玩儿呢，又赶紧往回骑，这下，被“城管”逮了个正着。
“城管”说：“你跑呀，你跑呀，怎么又回来啦？”
她搂着两个女儿不吭声。
“城管”又说：“这么热的天，你说你在家里呆着，带带孩子多好，出来折腾什么？”
她像是被捅到了心酸处，两行眼泪“刷”地流了下来，委屈地说：“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在家里呆着，谁管我们饭吃？”
“城管”见她带着孩子挺可怜的，说：“走吧，走吧，以后去租个摊位，别整天在外头打游击，你说我们见了是管，还是不管？”
后来，她丈夫办了个三轮车货运证，帮助家具公司送货。赵丽君得自己去进水果，每天起早不说，两个女儿没人看了。有一天，她进完水果回来，两个女儿已经自己从床上起来了，正在屋里大哭。思来想去，没有其他办法，只得把她们送回老家，让娘家老人帮助照料。
一九九六年春节，赵丽君回去探亲，一进村口，只见两个女儿正在地里玩泥巴，又黑又瘦，赵丽君跟她们打招呼，她们还直躲。
女儿七岁了，应该上学了。再说，孩子老不在父母身边也不是事儿。回到北京，赵丽君开始为女儿找学校。听老乡说，外地户口的孩子在北京上学，得交赞助费，贵得不得了，根本上不起。她不相信，说：上小学还分什么本地户口，外地户口？等跑了几所小学，才知道果真要交那么多的钱。像他们这种普通打工的，谁上得起？
越上不起，越着急。赵丽君想，两口子累死累活挣俩钱，还不是为了一双女儿，现在连女儿上学都成了问题，还挣什么鬼钱？
那些日子，赵丽君急得卖水果都没了心思，整天四处托人打听学校。
说来也是巧了，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赵丽君看到了北京台《北京特快》节目播放的李素梅办窝棚小学的故事。她被李老师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同时立马拿定主意，把老家的女儿接回来，送到李老师的学校去。
她到五棵松去了三趟，才找到李素梅。
李素梅一听她说要把两个女儿送来，连忙说：“不行，不行，我这里的孩子已经够多了，我自己正在发怵，不知该咋办？”
赵丽君说：“李老师，我算是求你了！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该想的办法我也都想了。实在是无路可走，我才来找你的。你也是做母亲的人，孩子上学实在是不能耽误啊！”
李素梅说：“不是我不想接，是实在接不了。你不是都看见了，这么个窝棚，就我这么一个人，哪像是什么学校？”
赵丽君不讲理地说：“李老师，这个我不管，只要你这个学校在，我就把孩子送来。”
李素梅苦笑着说：“你这不难为我吗？要不这样吧，这学期快结束了，等放了暑假，下学期开学时，你再来看看……”
九月初，一开学，赵丽君就把两个女儿从老家接到北京。可当她兴冲冲带着女儿去报名时，那个窝棚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拆了。
站在空荡荡的菜地里，赵丽君一阵发懵，怪了，这学校怎么说不在就不在了？
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好象是被人给撵了，撵哪去了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孩子都来了，等着上学呢？
回到家，两口子还吵了一架。丈夫埋怨她，这边还没联系好就把女儿接来，弄了个进退两难；她更火：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孩子好。
赵丽君不死心，又去菜地找，见人就问，后来，有个卖菜的小贩告诉她，好象搬到沙窝那一带去了。
她索性连生意也不做了，跑到沙窝，又是一阵好找，有人告诉她，前几天，不知从什么地方搬来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上了几天课，又被警察赶走了，说是被赶到玉渊潭那一带去了。
赵丽君又去了玉渊潭，终于找到了。
一见李素梅的面，赵丽君就哭了：“李老师啊李老师，你可把我害苦了，你说话怎么不算数，这学校怎么说搬就搬走了……”
李素梅连忙解释：“我也是有泪往肚里流。那块地让什么银行给征走了，人家撵你走，你就得走。后来，搬到沙窝，刚开始上课，人家又不让呆，这不才刚刚搬到这里。”
赵丽君说：“孩子我已经接到北京来了，你不收也得收！”
“你再也想不出其他办法了？”
“我实在是无路可走了。”
李素梅犹豫了片刻，终于答应了：“我知道你的难处，明天你先把孩子送来吧。”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1）
这是一股大潮：
这是一股波澜壮阔的大潮！
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日常社会生活，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股由于农民工的流动而集聚成的大潮所产生的冲击和震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的研究员，自然被卷入这股大潮之中。
出生于山东莱西县水集镇的赵树凯，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农村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他喂过牛，还赶过马车。
赵树凯在小时候，就从长辈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闯关东”的故事。他的家乡胶东半岛，是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形成的东北移民大潮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他的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追随几位青年同乡，乘船由烟台出发，经过一天一夜的海上漂泊，到达东北的丹东。同今天农民工流动的机制大致相同，当年的流动也是依托“社会网”的支持展开。在爷爷的一位表兄的举荐下，父亲以曾读过五年私塾的“学历”，而进入一家商行当学徒。三年之后，父亲难耐思乡之苦，又返回家乡。三年的“闯关东”经历，历尽艰辛，用今天的话说，却也大大地提高了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实现新的职业流动的基本资源。赵树凯认为，虽然当前的农民工流动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当年的“闯关东”；但是，胶东这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闯关东”热土，所弥漫着的浓重的流动氛围，很可能已经在他的内心酿造了对当代农民工流动研究的兴奋点。
一九八二年，赵树凯从山东大学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经常跟随领导到全国各地农村考察，他的视野从小农村变成了大农村。一九九0年，原机构撤销，他又转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农村，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他说：“我倾注较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我感到，努力捕捉农民工流动的新表现，揭示流动潮流的丰富底蕴，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一九九五年三月，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赵树凯与二十六名调查人员一起，对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和上海市长宁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存状况，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调查。为了使得调查更贴近农民工本身，他们走进“工棚”、“打工楼”，与农民工同住同吃，竞夜长谈。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与辛酸和艰难相伴；
每位农民工的打工史，都是有着不平凡的奉献。
在课题报告中，赵树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常想，长期以来，农民为支撑新中国的社会构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至今仍在继续，只是程度有所减轻。中国农民的历史性不幸，不仅在于他们已经承受着沉重的制炔还剑谟谡庵植还交钩３２槐怀腥稀！？在调查中，赵树凯接触到一个新的问题——流动儿童——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中农民工子女急剧增加，这些儿童或者在家乡出生被父母带到城市，或者在城市出生而继续留在城市。由农民工派生出的这个群体，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在调查中，这些发自农民工的心声，令赵树凯难以忘怀：
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小孩，已经九岁了，还没上学。小孩现在也真的该读书了，可是那么多的学费谁交得起？再说，她爸爸在广东打工，我在这里，和几个老乡姐妹住在一起。真上学，孩子连个学习的环境都没有。真想有一间小屋，我俩有个安身的地方。
两个孩子现在都跟着我们在这里读书，我们不能因为大人挣钱耽误了孩子的教育。放在家乡父母那里，我们不放心。在这里读书，这个费那个费比在老家贵多了，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
你看我这几天急得直上火，开学半个月了，可孩子还找不到学校。上海满大街都是学校，可一听说我们是民工，就要借读费，狮子大开口，差不多要我一年的工资收入，哪上得起？
那时候，赵树凯的家住在万寿路育英中学旁边。离家不远，有个小农贸市场。他与外来打工者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双休日，只要到市场买菜，他就愿意与小商贩闲聊。到后来，五六十个摊位的摊主，几乎全认识他，远远见了，就会打招呼：“来啦，今天吃点什么？”
赵树凯爱琢磨事儿，比如，市场里有卖菜的，也有卖水果的，那么，为什么有人愿意卖菜、有人愿意卖水果？通过了解和对比，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卖水果比卖菜利润高，但风险大；卖水果比卖菜本钱也要多一些；卖水果的一般比卖菜的文化水平要高一些，脑子也要活络一些。
赵树凯还了解到，这五十几个摊主，将近三分之一把孩子带在身边，其中学龄儿童有八九个，他们中能够在市区小学上学的只有一半，另一半基本处于失学状态，原因是外地儿童在北京市上学必须交纳借读费或赞助费。
他去市场，还常常有商贩求他，希望能帮助联系一所不用交纳借读费、赞助费的学校，解决自己孩子的上学问题。
农民工子女就学难困惑着农民工，同时，也引起了他的关注。
为此，赵树凯专门走访了有关教育部门和学校。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对外来农民工子女就学收费，采用两种做法：一种是明确规定一个收费标准的范围，如丰台区教委定的收费标准是每学期五百…一千元；另一种办法是，各学校一次性或分学年向借读生收取一定数额的赞助费，每学年一两千元不等。无论是哪一种做法，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一九九六年春节后，一个星期天，赵树凯又去市场买菜。河南来的摆水果摊的那个小伙子，一见面便挺热情地问：“赵同志，刚到的草莓，你不来点儿？”
赵树凯见小伙子的儿子也在一边忙活着，关切地问：“小柱子上学的事儿，还没着落吧？”
“上了，前些日子一开学，他就去上学了。”
“哪个学校？”
“我们一个老乡自己办的一所学校。”
小伙子告诉他，河南息县一个老乡，两口子也是出来打工的，在五棵松那边自己办了一所学校，专门招收老乡的孩子。虽然条件不怎么好，但收费很少；再说，只要孩子有书读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赵树凯还从来没听说，在北京居然还有农民工自己办的学校，他决定去看个究竟。
小伙子光告诉他，学校在五棵松路口往北，再往西，再往北的一片菜地里。第二天，在五棵松一带，他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返回的路上，碰到一位穿着校服的小学生，赵树凯问他：“小朋友，这儿附近有没有一所农民自己办的学校？”
那位学生想了想，反问他：“你说什么校名吧？”
“我也不知道校名，说是很小的一个学校，就在菜地里。”
小学生像是突然想了起来：“哦，你说的是那个‘鸡窝’学校吧？从这儿直走，再右拐，不远。”
“‘鸡窝’学校？什么‘鸡窝’学校？”赵树凯有些不解。
“大伙儿都叫他们是‘鸡窝’学校。”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农民工子女的课桌在哪里？（2）
按那位小学生指点的，赵树凯终于在一片菜地里，看见了三个窝棚，里面还传出阵阵读书声。
站在窝棚前，赵树凯觉得有几分新奇，又有些疑惑。
正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李素梅，见突然来了个陌生人，忙从窝棚迎出来，问：“同志，你找谁？”
赵树凯说：“我不找谁，随便来看看。这个学校是你自己办的？”
“是的，不过我们这也算不上什么正规的学校，看这些孩子没地方读书，在外头野着，怪可怜的，我们就把他们召集起来，给他们上上课……”李素梅显得有些紧张，“哦，这是我的身份证，我爱人进城买作业本去了。”说罢，她从口袋里掏出了身份证。
这下，反倒让赵树凯有些尴尬了，他摆摆手，说：“我不是来查你身份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听说你们自己为农民工子女办了所学校，专门来看看。”
李素梅这才松了口气。
布置了一些练习让学生自己去做，李素梅便一五一十地跟赵树凯，讲述了自己进京打工和办学经历。
“现在一共有多少学生？”赵树凯问。
“刚开始，就我们兄弟姐妹的九个孩子；后来，亲戚们知道了，也把孩子送来，增加到十几个；再后来，一些老乡听说了，非把孩子塞给我。现在的学生是一百多了。我们怎么不收也不行。”
赵树凯说：“你们给乡亲们办了件好事嘛！”
“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上门的学生多吗？”
“不少，有些我们实在推辞不了才接下来。”
“你们和当地的教育部门取得过联系吗？”
“没有。”
赵树凯又问：“这儿附近还有像你们这样的学校吗？”
李素梅说：“附近好象没有，不过，听我老乡说，清河那边也有打工的办的学校。”
两天后，赵树凯在接受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记者有关城市农民工问题的采访时，专门谈到李素梅夫妇办的那所简易学校，他认为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实际上是劳动力流动衍生出作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