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邱行湘之长，是他的在学习小组里已经具有绝对权威的力气。关于这一点，组员们是无一不折服的。当他眼睛鼓圆的时候，人们怀疑他一只手可以连根拔起一株柏树来。就在人们的折服之中，邱行湘尽情地发挥着他的优势：在翻新粪池时，他第一个跳下粪坑，把几十斤重的石头，高高地举过了头；在挑水送饭时，他肩挑两个深铁桶，在碎石路上轻轻地迈开了腿……这实在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坚信条条胡同通大门。共产党人常说改造看行动，他不正是有行有动么？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八章 碎石路上（4）
败军之将话战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启口。如果说梁培璜、林伟俦对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同邱行湘一样不感兴趣，那么他们三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津津乐道。
梁培璜作为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谈到了临汾战役的情景。他说，他凭借临汾高十四米、顶宽十余米、底宽三十米的城墙，构成三道防线，配备各种火炮五百多门，自以为“固若金汤”，却不料解放军重兵压境，以十万之众对付他的两万人马，尽管他奋力死战，到底是寡不敌众。他惊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如此规模的攻坚战。
梁培璜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优秀的将领。他是河南人，没有山西将领的习气，比起功德林一位未来的客人、另一个阎锡山的老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更显得锐气逼人。所以邱行湘安慰他道，临汾失守，不能怪梁培璜才力不济，正像他邱行湘失守洛阳，不能怪他没有经验一样。
林伟俦作为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谈到天津战役的种种。他说，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后，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上官云相说：“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当年夏天，天津市长杜建时和他（时任六十二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为迅速完成工事，由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主持，按照各碉堡大小图型和护城河的宽深土方多少，进行投标雇工承包建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八十四华里，挖了一道宽五米、深三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七米，墙内每隔三十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三百八十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一千多个。陈长捷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后，又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林伟俦又说，他没有想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装备成了优势，炮火力量强大；更没有想到天津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一百里或几十里的地区，认为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一九四七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就是以一个军九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所以解放军开始总攻天津时，一举就突破了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线。
邱行湘听得很仔细。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军在天津登陆后，接着空运他所在的国民党九十四军接收天津。一到天津，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就召集了第五师、第一二一师两个师长研究修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的计划。作为第五师师长，邱行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也有与林伟俦、杜建时以后规划的相同的部分，当时因美军驻天津，方案尚未实施。邱行湘认为，他在天津的方案可以不比林伟俦高明，但是应该比他在洛阳的方案低劣。
邱行湘即使在战败之后也十分欣赏他在洛阳战役中的布置。此间他说，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他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他刚到洛阳时，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而蒋介石的意见，是要他必须守龙门、邙山的），以免分散兵力。起初，他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他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采取“小而坚”的办法，在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为解放军隔断之后，保证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
说来说去，三人的脑袋最后挤在一起，在林伟俦手中的划了红线的文字面前默默无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三人的脑袋分散开来的时候，邱行湘告诉梁培璜、林伟俦一个小笑话：一九三一年陈诚率十一、十四两师计十五个团的兵力入赣围剿苏区，结果兜了三个月，一仗未打。而部队疟疾流行，损失过半。十一师副师长周至柔对邱行湘说：“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我掉队是为了吸烟；觉可以不睡，屎不可不拉。总指挥（陈诚）掉队是为了拉痢。”
邱行湘现在认为，国民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的。陈诚要算一个人才，蒋介石要算一个人才。其所以蒋介石永远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其所以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有洛阳战役就有“洛阳营”，有临汾战役就有“临汾旅”，有四平街战役就有“四平街连”，有襄阳战役就有“襄阳特功团”……那是因为在这些骁勇将士的后面，屹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由思想和意志建造的长城。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九章 碎石路上（1）
杜聿明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他的单人房间外面，不时响着多人的脚步声——或许是管理员给他送鲜牛奶，或许是科长给他送“大前门”牌香烟，或许是医生给他看病，或许是护士给他送药打针……
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果子酱与面食；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炖鸡与烧鱼。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三种。
他有结核病，包括肺结核和肾结核。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是链霉素，可是我国当时不能生产。国外进口的链霉素多来自苏联，苏联的链霉素药物性能不好。美、英两国的链霉素质量过关，可是对中国大陆封锁禁运。为了抢救国民党战犯（除了杜聿明，还有黄维、康泽、文强以及即将来到功德林的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的生命，人民政府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不惜重金，买回第一流的药物。
就这样，他的四种病，现在剩下一种。
最后一种病，就是发现未久的脊椎结核。不过离痊愈的时间也不远了，为了矫正杜聿明已经畸形的躯体，他只须静静地躺满三年石膏架子。
也就是说，杜聿明的四种病，完全可以被共产党治好。共产党对于他，除了他一九四六年被割去的那个腰子无法寻回外，一切都给他了。
杜聿明曾问过护士，共产党治好他的病，总共花了多少钱？护士虽没有作答，他心里亦自然明白——总不止两个铜板吧。而他本人，曾有过没有两个铜板的时候：一九三一年底，蒋介石下野以后，杜聿明也无一官半职，与妻子曹秀清、大女儿杜致礼三人住在杭州，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救济十二元过日子。一日上街，年仅三岁的大女儿拉着父亲的衣角，嚷着要吃臭豆腐。一块臭豆腐需要两个铜板，而杜聿明掏遍全身，只掏出一个铜板来。杜聿明的心，也是肉做的，他在大女儿嚎啕大哭的时候，也忍不住鼻子发酸……
杜聿明并不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虽然没有刺激他的神经，却也震荡着他的心灵。淮海战役的战局刚刚开始明朗，这位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就在心里诅咒：有本事的退后三十公里，再打一次试试。现在，共产党军队果真再打了一次，所以杜聿明终于缓和了“试试”的心理冲动，放弃了“再打”的精神准备，懂得了“旁观者清，当事者迷”的常识。
真正冲击他的，是西藏的和平解放。他认为共产党通过武力击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而共产党不通过武力收复西藏，是不可以理解的。他认为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封建联姻，只能是汉藏两族的政治结合，说不上谁统治谁。特别是近百年来，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长期受到国外侵略势力的支配，大清皇帝的“恩泽”融不进雅鲁藏布江，蒋介石的宝剑的寒光，射不进喜马拉雅山，而共产党的一张谈判桌，就使西藏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怀抱。
共产党在大陆的成就，是治疗杜聿明心脏的链霉素。他尚存的那一个腰子如果代表他的军事眼光的话，那么他失去的那一个腰子应该代表他的政治头脑。关于这一点，杜聿明是在他肾结核痊愈之后的一个清晨，当缕缕阳光照进他的小屋的时候，自我感觉到的。
他在病床上想得很多。他曾经夸奖过他的妻子。那是因为曹秀清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榆林女子师范学校当学生时加入了共产党，在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清党以后，终于离开学校跑到苏州找到杜聿明，从而脱离了共产党。他夸奖她终于摆脱了“妇人之见”；杜聿明曾经责难过他的弟弟。那是因为杜聿德也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在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皖北暴动中，担任副总指挥，结果被国民党杀害。杜聿明责难他最终堕入了“草寇之举”。
现在，共产党的威力，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像太阳那样为杜聿明承认以后，这位曾经想用死亡来对抗共产党的头等战犯不得不承认身心两败。
他决定活下去——当一个人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时候，实际上他仅仅想得到一个人最低的权利。而这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蒋介石那里，恰恰失去了这个权利。一九四七年，杜聿明的肺结核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征得蒋介石同意，启程去美国就医。行至上海，适逢美国记者访问了他，他的关于国民党军队装备落后、亟需美军扶持的谈话，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殊不料此举铸成大错——蒋介石迭电上海而外，派人找上门来，言及杜聿明见解高明、策略精当，正可谓“国难当头，需用大梁”，故不允离去。杜聿明遵命不误，不过他事后听说蒋介石对他在上海的言论极为不满，认为他动摇意志、扰乱军心，作为一次惩处或者说一次报复，断然收回成命。
杜聿明长了脑袋，也长了眼睛。前不久，刚刚入夜，他发了一场高烧。医务室医生慌忙赶来，给他打了针、喂了药。杜聿明道谢之后，迷迷糊糊睡下了。半夜醒来，睁开眼睛，灯光之下，他看见站立在床边的一动不动的姚处长的身影。杜聿明生病从来没有呻吟的习惯，可是他终于发出如同呻吟的声音。
军人是讲究干脆果断的。杜聿明经过一个白天的来回踱步，一个晚上的辗转反侧，就在第二天管理处最高负责人姚处长来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握住对方的手，用轻微的迟顿的语调说：“没有你们为我治病，我早完了。共产党是我再生父母，毛主席是我救命恩人呵！
杜聿明的肺腑之言，回荡在胡同之间。
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禁百感交集，啧啧不已。这句话，他记起孙殿英在黄埔村喊过——那是为了鸦片；现在，这句话由杜聿明在功德林说出——这是为了良心！当年邱行湘率第五师驻东北时，曾到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杜聿明那里开过会，他深知杜聿明其人脚不站稳不走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话说回来，杜聿明被俘时，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承认，六年之后，他承认了共产党的伟大。在邱行湘看来，共产党给他安在病床的石膏架，不是矫正他的躯体，而是矫正他的灵魂；共产党不是给他注射药剂，而是给他寻回失去的腰子；杜聿明不是慢性自杀，而是快性复苏。
邱行湘是倾向有节制地逐渐地吐露自己的心曲的，然而随着杜聿明的思想飞跃，他感到自己的灵魂也随之得到升华。因为，杜聿明今天已经说的，是他明天准备说的。那么，宋希濂今天已经做的，是不是他明天准备做的呢？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三部分第九章 碎石路上（2）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陆定一代表党中央作报告说：“一九三三年，瞿秋白同志进入以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人民教育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他在福建省武平县被国民党匪军逮捕，六月十八日上午十时在福建省长汀县西门外英勇就义。”
宋希濂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他那稳力很好的身材，也禁不住发生动摇，于是踉踉跄跄地退到大通铺上，蒙头大睡。
朦胧之中，宋希濂看见一位身体单弱、面部清瘦的中年人，穿着一件灰布长夹袍，一双浅口的布鞋和蓝色线袜，从他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司令部的一间小屋里缓缓走出来，走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一条严密警戒的小路上，直到中山公园一个用土砖砌的讲台前面站定。这位文质彬彬的中年人，面朝在场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警卫连官兵三十余人，发表了十五分钟的讲演，用他的生命向他的敌人呼吁：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迟早会实现，国民党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讲完以后，他举起右手，高呼——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呼声将宋希濂从梦中惊醒，热汗和着冷汗浸湿了他的衣襟。如果生活的窘境必须由自己去摆脱，而且早一天摆脱早一天安宁，那么宋希濂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具有勇气的决定。第二天一大早，他匆匆走出胡同，走进管理处办公室，交代了当年杀害瞿秋白的罪行经过。
一九三四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九月与红军作战负伤，送医院治疗。三十六师继白衣洋岭战役后经河田进入长汀县。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已经到了瑞金的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打电报通知三十六师，说由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地区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三十六师派一个旅开到水口（水口在长汀南约七八十华里）以西堵击。
三十六师派出部队以后，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加之空军助战，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压迫。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伤亡颇大。由于兵力过于悬殊，项英、陈毅两将军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向东走的一部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八旅所截击，陷入包围中，经过战斗，被解除了武装。从红军俘虏口供中，一○八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师参谋长向贤矩又将此情报急电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上杭并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只有地方保安第十团，蒋鼎文立电该团严密清查瞿秋白的下落。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保安第十团所截俘。保安第十团将其中查明是红军干部的二十多人，寄押在上杭县政府监狱。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第十团将所俘红军三百余人再逐一查问，证实这些人中没有疑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在这二十多人之中。于是进行个别审问，一次二次，仍然没有人供认。遂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
蒋鼎文接保安第十团查出瞿秋白的电报后，即命该团将瞿秋白解送到长汀三十六师师部。宋希濂一九三五年五月伤愈回到师部，曾与瞿秋白有过一次谈话。
宋希濂：“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