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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一身患五种结核：肺结核、腹膜结核、淋巴性结核、副睾结核、精囊结核。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对于黄维来说，功德林目前不是他的学校，而是他的医院。在一闻周围有花草的房屋，里面安放着单人钢丝床。黄维静静地躺在上面，每天享用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小灶病号饭。如果黄维真能静静地多躺几分钟，那么他此时的任务完成得并不坏。可是，他依旧是不大寻常。每当大小便时，都是功德林管理员进来抱他，而他一见共产党人的袖子接触了他的皮肤，他就猛一用力，或挺，或扭，直到从管理员手里掉在地上为止。他不怕痛，因为他习惯这样。
由于心理上的缘故，一旦自己是行为的发出者，疼痛可以成为一种享受。 若是自己成为行动的承受者，那么疼痛的滋味就难尝了。黄维居然尝这过一次。不过那是稍后一点，黄维加编组学习时的事情了。
继井陉河畔的训练班迁入北京功德林后，河北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也迁入北京。教导团的战犯兵分两路，一路去广安门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救济院旧址），一路来功德林战犯管理处。
现在走进胡同里的有：国民党天津市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国民党第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国民党第六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
军人过惯了集体生活，功德林现在开始编组学习。在戊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邱行湘为学习组长。在甲字胡同里，管理处任命董益三为学习组长。
学习——理解自己的敌人的东西，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几乎是比战争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在跨越心理的鸿沟的攻坚战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1）
一组之长的地位，使邱行湘站立在与自己过去的生命历程全然相反的一个新的起点上，给他提出了许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尽管他甘于长期当陈诚的随从副官，附人骥尾，但那只不过是图个大树底下好乘凉的缘故。一旦带兵，他决不愿意充当副贰辅弼一类的角色。所以他以第五师师长之身，率部激战徐水时，在国民党为他拍摄实战电影纪录片的镜头下，他微笑着举起望远镜；在蒋介石派他主战洛阳时，他在黄埔路“主席官邸”的甬道上，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感叹。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在人生直下之中，出现了命运回升，这不能不使他欣喜不已。他何尝没有感到，过去的晋升，是靠老命拼来的，现在的晋升，只不过在极少的劳动中比他的组员多流几滴汗水而已。而且重要的是，过去的荣耀里总恍惚着死神的影子，现在的荣耀中却依稀可见生活的彩霞。因此，他感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学习小组组长的职位．就人生的价值而言，实在比国民党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贵重得多。
在他的小组里，他意外地看见了洛阳之战的连手、河南第十区行政督察公署专员兼十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刘焕东。邱行湘忘不了在洛阳拆毁民房时与这位既老且瘦的专员结下的情谊，可是在这里，他们似乎定下一个默契，相互交谈时从来不提洛阳的往事。不仅如此，邱行湘每当看见刘焕东，平静的心绪顿时不再平静，一股无名的烦躁陡然而生。这除了因为刘焕东最能勾起他失败的回忆以外，还由于来自永年解放军官教导团的刘焕东，给他带来了他的忘年之交、青年军整编二○六师少将政工处长赖钟声的消息。赖钟声已在刘焕东转至北京之前被释放了。自由之鸟已经降落在赖钟声的双肩，邱行湘是深为他庆幸的。这位品貌端正的白面书生，就算比别人少活二十多年，也有一个整整当当的一辈子。而他的未婚妻也不会空备花烛，只不过推迟婚期一年而已。对比之下，当年的洛阳军政头目，现在只剩下二人在这里你望我，我望你，邱行湘的烦躁可谓事出有因了。
这又怪谁呢？虽然邱行湘的历史已经交代清楚，但是他的罪恶，他至今还不肯承认呀。不错，邱行湘有意巩固和发展他的组长的地位，可是他恰恰在小组里无意露出了马脚。
那是在一次小组学习会刚刚开始的时候，管理员匆匆走进戊字胡同，送来一本小册子。邱行湘站起身来，伸出双手，像接受重大的馈赠那样，欠了欠身，点了点头。可是五分钟以后，也就是管理员大概走出胡同的时候，邱行湘提起书角，“叭”地一声掷到木桌上面。组员们来不及去看他的脸色，一个个伸长脖子去看书的封面，就在人们的脑袋正要凑拢的时候，邱行湘又抓过书来，“啪”地一声让封面贴住桌面，对着仰视他的人们大吼：“有什么西洋景好看的，这本书叫做《人民公敌蒋介石》！哼，打败了就叫人民公敌，打胜了就叫人民领袖，有什么是非不是非！”
第二天，姚处长找邱行湘个别谈话。地点在胡同外的一株梅树底下。姚处长席地而坐，拔起一根青草，不紧不慢地说：“是非是存在的，问题是谁是谁非。我有一个看法：譬如说，坚持国共合作的为是，挑起国内战争的为非。你以为如何？”邱行湘沉思片刻，嗯嗯两声。姚处长进而问道：“那么，内战究竟是谁挑起的？我认为你有发言权。”
如果姚处长仅仅提出一个概念的商榷，那么很可能出现两种概念的并存。现在姚处长引出了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邱行湘则不得不完成一次相应的思索。
好在他记得，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即日本投降后的第四个月，就是他亲率第五师，集中北平南苑机场，奉命空运长春。蒋经国随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到长春，任东北外交特派员，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与苏军直接交涉，使第五师得到苏军的同意，空运长春。邱行湘率部分幕僚先到长春，筹备进驻部署。蒋经国几经交涉，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未置可否。邱行湘在东北行辕随蒋经国空住了一个月，在这里，他与蒋经国共赴“国难”。一九四六年一月，杜聿明率部进驻锦州后，又命令邱行湘率第五师集结锦州，准备空运长春。这时宋美龄专程赴长春为苏军授勋，并以此为名与蒋经国合力再次向苏军交涉，仍无结果。三月，蒋介石派宋子文赴苏联交涉，为斯大林断然拒绝。
邱行湘何尝不明白，国民党要美军海运、空运国民党军的意图，是为着集中兵力首先在东北打燃内战，然后再把内战之火烧到关内。所以他由长春回到北平，很快就得到蒋介石的手令：“马歇尔、张群、周恩来三人会议商定在政治会议前，举行全面停战，停战令灰（十日）晚即可下达，备部在停战令未生效前应抢占战略要点，尤其是热河方面，最好于停战前占领承德，否则亦必迅速抢占古北口、建平及凌源为要。”于是他率部在冀东、绥中、承德一带，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在关外，第五师没有推进到赤峰，蒋介石乃引为憾事。
邱行湘没有健忘，蒋介石的“剿匪手本”是秘密印发，蒋介石的内战命令，也多半不用电文，而由蒋经国、戴笠等人分头传达。与诡谲恰然相反的是，邱行湘被俘北渡黄河进入解放区以来，所经之地，不论是共产党的正规军队还是地方武装，他亲眼见到的是他们按着《双十协定》规定的款条，遵守停战协定。更有那令所有国民党人瞠目结舌的毛泽东大义凛然飞赴重庆，周恩来气宇轩昂驱车南京！中国的秘密连三岁童稚也不能相瞒！
傅作义当年命令国民党骑兵第四师向人民解放军打响第一枪之前，尚有“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决难止息，历史的罪名，将落在我们的头上”的叹息，邱行湘此时却采取了不认账的态度。他扮了一副苦脸，对姚处长笑了笑：“我们当军人的嘛，以服从为天职。”姚处长要他“再想想”，他却板着脸在心里说：“有什么好想的。国民党是当时的统治正宗，部队开到哪里都合法！”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2）
在董益三这个学习小组里，现在有梁培璜、陈长捷、林伟俦、黄维等人。这五个人先前并不相识。董益三属军统，梁培璜是阎锡山旧部，黄维是陈系将领，陈长捷和林伟俦虽在天津共事，但他们也是那时才认识。陈长捷是傅系军官，一九四八年六月从西北调来天津充警备司令，林伟俦是“中央军”，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率六十二军来津作防守部队。人不相识是不便交心的，更何况国民党各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先天性地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存在着一道道鸿沟。虽然他们都是为了“效忠党国”而走到一条胡同里，但是共同的利益正在被他们之间的种种因素所代替——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所以他们连寻找知音的心思都没有。
不为寻找知音，却能陡然打破沉默的是黄维。
事情发生在董益三读完《四大家族》之后。黄维坐在大通铺的一角，背靠在墙上，懒洋洋地说：“我不同意书中的言论——什么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都是四大家族的，都是蒋介石一家的。按照这种言论，那么共产党现在不是有个中国人民银行么？这个银行也就是毛泽东一家的。”董益三一听，眉头竖起来，对着黄维厉声喝道：“你这个家伙太反动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蒋介石是反动头子，你竟敢这样相提并论！”林伟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陈长捷依旧坐在桌旁两眼朝下，纹丝未动，而黄维却眼皮一合，索性将头也靠在墙上，开始他“战”后的小憩了。
“站起来！”董益三命令黄维。
“对，斗他！”梁培璜站起来。
一阵难耐的沉默之后，黄维终于懒洋洋地站起来。他瞥了一眼董益三，轻轻在鼻子里“嗤”了一声。董益三见黄维站了起来，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狠狠地训了黄维一通，警告他若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与共产党为敌，只有死路一条。并叫他在思想上彻底反省，尽快写出检讨材料来。此时距午饭时间不远，梁培璜批判了几句，林伟俦奉劝了几句之后，小组学习至此休会。
黄维的午饭照常吃得很饱。饭饱之余，他没有照常入睡。一个人坐在桌前写东西。东西是写在管理处发的学习笔记本上的。黄维刚刚搁笔，适逢梁培璜从屋外进来，他以为黄维在赶写检讨材料，忍不住侧身去看个究竟。待他定睛看时，白纸上面，两行十四个黑字赫然在目——
龙困浅滩遭虾戏，
虎落平阳被犬欺。
梁培璜看后大怒，他要黄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虽已上床，但未入睡，此间他霍然翻身而起，一言未发，从桌上拿起黄维的笔记本，翻阅之后，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这时，不，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这时才显露出将军的气魄，只见他浓眉似宝剑倒插，胡须如弓弦横拉，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正在胡同外值班室的管理员闻讯赶来。管理员一反音调低微、语态和蔼的常态，涨红着脖子，放开了嗓门，通过严厉的斥责制止了这场行将继续的“内战”。
不到十分钟，管理员伴同姚处长走进了这条胡同。这位功德林的最高负责人，表情依旧平静，但是话语格外严肃。他在听完了董益三、梁培璜、黄维以及目击者林伟俦和陈长捷的情况反映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严重性在于这是发生在功德林里的第一个打人事件，而打人是严重违反共产党的政策规定的。
姚处长和管理员走后，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是黄维，倒是董益三。在姚处长讲话的时候，特别是在他宣布“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的时候，黄维的紧张程度和董益三的轻松程度是相等的。可是姚处长对严重性的理解，不是“相提并论”，而是“打人事件”，这就使黄维如释重荷，董益三如丧考妣了。
当然，这时候黄维未免太乐观了一些，董益三未免太悲观了一些。管理员又走进胡同里来了。他先找黄维到胡同走廊，通知黄维说：“你发言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希望你能够通过继续学习，明辨是非。”他后找董益三到柏树旁边，告诉董益三说：“坚持正确的看法是对的，要求进步也是对的。但是，你身为组长，动手打人，这不能表明你的进步，只能表明你的落后。”
对于黄维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愿接受的批评，但是那远没有董益三的拳头富有刺激性，而且，共产党批评的锋芒是直指董益三的。所以，黄维终觉得在心灵上占了上风；对于董益三来说，虽然受了共产党的为他所不曾预料的批评，但是自己毕竟出手打了人，而且，出手的动机是共产党已经理解到了的。所以董益三亦终觉得并未败在黄维之下。就这样，尽管管理员分别给黄维、董益三讲的什么，他们两人互不知道，但是黄维、董益三已经发现，他们两人各自在心理上，几乎同时恢复了平衡。
功德林里的第一次打人事件的意义，战犯们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在他们获赦释放离开功德林的时候才知道的，那就是：这是最后一次打人事件！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第二部分第五章 胡同之间（3）
目睹着董益三和黄维的冲突的旋涡的形成、却远远地跳在岸边从而没有湿身的人，是陈长捷。这是一个显得很文静的福建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与傅作义是同期同学。他也许是旧书读得很好，新书读得不多，有些信迷信——这里有一个不小的根源：幼年时他本来不信鬼神，一次家乡的一位泰国华侨带回一尊佛像，众人皆拜倒其下，烧香祈祷。陈长捷携带一柄短剑，趁月色朦胧，对准佛像刺去，不料刀断而像未动，使他骇然回奔，从此不敢否认鬼神。
也许他以为菩萨待他不薄，所以一九四八年六月，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派他来天津任警备司令时，他一到天津就向天津市长杜建时声称：“我是来准备打仗的！”同年十二月，杜建时认为防守天津是死路一条，与其等死不如突围，担任天津防守的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暗示杜建时愿意立即行动时，陈长捷向他们郑重表示：“如防守天津部队撤走，将置北平于死地。一切应为傅作义负责。如你们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解放军进攻天津的部署已经完毕，总攻开始之前的一个拂晓，第四野战军写给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瀚三人一封信，劝告他们放下武器时，他们复信称：“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而最后天津城防已破，陈长捷才感到他身上并没有菩萨的灵光，躲进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大骂傅作义：“让我们牺牲，作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当然，维持陈长捷半生戎马生涯的支柱，不会是泊来的一尊佛像，只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那么，当南京总统府门楼的柱头已经倒下的时候，陈长捷又将以何物作为他生命的支柱呢？作为一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陈长捷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陈长捷和邱行湘不同。邱行湘在国民党政权垮台以后，他既不能改变这个现实，而失败的仇恨、没落的悲哀又使他不能够清醒地正视现实，从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总是长时期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中。陈长捷出自对共产党的仇恨，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嫉妒，更出自对共产党的胜利的不解，他不愿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被动的路子，哪怕就是单单为了死能瞑目，他也要主动出击，把战败他的对手里里外外端详个饱，看看共产党究竟是不是长有三只眼睛的马王爷！除了这，他认为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无聊之举，一切都是寄身海市，四大皆空。为了这，陈长捷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他将他妻子由上海寄来的一点钱，托功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