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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他今天对她的指责完全是人有了三顿饱饭吃之后的轻狂。
她讲到狐臭，会举我的姑母她的女儿的例子。她形容她女儿的体臭像死蛇的味道。
死蛇的味道我至今没闻到，蛇我经常见到，一个四十四中的同学被蛇咬伤，我们分辨不清有毒无毒，谁也不敢舍身为他吸毒。我观看了伤口半天，提议用他自己新买的钢笔为他吸毒，他很不好意思，犹豫了好久，过了半天才慢慢地拿出钢笔来。原来钢笔里一买来竟然就吸了满满一皮管红墨水。他红着脸承认是买笔的时候贪小便宜吸的。我们都很鄙视他，蓝墨水黑墨水就算了，还能写字。
红墨水能干吗，还想模仿老师在练习本上划Ｘ啊。
是我营救了他，也许蛇本来就无毒。不过倒霉的人最好不要贪小便宜，要是蛇有毒，而钢笔里的墨水要清洗之后才能用来吸毒，这样的话难免要延误了时间，毒发身亡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的姑母是犯错的女儿，紧张地从口袋里摸出事先叠好的、手掌大的卫生纸片去揩腋下的汗水。
于是得意的她又向女儿推荐用小个子的西红柿、酒精搅拌成糊，早晚各擦洗一次，让女儿不要相信激光、药物疗法，那些都是骗钱的。这个时候她完全不是那个戴着老花镜读《卫生报》相信科学长寿的老人。
她自己没有狐臭，这我可以担保，我和她同一张床这么多年。
她的小儿子有。
我早就发现我的父亲不生腋毛。
他结婚之前，应该是在认识我母亲之前，动了切割手术，由一个狐臭患者变成狐臭隐患者，蒙骗了这个绝对不懂得遗传学的姑娘。看来跟我母亲结婚，他还是投过资的，受过皮肉之苦的。
夏天里我从背后用手指抵住打赤膊的他让他做出缴枪不杀的动作，可以看见他腋下的Ｘ形的疤痕。
第二章第8节 陪我大汗淋漓
我在四十四中的三年里，每年长高几厘米，我现在的身高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长成的，高中太压抑了，一厘米也没长。
身上也随着发育发出一股奇异的酸味，不是死蛇的味道，而是没酿好的酒、腐败的苹果味道、闷干了的汗味。
我回头看一个叫我的人，这种味道猛然钻到鼻孔里来，我一下子慌乱起来。都不敢答应喊我的那个人了。
我注意这种味道，防不胜防。我回到家，很不安，让家里人轮流闻我，他们纷纷摇头，认为我果然也得了狐臭。
我哭了好多天，每天一想起来就哭，手臂夹得紧紧的，不敢摆动。上课的时候，有个女孩子穿了一条无袖的新裙子，女老师妒忌她、捉弄她，喊她到黑板上写题目，手一举起来，露出大拇指那么长的浓密的腋毛来。我看见她的腋下，我也难过地流泪。
每天不停照镜子，长成这张脸，我觉得已经很吃亏了，家里又穷，凭什么，还让我有那么多的缺陷。
等到去了一十一中，我停止长高，这种酸味也随之消失了。
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根本没有人在这些年里表现得故意疏远我。是我自己心虚。
他们躲避一个狐臭的姑娘，应该是把她练习本上的名字胡丽娅改写成狐丽娅交上去，等她走在一楼的时候就开始在五楼打口哨、四处逃窜。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对待过我。我渐渐放下心来。我冒险和别人近距离接近、和他们擦肩而过、争夺他们手上的东西，我故意穿无袖的衣服，在体育课出汗以后自然地脱掉外套，没有人露出一丝反感来。这些举动无疑是一场无狐臭的宣言。
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命运，十七年前的那场交汇，虽然不是精挑细选，偶尔也扬了一回长避了一回短。
在路上我看到一处为残疾人募捐，现场站着一个没有耳朵的人、几个豁嘴的人，多半是儿童。大人们再残疾，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已经习惯了，没必要，只有儿童才心理承受不了。他们大约就是受捐人。搞募捐的也是不自信，受捐人不到场还怕拉不到捐款。我认出来面熟的那两个孩子是到从幸福院借来的。不知道一天开多少租金。他们不是那种无法改动的残疾人，要是得到资助他们完全可以更像人一点，那天，我掏光了所有的钱，连手表都捐了。
我吻遍围的全身，没有一点异味，除了淡淡的汗水的味道，只有下半身发出的五香葵花一样的香气。
我叫他给我买花，我才不要玫瑰，挑选一种有揸开的手掌那么大的、红得妖艳的十二瓣葵花，十几支，扎成手腕粗的一把。因为他和它们一样芬芳。
他多么干净，他的身上不吸一粒灰尘。他的袜子穿一个月不洗都不会臭、不会黑。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寝室打牌，我看见他提起裤脚坐下，他的袜子雪白。快要离开时，他呵了一口气，在我床上轻轻躺了一下。晚上，那个拓在我床上的空白不上灰的影子还在，我顺着这个影子躺下去，和影子重叠起来。我嵌进影子里，就好像睡进一个人的体内。
这么一躺，也许已经暗示了，从此以后，我只有这么一个人只让这么一个人在我床上，陪我每一次天黑，陪我大汗淋漓。
第二章第9节 惟一的一次温情脉脉
祖母识字，年轻时好学，跟祖父读报、写信，自己又肯摸索，认识了不少字。跟她喜欢左右人领导人的性格有关，她有阅读出声的习惯。
她生怕她看过的东西你没看过、她注意到的东西你没注意到。她喜欢考别人，小时侯看天气预报，考我各个省的省会。现在喜欢让人说出五大湖和五岳分别是哪五大。主要是考当了导游的堂表。大学以后，她在电话里给我读过一首关于如何长寿的顶真诗。
明明是个一无所知的人，却又摆出无所不知的样子。
祖父死得早，他生前管过一个文化馆，又管一个煤矿。他的葬礼都是在那个煤矿里举行的。黑漆漆的、脏兮兮的。他如何疼我，我已经不记得了，据说他从来没抱过自己的后人，惟一抱过的就是我。跟他儿子一样，照看那么多孩子，惟一没有弄丢过的就是我。比我大的小孩子掐哭了我，他一定会为我报仇。听起来他一点不像个老人，反而更像个孩子。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堂表跪了很久，我们的周围挂了很多条幅，瞌睡都来了，胡大太叫我们不要跪了，去摆着大圆桌的地方吃饭。
我至今受了他的益，我祖母坚持出钱送我读大学是他的遗愿。祖母在来信里说为了什么家培养人才她心甘情愿。字迹太潦草了，分不清是为黄家还是为国家。我对对他的遗忘表示羞耻。
后人对他褒贬不一。
他应该是个善良的人，不杀生，打起儿子来，却是放进箩筐里用扁担打。他生性孤僻，从来不去别人家，只是邀请别人来自己家里下棋。他很小气，吃一种饼，一只手把饼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在下巴下面接着，孩子们在他手下别想吃到一点饼的粉末。他长期吃肉、红糖、鸡蛋，得了癌，他癌症晚期时，药水打进去时是蓝的，小便出来也是蓝的，前后蓝得一样明亮。体内已经没有多余的水来稀释药水了。
据我父亲讲，当时祖父和祖母的工资是多少级，加起来全大庸城第一高。我父亲乘火车丢失一只帽子，人还没下火车，还没反应过来自己什么时候丢了帽子，帽子已经有人恭恭敬敬地送到府上了。
小学时我代表梨宾小学去参加大庸市里的演讲比赛。
我的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派头很大故作姿态的评委说以前这个人在你祖父管的文化馆里打锣，每天下午都要打几个小时的锣，现在反而成了大庸城的文化名流。
文革时候祖母当上了造反派司令，资历是曾经上京告过御状，告倒了一起去互相告状的劲敌，一个屠夫。
屠夫在天安门前遭到红卫兵毒打，连连叫唤，不要打我，我是革命的杀猪工人。
她发动了几次武斗，削平了几层楼，腰上捆着一根石油鞭子，见人就打，手榴弹不离手，听起来都很硝烟弥漫。
祖父是一派的头子，相比之下显得温文儒雅。他的堂兄在另一派里不肯过来，成了夫妻俩的死对头。祖父对革命十分忠贞，他拖着一队人马从乡下返城，骑着一匹年轻的马。他的堂兄被人按在岔路口上私自枪决，枪声响完了，他都没有跳下马。走了过去，吭都没吭一声，头都没有回一下。他的堂兄也不屑开口求救。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仇恨浇灌着他们，他们一个比一个心狠。直到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闭着眼睛，小声喊过一次他的堂兄，好像他堂兄来探望他来了，泪水涟涟的，应该是在梦里头。
她一生拥护着这个党派、歌颂这个党派，到老都没有被容许进入这个党派，遭到了儿子的耻笑，这大约跟她文革时期太猖獗、间接闹出过人命有关。
我父亲遥想当年的风光，他以前住的大院就在现在的市中心搞马戏表演的那块地方，大院门口驻着四个兵，他进出四个兵都要对他点头哈腰。他和围墙外面的孩子打石头仗，隔着一堵墙，只能通过喊声辨别对手和对友。石头有馒头那么大一个，格外重，像铁那么重，一个石头扔过墙去，打晕了一个出门喊孙子回家吃饭的老人。机缘巧合，这个老人竟然是我在梨宾小学的一个同学破嘴的祖母。和我父亲以石头对打的孩子就是破嘴的父亲。
其实当年这个小城就那么几个人，哪怕几个人又繁殖出几个人，都清得出来龙去脉来。
老人一家哭的哭喊的喊，涌进来评理，被卫兵用枪歪歪斜斜地挑在门口。
他躲到一个撤走的施工队留下的、借助一棵大树和一堵围墙搭成在半空中的施工棚里，不久老人醒了过来，独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走了，人群解散了。
他父亲走到那堵墙下面，对着那棵树漫不经心地喊他的名字，是用家乡话喊的。他早知道他在上面。他假装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这是在他记忆里他惟一的一次徇私，惟一的一次温情脉脉。
第二章第10节 脱离他遍体鳞伤的童年
他把进城之后的自己形容得像个纨绔子弟。
而在堂表的父亲口里，后进城几年的弟弟刚进城那阵子完全是个乡巴佬。他抢劫过城里孩子的两只可以拼成Ｘ形状的磁铁、一只青石榴，到处捡别人的过滤嘴烟头。一次捡到一个鞭炮，没有把它和烟头分别放在棉衣的两个口袋里，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鞭炮，炸烂了他的新棉衣。他连看一场电影都感到稀奇。
我曾试探地问过当时的情景，他闭上眼睛假装不记得了。后来又主动找我说过，当时胡大太有个重病的侄女在城里，吸过鸦片，烟瘾很大，他是为了她。
进城的当天他记得。
他和胡大太一起。是个下雪天。雪要下不下的，稀稀薄薄。
中途有个陌生的好心人要求帮他们拿包袱，遭到了拒绝。
他们先是坐船，看见村里一个临村正挨批斗的地主儿媳，散开着头发、大着肚子，躲在船上想逃到城里去。船行驶到碧绿的河水中央，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抄起船上的篙子掷过去。篙子尖上镶着铁，闪了一闪，像一个人眨了一眨，飞出来的银白色的眼光。篙子飕飕地刺进她的肚皮，是从侧面刺过去的，她还来不及扶着一根木头站起来。她的血流过了好多人，一溜溜地流到了他的脚边，流成一张鱼网或者一张地图的形状。
他告诉我，他的脚早被打湿了、冰冻了，懒得移动。但是我知道他的心一直乐于躲开那些血。
他们下船了，他看见船夫不情愿地在河里打了几桶水泼到有血的地方，嘴巴里还骂着话。
沿着梨水河走，他想到这个冬天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到河边捡几个滚圆的、不大不小的、他能轻易搬走的红砂石头。他把它放在火坑边，烤热了，越来越红，像几只大红薯憨头憨脑地睡在灰里面，脸红彤彤的，盖着半身灰。可惜没能散发出屁一样的香味。有几个耐不住高温，抱怨地炸开了，啪啪地响，吓哭了他表侄子。剩下的两个他从中挑选了一个，把灰用他表侄子的尿片掸干净，包住，晚上放在脚头暖脚。家里好多人，最后一个石头不知道留给了谁。
他在堂屋里负责照看他表兄的儿子。他的表侄子睡在摇篮里，他摇啊摇，心思却不在孩子上。他琢磨着母亲托人送来的蔗糖，一饼一饼的，一共是两饼，一饼有脸那么大，被他外祖母收在里屋的柜子里。外祖母正在屋外晒太阳、缝东西，眼神耳朵机警得很。
他拼命摇了一下摇篮，摇篮猛烈地摇到尽头，被堵截回来，都快要把小表侄子簸出去。趁着摇篮急促的、嘎吱嘎吱的叫声，飞跑到里屋偷走了一饼蔗糖，放在怀里，把两个衣角捆紧。等他回到摇篮旁边，摇篮还没有停止摇动，仍咿呀咿呀地哼着，他接着摇。被惊醒的小表侄在摇篮里愤怒地看着他，手抓了几抓，只恨不能说话去揭发他。他笑嘻嘻地把一根手指用口水打湿，伸进怀里的糖饼上擦了擦，再取出来涂在小表侄的嘴巴上、舌头上，逗他、贿赂他。
晚上所有的孩子都挨了打，除了吃到了糖的他和小表侄。
他的外祖母自作聪明，坚持给他做证，装出公正无私的样子，说他一个下午都在照看孩子，摇篮声没停过。
他晚上起来假装上厕所。
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看侦探小说，看到高明的杀手在人去楼空时播放钢琴曲，制造不在场的时间证明。
读到这里我想到了他，扑哧一笑。
他的表嫂瞌睡大，翻身的时候把跟着她吃奶的表侄子压死了。他觉得他表嫂演技太差了，她应该是天亮时就发现了孩子的死，可是强忍到傍晚时候才哭喊起来，造成大人出去干活、孩子无人照看被被子闷死的假象。
一个新生的婴儿，不通人性、任性得很，一天都没有啼哭，也未免太懂事太争气了，何况孩子死后比活着的时候扁了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亏她还吃了几只乌鸡。
那几年他的舅母和他的表嫂比赛坐月子。一辈子一直生到生不出来为止。
他的舅父动不动就说我只会生产，不会生活。
吃晚饭的时候，大人们安排他一个人去埋他的表侄子，因为表侄子一直是他带的。
他偷偷抓了一把饭捏在手里。在路上吃了。他看着表侄子，觉得死了还好些，用不着受苦、挨饿。表侄子装在一个竹子编成的破簸箕里，几根竹篾拱出来刺进他的肉。短小的手脚都从漏洞里掉出来垂到地上，脑袋扁扁的，眼珠子都快迸出来。他把他的眼珠子往眼眶里试探地摁了摁。眼珠子好小，像一只鸟的眼睛。有点滑，有点湿。他提了一会儿，又在地上拖了一会儿，看见表侄子的手脚磨破了，又把簸箕在背上担了一会儿。选一个牛和狗都少来的地方，捡一截粗壮而尖锐的树枝子，刨了一个口朝上的钟形状的坑，把表侄子简单地折叠了一下，投进去，把土赶回坑里。他站在翻动过的新土上跳了好多下、踏紧、用脚擦平，撒了一种隔绝气味的叶子们。他在附近转了一圈，看工程半天没有遭到破坏，打算回去了。走到半路上想起家里人交代簸箕还要拿回去装粪和豆子的，又摸黑沿着原路回去取。
到了家饭已经吃完了，果然忘记给他留。
没有一个人为死去的孩子落泪，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孩子。死了大不了下次又生。
他们总是打他，吊起来打、用刀背砍，他们舍不得打自己的孩子。他们用养他的钱养了一大群自己的孩子。他永远不能原谅他们的是，他的父亲来看他，给他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和一块钱。他把这块钱做了记号，藏在床下面的稻草里，又藏在墙里，一会儿就不见了。钱没了也算了，就算在他手里，那时候的一块钱很值钱，算是大额钞票，他也不敢花，不知道在哪里花。这张钱在几天以后出现在他舅父手里。尤其他父亲走后，他们脸色接着就变了，逼他把凉鞋让给他的表弟穿，他的表弟脚比鞋子小，试穿的时候鞋子走着走着总是掉。他们说等表弟再长大些就可以穿了。他不肯，他们把他关进村口的一间阴森森的屋子里。屋子里吊死过一个白胡子老人，难产死过一个妇女。
他迷迷糊糊看到一个提篮子的妇人，篮子里装着半边手巾、半把生锈的剪刀、一段枯萎的肚脐带。
他们拿鬼魂来惩罚他。
他死也不肯相信这就是他的亲人。
他和胡大太沿着这条河走，在冰天雪地里走得热气腾腾的，他们经过一片竹林，竹林被雪洗得格外绿，就是后来枪毙梨宾的汪老师的那块竹林。
他知道他终于要脱离一种生活了。
脱离他遍体鳞伤的童年。
第二章第11节 半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