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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一句话，对着这个一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一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一推开，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一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一点！”荷西脱口说了一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一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一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一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一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一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一次看见加里，是在一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一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一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一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一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一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一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一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一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一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一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一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一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大胡子与我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一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一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一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一个一个的送掉了。
一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一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一下，写一篇‘我的另一半’，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一半？”
“你的另一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一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一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一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一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一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一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一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一篇文章，里面一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一半一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一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一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一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一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来。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一件旧夹克，太太一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双人房，没有。”明明一大排钥匙挂着，偏偏狠狠的盯着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一般。“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一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的翻来覆去的看，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一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一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一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份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的踱开去。
“奇怪，我们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经嘛！”荷西骂个不停。
我叹了口气，疲倦的把自己抛在床上，下一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一场类似的笑剧，谁叫我们“不像”。“喂！什么样子才叫‘像’，我们下次来装。”我问他。“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装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说不像。”我坚持。
“去借一个小孩子来抱着好了。”
“借来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谁叫我们不肯做那人的另一半，看来看去都是两个不像的人。
有一天，我看一本西班牙文杂志，恰好看到一篇报道，说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说——“如何叫丈夫永远爱你。”
这个女作家在书中说：“永远要给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一种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盗，大后天做一个长了翅膀的安琪儿；再大后天化成一个老巫婆……这样，先生下班了，才会带着满腔的喜悦，一路上兴奋的在想着，我亲爱的宝贝，不知今天是什么可爱的打扮——”
又说：“不要忘了，每天在他耳边轻轻的说几遍，我爱你——我爱你——你爱你——。”
这篇介绍的文章里，还放了好几张这位婚姻成功的女作家，穿了一条格子裙，与丈夫热烈拥吻的照片。我看完这篇东西，就把那本杂志丢了。
吃晚饭时，我对荷西说起这本书，又说：“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太正常，买她书的人，照着去做的太太们，也都是傻瓜。如果先生们有这么一个千变万化的太太，大概都吓得大逃亡了。下班回来谁受得了今天天使啦！明天海盗啦！后天又变个巫婆啦！……”
他低头吃饭，眼睛望着电视，我再问他：“你说呢？”
他如梦初醒，随口应着：“海盗！我比较喜欢海盗！”“你根本不在听嘛！”我把筷子一摔，瞪着他，他根本看不见，眼睛又在电视上了。
我叹了口气，实在想把汤泼到他的脸上去，对待这种丈夫，就算整天说着“我爱你”，换来的也不过是咦咦啊啊，婚姻不会更幸福，也不会更不幸福。
有时候，我也想把他抓住，噜噜苏苏骂他个过瘾。但是以前报上有个新闻，说一位先生，被太太喋喋不休得发了火，拿出针线来，硬把太太的嘴给缝了起来。我不希望大胡子也缝我的嘴，就只有叹气的份了。
其实夫妇之间，过了蜜月期，所交谈的话，也不过是鸡零狗碎的琐事，听不听都不会是世界末日；问题是，不听话的人，总是先生。
大胡子，是一个反抗心特重的人，如果太太叫他去东，他一定往西；请他穿红，他一定着绿。做了稀的，他要吃干的；做了甜的，他说还是咸的好。这样在家作对，是他很大的娱乐之一。
起初我看透了他的心理，有什么要求，就用相反的说法去激他，他不知不觉的中了计，遂了我的心愿。后来他又聪明了一点，看透了我的心理，从那时候起，无论我反反覆覆的讲，他的态度就是不合作，如同一个傻瓜一般的固执，还常常得意的冷笑：“嘿！嘿！我赢了！”
“如果有一天你肯跟我想得一样，我就去买奖卷，放鞭炮！”我瞪着他。
我可以确定，要是我们现在再结一次婚，法官问：“荷西，你愿意娶三毛为妻吗？”他这个习惯性的“不”字，一定会溜出口来。结过婚的男人，很少会说“是”，大部份都说相反的话，或连话都不说。
荷西刚结婚的时候，好似小孩子扮家家酒，十分体谅妻子，情绪也很高昂，假日在家总是帮忙做事。可惜好景不常，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背诵如教条的男性自尊又慢慢的苏醒了。
吃饭的时候，如果要加汤添饭，伸手往我面前一递，就好似太阳从东边出来一样的自然。走路经过一张报纸，他当然知道跨过去，不知道捡起来。有时我病了几天，硬撑着起床整理已经乱得不像样的家，他亦会体贴的说：“叫你不要洗衣服，又去洗了，怎么不听话的。”
我回答他：“衣不洗，饭不煮，地不扫，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起来理的。”
“不理不可以吗？你在生病。”
“我不理谁理？”我渴望这人发条开动，做个“清扫机器人”有多可爱。
“咦！谁也不理啊！不整理，房子又不会垮！”
这时候我真想拿大花瓶打碎他的头，可是碎的花瓶也得我扫，头倒不一定打得中，所以也就算了。
怎么样的女人，除非真正把心横着长，要不然，家务还是缠身，一样也舍不得不管，真是奇怪的事情。这种心理实在是不可取，又争不出一个三长两短来。
我们结合的当初，不过是希望结伴同行，双方对彼此都没有过份的要求和占领。我选了荷西，并不是为了安全感，更不是为了怕单身一辈子，因为这两件事于我个人，都算不得太严重。
荷西要了我，亦不是要一个洗衣煮饭的女人，更不是要一朵解语花，外面的洗衣店、小饭馆，物美价廉，女孩子莺莺燕燕，总比家里那一个可人。这些费用，不会超过组织一个小家庭。
就如我上面所说，我们不过是想找个伴，一同走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既然是个伴，就应该时刻不离的胶在一起才名副其实。可惜这一点，我们又偏偏不很看重。
许多时候，我们彼此在小小的家里漫游着，做着个人的事情，转角碰着了，闪一下身，让过双方，那神情，就好似让了个影子似的漠然。更有多少夜晚，各自抱一本书，啃到天亮，各自哈哈对书大笑，或默默流下泪来，对方绝不会问一声：“你是怎么了，疯了？”
有时候，我想出去散散步，说声“走了”，就出去了，过一会自会回来。有时候早晨醒了，荷西已经不见了，我亦不去瞎猜，吃饭了，他也自会回来的，饥饿的狼知道那里有好吃的东西。
偶尔的孤独，在我个人来说，那是最最重视的。我心灵的全部从不对任何人开放，荷西可以进我心房里看看、坐坐，甚至占据一席；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角落，那是：“我的，我一个人的”。结婚也不应该改变这一角，也没有必要非向另外一个人完完全全开放，任他随时随地跑进去捣乱，那是我所不愿的。
许多太太们对我说：“你这样不管你先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把他牢牢的握在手里。”她们说这话时，还做着可怕的手势，捏着拳头，好像那先生变成好小一个，就在里面扭来扭去挣扎着似的。
我回答她们：“不自由，毋宁死，我倒不是怕他寻死。问题是，管犯人的，可能比做犯人的还要不自由，所以我不难为自己，嘿！嘿！”
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事，心灵的自由更是我们牢牢要把握住的；不然，有了爱情仍是不够的。
有的时候，荷西有时间，他约了邻居朋友，几个人在屋顶上敲敲补补，在汽车底下爬出爬进，大声的叫喊着。漆着房子，挖着墙，有事没事的把自己当作伟大的泥水匠或木匠，我听见他在新鲜的空气里稀哩哗啦的乱唱着歌，就不免会想到，也许他是爱太太，可是他也爱朋友。一个男人与朋友相处的欢乐，即使在婚后，也不应该剥削掉他的。谁说一个丈夫只有跟妻子在一起时才可以快乐？
可惜的是，跟邻居太太们闲话家常，总使我无聊而不耐，尤其是她们东家长西家短起来，我就喝不下咖啡，觉得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