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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冲出院门外，大声叫骂起来。夜深人静，声音显得异常宏大而深远。
母亲将我拽回家中。
第二天，那人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怀疑是他偷了那三颗柿子，闹到了我家。他的样子很凶，全然没有一点“老实”的样子。母亲连连说：“我们没有说你偷，我们没有说你偷……”
那人看了我一眼，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不就三颗柿子嘛！”
母亲再三说“我们没有说你偷”，他才骂骂咧咧地走去。
我朝柿子树狠狠踹了几脚。
母亲说：“我当初就说，不要种这柿子树。”
晚上，月色凄清。我用斧头将这棵柿子树砍倒了。从此，又将我们家的院子变成了与别人家一样单调而平庸的院子。……
面对山本先生家的柿子树，我对这个国度的民风，一面在心中深表敬意，一面深感疑惑：世界上竟能有这样纯净的民风？
那天，中由美子女士陪同我去拜访前川康男先生。在前川先生的书房里，我说起了柿子树，并将我对日本民风的赞赏，告诉了前川先生。然而，我没有想到前川先生听罢之后，竟叹息了一声，然后说出一番话来，这番话一下子颠覆了我的印象，使我陷入了对整个世界的茫然与困惑。
前川先生说：“我倒希望有人来摘这些柿子呢。”
我不免惊讶。
前川先生将双手平放在双膝上：“许多年前，我家的院子里也长了一棵柿子树。柿子成熟时，有许多上学的孩子从这里路过，他们就会进来摘柿子，我一边帮他们摘，一边说，摘吧摘吧，多吃几颗。看着他们吃得满嘴是柿子汁，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孩子们吃完柿子上学去了，我们就会站到院门口说，放了学再来吃。可是现在，这温馨的时光已永远地逝去了。你说得对，那挂在枝头上的柿子，是不会有人偷摘一颗的，但面对这样的情景，你不觉得人太谦谦君子，太相敬如宾，太隔膜，太清冷了吗？那一树的柿子，竟没有一个人来摘，不也太无趣了吗？那柿子树不也太寂寞了吗？”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心中回味着前川先生的话。他使我忽然面对着价值选择的两难困境，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又见到了山本家的柿子树。我突然地感到那一树的柿子美丽得有些苍凉。它孤独地立着，徒有一树好好的果实。从这里经过的人，是不会有一个人来光顾它的。它永不能听到人在吃了它的果实之后对它发出的赞美之辞。我甚至想到山本先生以及山本先生的家人，也是很无趣的。
我绝不能接受我家那棵柿子树的遭遇，但我对本以欣赏之心看待的山本家的柿子树的处境，也在心底深处长出悲哀之情。
秋深了，山本家柿子树上的柿子，终于在等待中再也坚持不住了，只要有一阵风吹来，就会从枝上脱落下三两颗，直跌在地上。那柿子实在是熟透了，跌在地上，顿作糊状，像一摊摊废弃了的颜色。
还不等它们一颗颗落尽，我便不再走这条小道。
也就是在这个季节里，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红瓦》中感慨良多、充满纯情与诗意地又写了柿子树——又一棵柿子树。我必须站在我家的柿子树与山本家的柿子树中间写好这棵柿子树：
在柿子成熟的季节里，那位孩子的母亲，总是戴一块杏黄色的头巾，挎着白柳篮子走在村巷里。那篮子里装满了柿子，她一家一家地送着。其间有人会说：“我们直接到柿子树下去吃便是了。”她说：“柿子树下归柿子树下吃。但柿子树下又能吃下几颗？”她挎着柳篮，在村巷里走着，与人说笑着，杏黄色的头巾，在秋风里优美地飘动着……（1）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辑三 随笔关于名字的随想（1）
人都想有一个好名字。即便是乡下人生下一个孩子，也不都是随意给一个名字的。尽管有阿毛、阿狗之类的小名，但大名叫什么，还是很认真的。比如我的表兄，小名叫陈扣子，但大名却叫陈高远。再比如说我自己，小名很怪异，但大名却很方正并带了些古典气。在名字问题上，谁也不想草率。因此，一个地方上的最有学识的人，就会不断地被人讨教，给起一个名字。讨教时，往往还会送些礼物，或十几只鸡蛋，或是新摘下的瓜，大方一些，也有抱来一只老母鸡的。我父亲是地方上的小学校长，自然就被看成了最有见识的人。这地方上的许多人名都是父亲起的。我父亲起的人名不俗，绝无“有财”、“金贵”、“得福”之类。一些名字，至今听来，也还是觉得不错：文望、汝舟、善根、少蓬……。仅仅觉得，有些人不太配得上那些好名字，有点可惜。
对于我自己的名字，十八岁之前，我就没有注意过它，觉得它仅仅是我的一个代号。但后来开始写东西了，就注意了起来。倒也不觉得这名字不好，但不知何故，心底深处常有拟一个笔名将它取而代之的念头。深究下去，感觉就明确起来：我这个名字过于方正，且又与我躁动的性格不符。单说“文轩”两字，方正之感似还不十分强烈。那天，陈建功告诉我，他住处的对面新开了一家格调颇雅的酒店就叫“文轩”，开玩笑说让我告他们侵权。可见这名字还是很被人看得上的。问题就出在它与我的姓的搭配上，是我的姓牵连了它。“曹”这个字，大概要说是汉字里头最死板、最无神采的一个字了。它既没优雅的一撇，也无风流的一捺，又没有画龙点睛一般神奇的一点，只是由纯粹的横与竖搭配而成，且那横那竖又是那么地多，从字面上看，这个字就显得僵直而古板。“田”字也是由横和竖组成，但它因为笔画疏朗，且又是个象形字，让人联想到白水青苗、稻麦，便没有僵直与古板了。碰上“曹”这样一个姓，就得有个好名字能冲淡它一下补救它一下。弄好了，反倒能相映成辉，相映成趣。如曹操，如曹禺。我觉得曹禺这个名字实在的好，一个“禺”字，与一个“曹”字搭配在一块，光从字面上看，就很和谐，那“禺”字作名，也很绝。总而言之，我对我的名字有遗憾，总想新造个笔名。但无奈屡造屡觉还不如我现在的名字好，就一直还将它姑且用着。
我的名字当然是父亲所赐。我有时不免因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名字，在心中对父亲抱了小小的埋怨。然而，等我有了儿子，轮到我来给儿子命名时，我就忽然觉得，父亲能给我想出这样一个名字来，已相当不易了。我曾给儿子想了无数个名字，都逐一否决掉了。后来，实在想不出了，就去翻全唐诗，看那里头能不能给我一个名字。一日，翻到第十六册卷五三九，见到了李商隐的《霜月》，读第一句时，目光就停住不走了：初闻征雁已无蝉。这里头，“征雁”二字很合我心意。儿子生在秋天，其时，蝉语已息，而天空正大雁南飞，我的根又在南方。其“征雁”中的“征”也颇有气概。于是，“征雁”二字便成了我儿子的名字。我为这个有点来处的名字很得意了一阵。但后来发现这名字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去医院给儿子看病，你若不强调“雁”为“大雁”的“雁”，医药发票上十有八九为“燕子”的“燕”。一次，孩子生了稍大一些的病，手头便积了一堆医药发票，拿到北大来报销，人家以互助医疗证上的名字为准，将凡写“曹征燕”的发票一张张刷下不肯报销，最后，写着“曹征雁”的只剩下三两张。最让人头疼的是，有人问我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作了回答之后，对方会说：“哦，燕子，是个小姑娘。”这就使得我家的那个“小伙子”常不高兴。儿子的命名使我深知，得一圆满的名字，真是件不易之事。如此一想，我倒心里感激起父亲来：他竟然能给我这样一个名字。
人为什么如此在意名字？名字不就是人的一个符号吗？通常来说，大概也就是这样：人是人，符号是符号，风马牛不相及。但，事情似乎又并非这样简单：符号本身也参与了人的形象塑造；符号也能为人创造价值。一句话，符号本身也是内容。
首先来说，符号常常会影响一个人日后的身份。虽然一些好名字，未必都能使这个人日后在身份上与之相配，但反过来说，一个不好的名字，却总要妨碍他日后的气候的。一个叫“吴阿狗”的人，大概很难当上局长，更难当上部长。开大会，主持人介绍“这是吴阿狗局长”或“吴阿狗部长”，台下便会哗然。即便是这位吴阿狗实际上绝对有当局长或当部长的才能，人们也很难做到将这样的名字与局长、部长之类联系起来考虑。如果这个吴阿狗是个作家，即使他写出再辉煌的作品，即使他再有多么了不起的文艺思想，我们也很难将他当一面旗帜。“高举吴阿狗文艺思想的旗帜”——感觉不对。“吴阿狗”这个名字很毁人，甚至能把人逼到完全合符“吴阿狗”这一称呼的道上去，去做吴阿狗应做的事，如卖肉，如开一家小酒馆，如做一名掮客。这个吴阿狗注定了不能成为伟人。他一辈子吃亏就可能吃亏在这个名字上。
在人们的意识中，恰恰是将符号与人等同起来看的。符号不仅与人的身份相符，还与人的性格、气质相符。若不然，一个作家在写作品时，为什么要绞尽脑汗地去想那些人名呢？几乎所有作家都感觉到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名字，在完成人物刻画、意境营造诸方面乃至整个作品的圆满完成上，皆有着不可小觑的奇妙作用。一部《红楼梦》，那里头的金陵十二钗、等级不一的数不清的丫环们的名字，岂止是反映了曹雪芹的文化趣味？若无这些名字在其中闪烁，大概这部辉煌巨著都将是不存在的。曹雪芹在人名上所费的心机，我们已无法揣测，也许在他来说，并不太费事，但有一点是可断定的：这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人等，其名字，一一都是有讲究的。凡搞创作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为人物命名的苦恼——是一种大苦恼。情况常常是这样：觉得那个人物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字。当然，情况也会常常是这样：一个恰当的名字，使你忽然对你的人物的成功有了信心。在为人物命名上的经常性的捉襟见肘，迫使人平时不得不注意积累一些名字。就我而言，这种“无名”的苦恼，使我颇有点变态地搜罗名字。看到学生名单，我得溜一遍。看到居委会贴出来的可生育的妇女名单，我也得溜一遍。甚至在看到枪毙人的布告时，我也心不由己地要注意一下，看哪个名字可日后在我的作品中派上用场。天长日久，我还慢慢地摸索出一条规律：什么样的名字可从什么样的渠道获得。现如今，我已有了一个不小的名字库，一般情况之下，总能从中找到几个符合人物的名字，仿佛那些名字是为那些人物专门准备下的。
人们之所以在意识中将符号与人等同起来看，我以为是源自于人们的一个原初记忆：符号与对象是对应关系。暂且抛开人名不说，就一般意义上讲，最初，所有的符号都不是一个虚空的符号——符号之下必有对象。如“山”这一符号，它被产生出来，那是因为实存里确实有山。但人们没有想到，这符号后来日益多了起来，且有一种情况经常性地发生：对象呜呼哀哉，不复存在，但符号还活生生地存于世间。这些符号飘移开去，凑在一起，组成一个并不依附于对象的独立王国，并且还自行繁衍，日益膨胀壮大。然而，死心眼的人却只记着：符号是赖以对象而存在的。这点记忆，使人在面对人名与人时，就产生了一个心理效应：那人名就是那个人。既想不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也想不到庸名之下可有雅士。因此，怎么看，也不能从心里承认吴阿狗能当局长或部长。
辑三 随笔关于名字的随想（2）
写《老残游记》的刘鹗老儿，似乎看出了人的这点很没有道理的意识，作品中就有了这样一个细节：老残收了一个叫“翠环”的妓女，他觉得这名字太俗，且也不便再叫了，遂替她颠倒了一下，唤作“环翠”，便觉得雅多了。作品里头的老残，名字与号，也都是有讲究的。这“老残”二字，很让人有世纪末、落拓不羁、玩世不恭、名士风度的感觉，颇有味道。若换另样的一个，这作品大概就要丢失许多东西。
从外部来看，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影响到别人对他的印象。若从内部来看，一个人的名字，对他是否也确实有规定或诱发之类的作用呢？我倒不相信一个人叫“理财”，他日后就真的会算计金钱，一个人叫“文采”，他日后就真的会写一手好文章。但我却坚定不移地相信一点：命名本身确实是具有力量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名字，千人唤万人叫，天长地久，他且又得了点文化熏陶，也许他就真的顺着那个名字去书写自己了。同样，一个雄风浩荡的名字，千人唤万人叫，天长日久，他且得了历史的机遇或得了武运，也许他就真成了个风云人物或是一个能率领千军万马的将帅。我就不相信，一个从小就被“虎子虎子”地叫着的人，那个名字对他是否能增添一些虎气就不起一丝一毫的作用。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这个世界上最在意名字的人莫过于写文章的人了。写文章的人有个好名字，大概比任何一个人都重要。写文章的意图自然有十分高尚的方面：为民族、为人类、为进步、为文明……。但想出名这一点，大概也是否认不了的。其实想出名也并不是不高尚的动机。若想出名，你的那个名字最起码要做到一点：让人容易记住——一听就能记住。当然容易记住的，未必就是个好名字。日本东京，一位父亲为了使他儿子的名字成为一个令人永不能忘的名字，竟为他命名为“恶魔”。地方注册局（大概相当于我们上户口的地方）最初是同意这个名字注册的，但司法部否决了，理由是这个孩子会因为这个名字而被人戏弄与歧视，这将影响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这孩子的父亲不服，于是上诉法院。我就觉得，这个父亲想儿子出名有点想疯了。我们有些写文章的人，那名字虽不像这位父亲起得那么吓人，但也不是好名字。“六必居”、“肥肥安”之类的名字，尽管让人容易记住，但那名字就注定了你永不会被人看成是个大文章家——即使实际上你的文章写得并不坏。既要让人容易记住，又必须是个好名字，这实在不易。但你却必须有。我一直觉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作家，差不多都有一个好名字（当然，其中有些名字并不是他们后来起的，而是小时就有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闻一多、冰心、徐志摩、林语堂、丰子恺、郁达夫……。张爱玲不喜欢她的名字，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称“张爱玲”为“恶俗不堪”。她倒也没有放弃，后来一直用了下来。其实这个名字虽然有点俗，但并非“恶俗”，读起来很容易，很明亮，并有一种温馨感，仍然还是个好名字。当代作家里头也有不少好名字：铁凝、池莉（这个名字中的“莉”本也是个俗字，但与“池”搭配，就有了另一番味道）、贾平凹、舒婷……。有些作家公认不讳地承认了一个好名字给他带来了好文运。莫言从前以“管谟业”的真名涉足文坛，东奔西突，似乎也不见反响。这“管谟业”三个字太涩，且又拗口不响，即使让你默读十遍，你大概也会转身即忘。但“莫言”两字一出，你想忘也难忘了。还有苏童。我记得他以这个名字发表《妻妾成群》时，作家班的方立平来告诉我说：“《收获》上发了一部中篇，叫《妻妾成群》。”我问作者是谁，他说：“苏童”。“苏童？”我当时对这个名字有说不清楚的一番好感，只觉得这名字字面上好看，音色也亮，似乎还有一番很富诗意的境界。并莫名其妙地觉得那个我根本还未读的《妻妾成群》一定是部很有味道的作品。后来读到苏童的一篇随笔，发现他自己竟是那样地感激这个新取的名字：有了它之后，他名声大作，甚至连以前所积压的退稿都一篇篇重见天日。他认定是这个名字决定了他的命运。
这篇文章是对名字的随想，随想就不免随意，随意也就不免会极而言之，甚至夸大其词。
一九九七年五月三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辑三 随笔天际游丝（1）
——读卡尔维诺
＇塔罗纸牌＇
一群看来都十分古怪的人，穿越了一片密林，来到了一座神秘的城堡。而这次穿越，是以每个人失去说话能力为代价的──围着餐桌而坐的人，忽然发现自己失聪变聋。但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强烈的向他人倾诉的欲望。此时，大概是城堡的主人，拿出了一副塔罗纸牌放在了桌上，这副牌一共七十八张，每张上都印有珍贵的微型画，有国王、女王、骑士、男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