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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地上纲上线，正说明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多么的脆弱和卑微。我们没有把振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反倒寄托在几件老祖宗制作的文物的身上，我们究竟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本钱呢？
关于什么是“爱国主义”，我记得姜文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他举了鲁迅作为例子：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呢？因为他是想让中国的劣根性都消灭了，比日本强了，这才是最大的爱国。可惜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像鲁迅那样真正的爱国者少之又少，我们的“民族魂”依旧游荡在荒野之中。鲁迅的对立面却一直在以“爱国旗手”自居，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却天天在干丧尽天良的事情，正如姜文所说：“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鲁迅早就告诉我们：当“爱国主义”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招贴时候，它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目前，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到随处都可以用“一掷千金”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心”的程度。好钢还得用在刀刃上，资金还得用到最急需的项目上。一千九百九十五万港币的巨资，对于经济落后、贫困人口众多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假如能够用在资助贫困地区适龄儿童的就读上面，这笔钱能够帮助多少个孩子完成他们中小学的学业呢？假如能够用在乡村的医疗服务上面，能够挽救多少农民的生命呢？在乡村一级的中小学里，还有那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教师，许多“民办”教师家中已经困窘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如果拿这些钱资助这些孩子和老师，那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呢。“爱国主义”不是爱一个虚幻的概念和权力结构，“爱国”的核心是爱每一个公民，尤其是要关心并致力于改变那些底层民众的命运。文物是人创造的，因此人比文物更重要。假如爱文物超过了爱人的生命，那么这种爱就是扭曲的和虚伪的。
即使是从“专款专用”的角度出发，在文博系统内部，也还有着更多的需要投入资金的地方。我曾经到过陕西省和山西等省区的许多县一级的博物馆，其破烂程度让我瞠目结舌。在这些破旧得让人认不出是“博物馆”的地方，大量无比珍贵的文物被管理人员随意地放置，长期遭受到风吹雨打和偷盗破坏。一些管理人员偷偷告诉我说，由于地方上财政困难，连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又哪里有钱来维修博物馆呢？这些博物馆由于年久失修，不仅丧失了起码的防盗和保护功能，而且甚至沦落到为“危房”。文物专家们为陈列室里的文物的处境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其实，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的维修，仅仅需要不到一百万元人民币的资金。那么，以上那笔一千九百九十五万元港币的巨款，能够修葺好陕西、山西等经济困难的文物大省的多少家博物馆呢？能够让多少珍贵的文物得到基本的保护呢？
“爱国”仅有热情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理性的态度和实际的功效。“爱国”仅仅是“爱面子”，那么结果有可能对国家和民众造成伤害。如此“虚晃一枪”式的爱国主义，趁早可以休矣。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狐狸洞”与“包二奶”
泛舟于武夷山九曲溪之上，听幽默的艄公讲解两岸的历史典故，画幅在两岸缓缓展开，人在美丽的图画中逍遥地漫游。忽然，艄公指着高处让我们看，在左岸的悬崖峭壁上、在云雾缭绕中，有一个小小的洞穴。洞穴不像是天然的，似乎有人工修筑的痕迹。艄公告诉我们，当地人称之为“狐狸洞”。
关于“狐狸洞”还有一个传说：南宋年间，大理学家朱熹曾经在武夷山聚徒讲学，一时间门徒兴盛。由于原配夫人不在身边，日常家务让老夫子不胜繁杂。恰好在这时，当地有一个胡姓的美貌少女，因仰慕夫子的才学，偷偷来到书院，一边听讲，一边帮助照料夫子的日常生活。日久生情，两人不是夫妻却胜似夫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包二奶”）。
然而，朱熹乃是一代理学宗师，白天在课堂上讲大道理，晚上在后院里行苟且之事，毕竟有损于清誉。消息传出去以后，其他学派的学者对其大加指责。消息传到京城皇帝的耳朵里，皇帝也按捺不住好奇心下诏过问此事。眼看自己即将身败名裂，朱熹一筹莫展。好在他还有一个聪明的大弟子。大弟子眉头一皱、计上心头——“胡”者“狐”也，将小女子扣上一顶“狐狸精”的帽子，不就能够解救老师了吗？于是，大弟子上奏朝廷说：老师的品行无可指责，有风言风语乃是因为山上狐狸精太多，有的狐狸精企图勾引老师。但是，老师依靠其理学修为将狐狸精逐出门外，使得这些精怪再也不敢前来骚扰学堂。于是，一桩丑闻被描述成朱熹美好品行的彰显。
老夫子倒是“顺利过关”，但是，以身相许的小女子却成为谎言的牺牲品。这名胡姓女子刚一出门，便有乡亲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她是狐狸精化身、是妖怪。大家突然像躲避病毒一样躲开她。在羞愤和忧郁中，这个美丽聪慧的女子不到三十岁便去世了。后来，朱熹为了纪念她，便把她葬在武夷山最美丽的这座山峰上，后人戏称为“狐狸洞”。
我猜想，这是地地道道的“民间语文”，姑且听之，不可完全信之。不过，我一向讨厌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们。他们“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人格分裂，心灵扭曲，一生做戏，从来没有活出过真实的自我来。胡姓女子是无辜的，杀害她的正是朱熹的学说；朱熹本人却逃避了外部舆论的压力和自我内心的反省，成就了完美的道德和文章。
关于朱熹的可怕，史书上倒有不少记载：朱熹任泉州同安县主簿时，当地县民的婚娶习俗非常自由，不拘聘礼，自行结合。他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乖违礼典，渎乱国章”，将会“稔成祸衅”，下令予以禁止，并申奏朝廷，请求颁布正规的“婚娶仪式”，以对民间自由婚娶的行为严加约束。接着，朱熹又下令在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其行动有声，便于察觉，以防其“私奔”；下令妇女出门必须以巾蒙面，只留孔隙看路。这一道道命令，如同一道道枷锁，结结实实地套在属民的头顶上。这些将妇女当作犯人来监控的举措，不亚于今天类似于塔利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因此，有论者评论说：“这与刚刚覆亡的塔利班政权所做出的一系列规定，可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了。不难想见，如果朱熹仅仅是个主簿，而不是拥有强大人格力量的学问家、教育家，恐怕他的学术观点就不那么容易转化为社会实践，更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与文明造成如此久远的影响。朱熹给中国社会与文明套上的枷锁，并不止于这些。他的最终目的，是把人们都变成不会反抗、只会服从的活机器。”这个流氓老夫子，虽然管不住自己的性器，却热衷于管制别人的性交和爱情。我猜想，他一定患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可怕的是，这个心理变态的家伙却成了主宰中国数百年伦理教化的“理学大师”。这足以证明：儒学是吃人的学说，朱熹是千古的罪人。古今中外，所谓“原教旨主义者”，十有八九都是伪君子岳不群式的人物。可怕的是，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这类伪君子一直是主角。
在谴责朱熹这类的伪君子的同时，我更关注像胡姓女子那样的“二奶”们的悲惨命运。从古到今，“二奶”们都是一个最先遭到道德文章和金钱权势吞噬的弱势群体。包括胡姓女子在内的历代“二奶”们，都惨遭礼教力量的“妖魔化”。在“二奶”多如乱麻的现今社会，人们毫不留情地对那些贪慕虚荣、甘当“二奶”的女性进行道德上的严厉指责。但是，我认为更应该指责的，难道不是那些利用金钱、权势和名望来“包二奶”的男人（包括朱熹朱大师在内，他们一般都属于“官爷”和“款爷”）吗？对于这群悲剧的“制造者”们，舆论却一直保持着让人羞辱的沉默。某些“包二奶”的男人们，一般都是直到政治或者经济问题“东窗事发”之后，才被揭发出有“包二奶”的恶行来。我仔细一想，原因很简单：大官和大款们都是掌握着“话语权力”的男人。正如正史中不会出现对朱熹的指责一样，在现代的媒体上也难以看到对那些“包二奶”的“成功男人”的批判——除非他已经垮台。
与朱熹妖魔化“二奶”的故事如出一辙的“现代版本”，是原四川省乐山市副市长李玉书的故事。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而被判处死刑的李玉书，曾包养了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情人。这个名叫刘雅丽的女孩，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一个偏僻山村。十五岁的时候，刘来到成都打工，在一家海鲜城当领班。一九九九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刘雅丽结识了前来海鲜城用餐的李玉书。第二天下午，李玉书打来的传呼，邀请刘雅丽到喜来登酒店吃饭。在酒店的一个包厢里，两人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李玉书谎称自己是新加坡来华经商的商人，并许诺说，他可以帮助刘雅丽赚到很多钱，并帮她开个店。有这样的好事，刘雅丽当然求之不得。当晚，她陪李玉书喝了很多酒，并且任由李的摆布。
一九九九年六月，李玉书以刘雅丽的名义在成都丽都花园买下一幢价值六十万元的豪华别墅，两人开始同居。而此时，刘雅丽也知道了李玉书的真实身份，想到自己竟在不经意间傍上了一个高官，心中不由一阵狂喜。身边有了美人做伴，李玉书仿佛找到了再生的感觉。作为成乐高速公路总指挥，每天一下班，他就通过高速公路飞车赶到成都与小情人过夜，天天乐此不疲地往返于两地之间。三个月后，他将刘雅丽的户口从攀枝花迁到成都。他还花一百零七万元在成都百花东路为刘雅丽购买了一处旺铺，开了一家“悠悠茶坊”。另外，他还为刘雅丽买了一辆白色富康车。
靠上李玉书这座大山后，刘雅丽就像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然而，她发现李玉书这个大人物的心眼小得连一根丝线也穿不过——即使外出购物，也要事先向打电话请假，说明外出的时间、地点等，回家后再及时销假。李玉书还在卧室里偷偷安装了一台微型摄像机，监视刘雅丽的一举一动。两人的矛盾开始激化，刘雅丽实在无法忍受李玉书的折磨，便哀求他给自己一点起码的自由。然而，李玉书却无耻地提出赔偿二十万元再分手的要求。于是，刘雅丽最后想到了死。两千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她匆匆给父母和李玉书写下两封遗书，一边哭喊着，一边掏出安眠药吞进了肚里。随后，她又举起水果刀就向自己的双腕动脉割去。这一幕恰巧被回屋取公文包的李玉书碰到，他慌忙叫司机把刘雅丽送进了医院。二零零一年六月十日，尚在康复之中的刘雅丽就听到了李玉书因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四川省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消息。
李玉书被检察院立案侦查后不久，刘雅丽的小车、洋房统统被依法没收了，她只好另外租了一间廉价的房子安身。不久，李玉书的亲戚三天两头找上门来骂她，找她的麻烦，都说是她害了李玉书。无奈之下，刘雅丽不得不凄凉地离开了这座给过她荣华富贵，也给了她无尽痛苦的城市。就在此时，她发现自己竟然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她流落到四川省雅安市，为了能顺利生下孩子，便在市郊的一个小村庄租了一间房子住下。为了省钱，她经常挖些野菜做口粮。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刘雅丽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成都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四川省乐山市原副市长李玉书死刑……”消息还未看完，她早已支撑不住。由于恐惧、惊慌和不安，她一头栽倒在路边，被附近村民送进了医院。这一摔，她永远地失去了腹中的胎儿。
我不知道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如何开始她新的人生道路。从李玉书的家人到大众传媒都参与了对她的“妖魔化”，侮辱弱者永远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最让人愤怒的是李玉书的家人，他们居然指责是一个弱女子将他们的市长丈夫、市长爸爸拉下了水，仿佛没有刘雅丽的存在，李玉书就能够保持革命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简直就是混蛋的逻辑。刘雅丽固然有贪慕虚荣等性格的弱点，但她不是害人者，而是被害者。李玉书的家人们不敢指责李本人的荒淫和腐败，反倒把污水泼向刘雅丽这个可怜的女孩，正说明他们内心有多么的虚弱和阴暗。多年来，他们在大树下享尽荣华富贵，大树倾倒之际，他们倒会寻找替罪羊。
其实，这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红颜祸水论”在作怪——反正女性都是没有话语权力的弱者，干脆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她们的身上吧。于是，作为“始作俑者”的男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想反问的是：对于自己的人生悲剧，刘雅丽当然要承担一份的责任——她已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谁有权利将李玉书本人的罪孽全部推托到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呢？
从朱熹到李玉书，都是儒家文化酱缸中培养出来的蛆虫。说到底，儒家文化及其建立起来的官僚体制，就是一套冷酷的专制制度，就是一套把无耻当光荣的话语方式。朱熹和李玉书，虽然一个是宋代人、一个是当代人，一个是学术大师、一个是地方父母官，但在骨子里两人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玩弄女性的高手，也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们一边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一边编制密密麻麻的礼教之网。在私人生活中，他们对弱女子大施淫威；在公共生活中，他们堂而皇之地说大话和谎言。比起那些“善养浩然之气”的“新儒家”来，朱熹和李玉书才是真正的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对女性所持的玩弄、蔑视和仇恨的态度，是他们所寄生的文化和制度所赋予的。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目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则，经由汉武帝的赏识和利用，逐步与君主专制的政权合流。此后两千年间，礼教之网织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而仁道的真精神则被普遍的恐惧、暴虐、虚伪所消解。在士大夫当中，“伪君子”比比皆是，连“真小人”也难得一见。吃人者的无限贪婪和被吃者的普遍隐忍，构成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观园。
这是中国的大悲哀，这种悲哀在谭嗣同、鲁迅和林昭的身上达到了近乎绝望的极致。他们用生命来抗争这套“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对“二奶”的“妖魔化”，正是鲁迅们所深恶痛绝的“吃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怕的是，这种“妖魔化”的运动，直到今天依然在我们传媒与日常生活中实施着、渗透着。在沉默的“被吃者”中，女性占了最大的比例。李玉书不就将刘雅丽当作他的私有财产吗？他对她的所作所为，难道是“爱”吗？在朱熹、李玉书之流的精神世界里，根本就没有“爱”的位置。
“狐狸洞”的黑暗，足以让儒家所有冠冕堂皇的典籍都原形毕露。李玉书的残暴，足以让他本人在大会上照本宣科讲述的“以德治国”黯然失色。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无耻者无畏
不久前，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主持了菲律宾一家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各大媒体纷纷大幅报道此事。
该博物馆位于马尼拉附近的小城马里基纳，这里是菲律宾最著名的制鞋城市，素有“鞋类首都”的美称。当地官员表示，之所以要开设这座博物馆，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座城市在制鞋业中的地位，并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观光。该博物馆中的展品几乎都有非凡的来历，大多数是菲律宾各界名人的鞋子，包括了菲律宾历任总统曾经穿过的鞋子。当然，马科斯夫人的两百二十双鞋子，则成了其中的“重头戏”。这批鞋子仅仅是伊梅尔达当年所收藏的鞋子的一小部分。一九八六年，当腐败而专制的马科斯政府被愤怒的民众推翻的时候，人们冲进了昔日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而马科斯与伊梅尔达夫妇则乘坐直升飞机仓皇逃窜。人们被伊梅尔达房间的豪华装饰惊呆了：在总统夫人的壁橱里，他们发现了一千二百二十双各式各样的、色彩斑斓的鞋子，有的鞋子上面镶嵌着数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其昂贵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当时，这一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