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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颜改。”我又想起了《红楼梦》中《好了歌》的歌词：“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世上没有永恒的权势和永恒的财富，才不到两百年的时间，这所老房子就目睹了人类多少的悲欢离合呢？
老邵告诉我们，按照文物保护的法规，这片老院子应当受到保护。但是，开发商可不管什么文物不文物的，他们只想尽快拆掉老房子，然后盖商厦和写字楼。周围的居民都被连哄带吓地签字搬家了，现在只有他们一家还没有签字。可是，区上的领导也支持开发商，因为旧城改造是官员们一个显著的“政绩”。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希望渺茫的“拉锯战”。不得已，晚上他们就睡在旁边厢房的地上，尽管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他们担心自己的房子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老工程师哀伤地说：“真不知道还能够坚持多久。”每天听到外面工人的敲打声、听到工人们与收购废品的小贩就刚拆下木头讨价还价，他就心惊肉跳。前几天，建筑工人没有经过同意便将后院的厢房拆除了。他去论理，工人却说，那是捡垃圾的小贩所为，跟他们无关。真个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开发商有时真比大兵还要蛮横。“就只剩下这一个院子了。”他含着眼泪指点房屋的梁柱给我看。原来，整个两三百平方米的建筑，没有使用一颗铁钉，全部是用木楔子缝合的，缝合得天衣无缝。两百年前的手艺人，在饥寒交迫之中，却能够做出这样巧夺天工的活计来，今天的我们呢？
邵家老院子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着。它能够存在到哪天呢？几个没有权势的老百姓的抗争，能够阻止官员和开发商的“雄心壮志”吗？在冠冕堂皇的“雄心壮志”的背后，其实是没有止境的、贪婪的欲望。正在消逝的又何止一个邵家大院呢？在正朝着现代化道路“高歌猛进”的今天，北京城里的老院子、老胡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逝着。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过：“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他是在忧伤中去世的，因为他没有力量阻止一个充满诗意的古老世界的灭亡。那些被金钱和权力支配的、丧心病狂的商人和官员是不会倾听他的建议的。他痛苦地观察到：“到现在为止，中国城市多在无知匠人手中改观。故一向的趋势是不顾历史及艺术的价值，舍去固有风格及固有建筑，成了不中不西乃至于滑稽的局面。”他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北京城在这条道路上更是越走越远。
历史与文化、记忆与血缘、智慧与美，都凝聚在古老的建筑里。梁思成认为：“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建筑、失去了我们生活过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以及那些可爱的树木花草，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童年的记忆，失去了我们与祖先对话的渠道。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没有灵魂、没有根基、没有美。
我不敢到崇文门去了，因为我不知道再去的时候，那个古老的邵家院子还在不在。送我离开的时候，老邵的目光里充满了对我这个“作家”的期望，他期望我能够“力挽狂澜”。我不敢面对他的目光，因为我除了写篇没有任何力量的文章之外什么也做不了。
我为老院子的命运而祈祷，它就像我们的祖父祖母。建筑是有灵魂的，有工匠的灵魂，也有居住者的灵魂。让我们为这些即将消逝的建筑祈祷，也为我们的灵魂祈祷。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陈寅恪的故居
陈寅恪的故居
我在中山大学美丽的校园里瞻仰过陈寅恪先生的故居。优雅的小楼被精心保护起来，外面依然芳草凄凄。院子里那条碎石小路，据说是当时主政广东的陶铸专门下令为陈先生修建的，为的是让目力不好的陈寅恪先生进出方便。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一心一意去研究冷僻学问的知识分子，能够获得如此礼遇，应当算是一个奇迹了。后来，这也成为陶铸的一大“罪状”。
陈寅恪真正的故居在江西修水——古名义宁。在中国风云激荡的近代史上，陈家有着极其显赫的地位。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新政”的领袖人物，也是变法失败之后被清廷免职的最高官阶的大员之一。陈宝箴所设想的以湖南一省为样板、脚踏实地地推行新政、继而推展向全国的改革模式，比起康梁拼命抓住光绪皇帝这根并不牢靠的救命稻草、至上而下实施变法的思路来，显然具有更大的成功的可能性。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维新四公子”之一，也是同光年间“宋诗派”的领军人物。他影响张之洞支持维新，并与梁启超共同呐喊，也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而作为第三代的陈寅恪、陈衡恪、陈登恪，个个在文化上都有不凡的成就。因此，陈氏家族在江西修水的老家，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陈寅恪故居”。在这里生活过三代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人居住在房屋中，房屋成为人当年活动的历史记忆。这所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老房子，有着相当丰厚和博大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着“义宁陈氏”的风骨和品格。
然而，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现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倾倒。陈家的后人多在外地和国外，虽然也想整修老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修葺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于是，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当地的一名政协委员提出了政府拨款维修陈家故居的议案。没有想到，这一议案却遭到地方行政首长（大约是县长）的严词拒绝。该官员在酒足饭饱之余堂而皇之地说：“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有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
这正应了王朔所说的“无知者无畏”——这位“父母官”大约可以跟我们的“码字大王”王朔攀上兄弟了。作为一方当政者，理所当然对发展地方经济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老百姓判断一个地方官员的施政能力如何，首先就看他抓经济的能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但是，只知道抓经济的官员绝对不是一个好官。优秀的地方官员，应该是一个对地方的历史、文化、民俗、地理和经济诸多方面都了如指掌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关怀和环境意识。法国南部某小城的一位市长，在十多年的任期里，都把休息日花费在维修当地的历史古迹上。他本来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出身，在节假日便脱下西装换上工作服，亲自拿起工具，义务装修那些小城人引以为骄傲的名人故居。这位市长说，他卸任之后将“专职”承担这项工作，这项工作甚至比当市长更加重要。市长会更换无数个，而历史名人的故居一旦毁坏了就再也无法复制和重现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任职修水的那名地方官员，居然连当地的骄傲——陈氏家族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算是一个称职的官员吗？在他的心目中，开办一家工厂显然比修葺一处故居更加重要。他理解不了，只有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一所破旧的故居，除了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外，也许能够给修水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带来“标王”广告也难以达到的知名度。我从这名官员对历史文化的轻蔑和忽视中，可以推断出他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的施政风格来。这样的施政风格，将对一个文化之乡的命脉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这么破的房子，倒了就让它倒了吧！”——假如陈寅恪先生地下有知，对于这样的狂言，夫复何言？
修水的官员和民众，总有一天会意识到陈寅恪故居的价值，总有一天也会以他们自己的“老先生”而自豪。从某一短暂的时段来看，在权力的面前，文人是软弱的，文化是软弱的。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权力早已灰飞烟没，而文化却还在绵绵不断地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的胜利乃是属于文化的。
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
近年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瞩目的“陈家大屋”，位于江西省修水县桃里乡。一位朋友告诉我，那里简直就是一处“流不断的绿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隐隐”的“桃花源”。在这个古老的村落里，乡民的房屋都是土墙青瓦，家道稍好的人家在黄土墙上粉刷一层石灰，青山白屋，好似一幅闲淡雅致的水墨画。
陈寅恪的祖上从乾隆年间就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艰难创业，半耕半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耕种和苦读，陈家终于由农而绅、由绅而官，走出了一条“耕读传家”的家族发展道路，“陈家大屋”也开始初具雏形，陈宝箴的曾祖父陈鲲池将其取名为“凤竹堂”。到了咸丰、同治年间，陈宝箴实现了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金榜题名并逐步升迁，成为朝廷中地位显赫的大臣。“凤竹堂”也“屋以人贵”，多次得以扩建和修饰。后来，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在湖南推行变法，长子陈三立也参与其中。陈寅恪生于长沙，虽然没有在江西老宅长期生活过，但他却对那片浸润了先人耕耘的汗水的土地之念念不忘。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陈家大屋”一进两重、厢房围天井的基本面貌依然存在。一九八六年，修水县文物局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列入”仅仅是“列入”而已。多年来，“陈家大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和整修。如今，这一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老屋早已破败不堪，前来探访的学者和专家们均感到痛心疾首，并多次呼吁地方政府出资维修。
我也曾就陈寅恪故居的年久失修的问题，专门以《陈寅恪的故居》为题，撰文批评当地官员的不闻不问、短视浅见，并希望官员们多一点历史文化意识。没有想到，一篇小小的文章竟然惹怒了江西修水的某些地方官员。他们迅速展开了两方面的行动：某些官员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发表和转载我文章的诸家新闻媒体发去“红头文件”，口口声声要求命题作出“更正”；同时，县政府立即拨出三万元作为首期经费，着手维修陈家大屋。对于前者，我根本不屑一顾，因为我的文章说的都是实情，并没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地方；对于后者，我还是赞同的，毕竟“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并且还感到由衷的高兴——虽然是一篇小文章，但总算发挥了一点点作用，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
然而，当我正在“得意”的时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却从修水传来：所谓的“专款维修”却变成了粗暴的破坏。当地父老致信告诉我：由于修水县没有专门的文物管理所，因此全县的历史文物工作习惯性地由“黄庭坚纪念馆”代理。该馆多年来经济拮据，负债累累，便打起了挪用这笔经费的算盘。该馆黄馆长从三万元的维修经费中私自拿出一万元，支付以前拖欠包工头的款项。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维修“陈家大屋”的负责人，他便欺上瞒下，既不召开有大屋居民和陈氏宗亲参加的会议，将此次工程的意义、方案和款项予以公布；也不向研究陈氏家族的历史学家、文化学者和古建筑学家请教，制定一个细致可行、经济实用的方案。而是仓促上马，敷衍塞责，造成现已完成的两个项目严重违反文物维修的“整旧如旧”原则。更让人愤怒的是，陈家大屋前的小港中，原有一个形状突兀的大石头，相传为“陈宝箴钓鱼石”，是陈氏故居的一个重要景点，诸多文化名人到此都会摄影留念。包工头老温居然为了就近取石料，决定开凿此石。陈家大屋的管理员欧阳国太向黄馆长反映这一情况，要求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景点的行为，却遭到无理的拒绝。于是，一块既有历史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景点便从人间“蒸发”了。
这种“破坏性的建设”，遭到了当地父老乡亲的反对。但是，面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官僚和包工头，他们的反对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当地的父母官呢？他们拨出一笔钱来修缮老屋，仅仅是为了堵住像我这样的批评者的嘴，并给媒体以敷衍的口实。官员们的内心深处，对陈家老屋并没有丝毫的关爱之情。打一次牌，吃一餐饭，也比视察陈家大屋更有意思。因此，即便是在政务繁忙之余，他们也不会继续来关注维修工程的进展情况，也不会细致地去倾听当地乡亲们的心声。钱已经拨出去了，任务已经完成了，外面的人再也不会多嘴多舌了，那么就“点到为止”吧。这也许就是这类地方官员们的真实想法。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小城萨尔茨堡，市长亲自带着文博专家到现场去监督莫扎特故居的维修工作。在修缮的过程中，每一块拆下来的砖头都被编上号码，然后再回归原来的位置上去。建筑商和工人们都怀着一种虔诚和敬畏的心态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工作。在一年一度的音乐节上，市长对外国游客说：“莫扎特是萨尔茨堡的灵魂，没有莫扎特就没有萨尔茨堡。我们的这座城市里，处处可以闻到莫扎特的气息，处处可以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一谈起莫扎特，市长便头头是道、眉飞色舞，比谈起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更显得兴趣盎然。在我们这里，有多少如此热爱文化、尊重文化、意识到文化的价值的地方官员呢？“多乎哉？不多也！”
陈家大屋是一个中国传统家族的缩影，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线索。我对这样的老房子的喜爱，远远超过了紫禁城和长城之类的空洞的象征物。陈家大屋不仅是我们历久而弥新的文化命脉的象征符号之一，也定格着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人坚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生道路。它是活着的历史，也是扎根在民间的文明。身在千里之外且无权无势的我，无法左右陈家大屋的命运。我只好通过自己的文字发出最后的追问：正处于危急之中的陈家大屋，何时才能得到真正的呵护与关爱呢？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城市的灵魂
巴黎人将卢浮宫、将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看作他们的骄傲。几代法国国王都对达·芬奇的这幅名画情有独钟，路易十三把她挂在“家训堂”，让女儿每天模仿画上的微笑；拿破仑把她挂在卧室中，每天晚上独自欣赏，几近入迷成疾。后来，法国成为了共和国，“蒙娜丽莎”不再是独裁统治者的“禁脔”，她与其他四十万件珍贵的艺术品一起，被收藏在卢浮宫国立美术馆中对公众开放。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蒙娜丽莎被盗。据说，那一天几乎成为法国人的国殇日，四万多巴黎市民走上街头痛哭流涕。为了追回人民的“女神”，法国政府成立了数以百计的侦缉小组，动用了数以万计的警力，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然而，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案件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警方面对着社会舆论泰山般的压力。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法国与安道尔交界处的迪莫特镇，警方终于将一个庞大的盗窃团伙一网打尽，蒙娜丽莎也终于“完璧归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卢浮宫。为了庆祝此事，巴黎市民上街纵情狂欢，全市所有的商品都削价百分之四十出售。
城市是有历史的，城市是有性格的，城市也是有灵魂的。我可以想象出巴黎人在蒙娜丽莎丢失和失而复得的两个时刻的悲痛欲绝和欣喜若狂。他们甚至愿意以亏本的买卖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他们还有真性情在。在巴黎人对蒙娜丽莎、对艺术、对文化的热爱和痴迷中，我发现了巴黎的性格和灵魂。巴黎人生活在艺术和文化之中，就好像生活在空气和水之中一样。他们对蒙娜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半点的夸张和造作，他们的泪水和笑容都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卢浮宫的每一幅画都是巴黎人灵魂的根，正如学者刘再复所说：“巴黎不仅有灵魂，而且有雄厚的灵魂的根柢。法国的自由灵魂不会转风转向，就是因为灵魂之根扎得很深。无论是到卢浮宫、奥塞宫还是到巴黎圣母院、先贤祠，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近代以来巴黎的城市规划，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保护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尊重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自由。巴黎不再是国王一个人的巴黎，巴黎是所有公民的巴黎；巴黎不仅是商业的中心，巴黎更是文化的源泉。这就是巴黎魅力的所在。
然而，与巴黎相比，我们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性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