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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的腾飞，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对教育的无比重视。重视教育也就是重视未来。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曾经生动地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火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汽车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所扮演的角色，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已经由“知识产业”所承担了。知识产业已成为国家社会成长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而教育部门则正是知识创造过程的中心。近二十年来，韩国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中心。如果说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儒家文化中贯彻始终的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当然，儒家文化中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需要我们现代人重新进行审视）。这种可贵的传统在中国日益淡化，在韩国却保留了下来。
即使在残酷的军人统治期间，独裁专横的军阀们也没有忘记拨给教育部门以充足的预算。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总统一边在残酷镇压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制造了“光州事件”之类的血案，但也在不断地向教育部门注入充实的资金，大大提高了韩国国民受教育的水平。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那时候，许多军阀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但都还保存着几分对知识、对文化、对教育的敬意。在春节来临之前，军阀们会带领自己的小孩前去老师家拜年，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教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作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那么，今天那些忽视教育、鄙视教育、乃至侵吞教育经费的官员们，是不是连昔日的军阀也不如了呢？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对立和竞争。而文化的竞争，又归结到教育上。我想，那些倾听到金大中总统讲课的韩国孩子有福了。这一堂特殊的课程，也许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是在人生的转折处送来的一次有力的扶持，这是在乱礁中行驶的船只所遇到的一盏指路的明灯。金大中曾经说过，他卸去总统职位之后，除了写作之外，就是去学校讲课，从大学到小学，从首都到乡村，要尽可能地多走些地方、多接触些孩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不觉得以总统的身份去当普通老师会降低自己的“面子”。他的这一选择让我想起了《圣经》所说的：“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一个老师所做的贡献并不一定比一个总统小呢。也许，在天国中，教师的地位比总统还高呢。
我尊重金大中这位坚毅伟岸的老人——无论今天他身居总统之高位，还是明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韩国人有这样的总统、有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幸福、也是他们的骄傲。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残忍的快乐
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自一九九七年播出以后，风靡全国各省市。其他省市的电视台也模仿其内容和形式，相继制作了类似的大型综合娱乐节目。电视界人士称之为“大陆娱乐类电视节目的一次革命”。
《快乐大本营》的节目中，有一档属于“恶作剧”。最初遭到戏弄的，都是请来充作嘉宾的成年人。后来，为了给观众以新的刺激，编导们居然开始把小孩当作恶作剧的主角。
例如，在有一期节目中，他们选择了一些四五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预先设计好在一个雨天，让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一把雨伞，然后老师借故离开一会儿，吩咐孩子等在门口，并且再三叮嘱不要与陌生人搭话、不要把雨伞给别人。
老师刚刚离开，便有装扮成普通过路人的节目主持人来到孩子的目前，花言巧语地说：“姐姐没有雨伞，姐姐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能不能把雨伞借给姐姐用一下，十分钟后姐姐就回来？”
对此，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坚守老师的吩咐，不予理会；有的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有的心肠软，立刻把雨伞借给对方。给了雨伞的孩子，痴痴地在门口等着漂亮姐姐的归来，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对方还是没有出现。
躲在暗处的摄影机，却一直在拍摄孩子焦急等待的神态。等到最后，孩子意识到自己受了骗，便委屈地哭了起来。这些全部都落入了摄影机的镜头之中。节目现场的观众们，看到小孩子哭鼻子的样子，个个都开怀大笑起来。
这是一种残忍而无耻的快乐，因为它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那个家伙想出的馊主意，我一边愤怒地观看着节目，一边质问编导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为人父母？
这是一个电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电视的堕落也正是时代的堕落的标志之一。电视节目的编导们看重的是节目的“收视率”，因为“收视率”意味着广告、意味着滚滚的财源。为了提高收视率，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法国电视六台制作了一个名叫“阁楼故事”的拳头节目：五男六女进住巴黎郊外一座封闭的房子里，他们完全与外界断绝了关系，但二十四小时处于二十六台摄像机的监视之下。每隔一段时间，观众就投票淘汰参赛者中的“表现不佳者”，知道阁楼中剩下最后一对优胜者为止，他们可以获得一套价值三百万法郎的房子。这档节目一夜之间便风靡了欧美。评论家指出：“人类窥视他人的好奇心是没有休止的。”这绝对不是人类高贵品质的展现，而是阴暗心理的大暴露；这绝对不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而是愚昧的蔓延。这种节目对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成果造成了一个绝妙的嘲讽。然而，虽然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节目，但我认为它毕竟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参加这种竞赛的都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有选择他们“加入”节目的“天赋人权”。
相比之下，湖南卫视的节目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公然侵害儿童的心灵，他们不仅违反了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赤裸裸地侵犯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规定：“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中国是签约国之一。保护儿童的权益是成人世界的责任，意识到这种责任则意味着人类文明有了重大的进步。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档《快乐大本营》的电视节目，却使得孩子们丧失了对人的信任、同情和怜悯，他们长大之后自然会放弃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可恶的编导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正在残酷地折磨那一颗颗纯真无邪的心灵。本来，孩子们在以善良和单纯的意愿理解着这个世界，正如学者波斯特曼所说：“儿童是人类的一个集团，他们对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事物一无所知。”但是，在经历过这样厚颜无耻的、精心策划的欺骗以后，他们那幼小的心灵或许从此便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孩子们那天生的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会被冷漠与怀疑所取代。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桩小事——许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很可能就改变一个孩子的性格和命运。
在生命与灵魂的意义上，孩子跟大人完全是平等的。我甚至以为，大人在许多地方应当向孩子学习，学习他们的单纯、学习他们的善良、学习他们的真诚。至少，我们应当尊重他们——千万不能把孩子当猴子来戏弄。那样做，不仅戕害了幼小的心灵，而且毒化了未来的社会生态。
《圣经》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五至十七节）孩子因其纯洁而具有了某种神圣性，那么伤害孩子的纯洁性的是何等邪恶的行径啊！甘地则说：“在我获得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孩子以后，请您相信我：我知道，他们兴许具有比您和我更为高尚的荣誉感。如果我们不耻下问，我们可以不向学者而向所谓无知的孩童学习最重要的生活之道。耶稣说过的最伟大的真理是：孩童嘴里出智慧。我相信这话，因为我亲自观察过，如果我们愿意谦虚而纯洁地接近未成年的孩子，我们就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智慧。”甘地的智慧不是来自书本，乃是来自孩子。在狡诈的政客中间，身体半裸的甘地就像是一个孩子。似乎人人都能伤害他，但人人都伤害不了他。他最孱弱，又最强大。我们应当听从甘地的教导，以微笑的脸庞面对孩子，以谦卑的心灵面对孩子。然而，那些自以为是的“电视工作者”们却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我不知道有关方面能不能运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来制止这类丑恶的行为，但是我至少能够对这群丧失了“底线伦理”的电视人进行严厉的谴责：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你们记住——歌唱邪恶的人最终将被邪恶所异化，欣赏残忍的人最终将被残忍所吞噬！
梦想的勇气
前几天，我跟几个正在念高三的北京中学生聊天。当谈到“理想”这个古老的话题时，他们每个人的想法都让我大吃一惊。我以为这些男孩女孩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北大、清华等名校；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谈到这一点。
有个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当一个电影人。这种电影人是纯粹的自由人，不依附于现有的电影制作和发行体制，与商业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她希望中学毕业后到美国去，拿一半时间来念书，另一半时间则去周游世界各地。出门的时候，只带一个庞大的行囊。交通方面不用花任何的费用——一路上都可以拦好心人的顺风车；到了晚上，就到教堂里去住宿，然后帮助教堂做义工作为报答。这个女孩说，她要拿着一台家用的普通摄影机，去拍摄那些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去拍摄教堂天花板上庄严的壁画，去拍摄街头笔直的树木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去拍摄孤独而美丽的乡间小屋……她要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尝试各种各样的食品。她喜欢凯鲁阿克的《在路上》，而不喜欢三毛和尤今写的游记，她认为三毛和尤金的漂泊只是“走马观花”而已，她们看到的只是生活薄薄的表层，而她自己则要去发现更深沉的生命的真相。她还说，在四十岁以前不准备结婚、也就不受到家庭的束缚，这样就能够专注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为自己一个人而活着。这个女孩的母亲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导演，在体制内过着兢兢业业的、职业女性的生活。母女俩的人生将是天壤之别。于是，我便问女孩说：“你妈妈知道你的想法吗？她是否支持你去实现这个梦想？”女孩对我“狡猾”地一笑，毫不在乎地说：“我没有告诉妈妈呢。等到我自己能够展翅飞翔的时候，妈妈想管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那时候她能不让我飞走吗？”
而另外一个男孩子告诉我说，他的梦想是大学念医科，毕业之后到非洲大陆最穷苦的国家卢旺达去。去干什么呢？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开设一家为当地人服务的、不收费的医院。我更加奇怪了：“为什么你要挑选卢旺达呢？”男孩告诉我说，他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卢旺达内战的消息，看到那里的孩子因为疾病和饥荒而变得骨瘦如柴，然后无依无靠地躺在沙漠里悲惨地等待死亡的降临。那些因为饥饿而死的孩子，眼睛一直圆圆地睁着，仰望着不再纯净的蓝天。看到这些被苦难渗透的画面，这个男孩心里十分难受。他梦见自己来到那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与那些小黑孩一起唱歌和舞蹈。他还告诉我，他知道在一九九九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医生无国界”组织当中就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医生，他们往往为了一个单纯而真诚的梦想而奉献出自己的一生。这个男孩说，他愿意像那些医生一样，到最穷苦、最危险的地方去，只要能够拯救一个生命，就是人生中最大的快乐。这位男孩对梦想的表达，让我深受感动。我不禁想起了伟大的特蕾莎修女。一辈子为穷人服务的特蕾莎修女说过：“人们往往为了私心，和为自己打算而失去信心。真正的信心是要我们付出爱心。有了爱心，我们才能付出爱；爱心成就了信心，信与爱是分不开的。”孩子是离爱最近的，人们要是能够永远保持孩子的爱心该有多好啊。
孩子们的梦想还有很多很多，有人的梦想是当摇滚歌手，有人的梦想是下乡做水果培育，有人的梦想是去研究毒蛇，有人的梦想是创办一所大学……在这些稀奇古怪的梦想中，可以看出每一个孩子的性格来。然而，没有一个孩子想成为跟他们的爸爸妈妈一样的、呆在写字楼里的、循规蹈矩的白领职员。要想真正了解孩子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大人们需要一种平等而真诚的心态。大人们一直自以为是地蔑视孩子，认为孩子幼稚、不成熟。然而，究竟什么是成熟呢？成熟是否就意味着世故和圆滑、意味着现实和功利、意味着失去做梦的勇气？这样的成熟，我宁可不要。
我敬重孩子们做梦的勇气，也羡慕他们做梦的自由。我也知道，真正能实现自己梦想的，在这群孩子中是少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得成为天天坐办公室的白领，过着平凡而乏味的生活。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做梦的勇气，真好。美国教育家博耶回忆了一段关于自己的孩子的往事。三十多年以前，他与妻子被学校叫去。校方忧虑地告诉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了一个“特殊学生”——孩子的成绩十分糟糕。在一次测验里，老师给这个孩子写了一句“他是一个梦想家”的评语。博耶哑然失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孩子喜欢梦想，经常梦到星星和月亮，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甚至梦到怎样才能逃离学校。但是，博耶绝对相信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天才，只不过他的才能不适合学校的常规活动和僵化考试而已。于是，博耶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呵护着孩子发展自己的梦想，他相信学者詹姆斯·艾吉的观点：“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人类的潜能都会随着每一个小孩的出生而再现。”果然，孩子长大以后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
作家凯鲁阿克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把我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牧场，在这个牧场上，我将生长自己的粮食。当我的庄稼生长之时，我将坐在树下喝家酿的酒，写小说以修身，我将和我的孩子尽情玩耍，对那些因汲汲于名利而咳嗽不止的人，我要嗤之以鼻。”虽然凯鲁阿克在一间简陋的公寓里死去了，至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是，他毕竟做过这样一个既辉煌又平凡的梦。是的，没有梦想的童年算不上真正的童年，没有梦想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而梦想需要勇气来支持，我们还有梦想的勇气吗？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凌辱电玩”何以流行？
一种声称“精彩”之极的黄色暴力卡通“电玩”日前在湖北武汉的盗版游戏市场异常流行。该游戏宣称，只要完成凌辱八个女人就可以成为“成功人士”。
据《武汉晨报》报道，在武昌广埠屯电脑市场，有摊主“热情”推销该种黄色暴力游戏。游戏说明很“诱人”：某侦探潜入一个制药公司的职工楼，收集可威胁八个女人的证据，从而达到凌辱她们的目的。如果玩家在两年内成功完成凌辱八个女人的任务（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