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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艺术的宗教，这种以达达主义为其极端表现的较广泛的倾向，它似乎即使在达达主义逐渐死亡之时，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起来。它的追随者逐年增多。它的最重要的作家，它的圣徒的作品读的人不多，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公众来说太难懂了；但是他们造成的影响很广泛，他们享有极高的秘密威望。
埃德蒙·威尔逊解释说，这种传统的作家之所以在战后获得声誉“大半是由于文学之外的偶然事件”：
当这场战争的共同巨大努力以欧洲有关各国人民的贫困与疲惫，和对政治的普遍绝望之感而告终时……欧洲人思想上特别容易接受一种对行动不感兴趣、对集体漠不关心的文学。此外，不少关心社会的作家，由于受战争的影响，在理智上陷入混乱，结果无可弥补地丧失了声望；而其他一些作家——叶芝、瓦莱里、乔伊斯、普鲁斯特——却保持了完整无损的声誉。
应该补充一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知识界是在重复一个老的模式。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创立的，那时法国知识界的气氛与流行于战后欧洲的气氛并无不同。不少法国作家在情感上或行动上牵卷进了1848年革命——例如，波德莱尔就站在工人那一边战斗——这次革命失败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对社会事业丧失信心，开始在艺术中寻找他们不再指望能在生活中实现的那些理想。1871年，兰波和其他人在巴黎公社时期和之后有过同样的经验：这位伟大的个人主义诗人一度试图草拟一份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1914年的大战和凡尔赛的背叛以后，这一过程以更快的速度在国际范围重现。
与社会相敌对的文学之所以在当时风行一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艺术的宗教绝不是穷人的宗教：寻求绝对美学的那些人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在1930年以前的十年间，有比以前更多的作家和画家，特别是更多的美国人，有空闲去思考艺术问题和自我问题，去表现自己，使自己富于创造性。而且艺术家们现在被一群有文化的艺术爱好者包围着，这些艺术爱好者没有自己的信念，他们以艺术家们的作品为自己的情感来源，以艺术家们的信仰为自己的信仰并鼓励艺术家们的恶习。在一个人人都感到不知所措、失去方向的世界里，艺术家们往往不由自主地被迫成为教士。
可是艺术的宗教已经接近尾声。自从它首先在法国、然后在整个西方世界，在文学方面起重要作用以来，到现在已经将近一个世纪。它曾激励有才华的人去献身，不惜牺牲地创造出伟大作品，并使诗歌和小说的写作方法更臻优美——甚至着手寻求绝对，这种绝对使他们面临走出艺术领域的危险。这种寻求由他们的后继者更为狂热地继续进行下去。可是在达达主义运动之后，所有岔开去的道路都已经明显地走到了尽头，而这些尽头永远是相同的——似乎每一条道路都引向无比忙碌的徒劳，有如萤火虫在暮色中飞舞一样。在达达主义运动过去之后，这一运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是它忙忙碌碌的鬼魂。因此，当达达主义死亡时，它并不是单独地死去。这一事实已足够说明其重要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艺术的宗教整个地随着达达主义一同死去，而且埋葬在同一座坟墓之中①。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个人历史（1）
3。 个人历史
但是在1922年冬和1923年春，在我亲身了解达达主义运动之时，达达主义还在费力地活着。已经使运动分裂的那些争吵似乎并不是致命的分歧。达达主义的追随者稍带向往之情回顾早期的伟大表现——如阿拉贡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时他们忙碌而激动得甚至不能和他们的情妇睡觉——但他们也朝前展望一个更忙碌、更有意义的未来。
那时，我经常和达达主义者见面，两派的人都有，不仅我在巴黎度星期三的时候，而且在吉维尔尼度过漫长的数周期间。阿拉贡在吉维尔尼呆过两个月，写他的新书。下午我们在樱草花和雏菊初放的草地上漫步，他连续几小时地背诵诗歌或阐述他的写作理论。查拉经常在周末带一位很漂亮的美国姑娘来看我们，这位美国姑娘每天吸六十支卷烟，这使法国政府的烟草专利得到莫大的好处，查拉在这时候则编些双关语，发明些游戏，因为怕输，他天真地改变游戏规则。有时，但不是当查拉在村里时，安德雷·勃勒东的朋友们在星期日来到，他们整整是一个达达主义者的演出团，带着他们的妻子或情妇，或两者都带。在有关原则的问题上，他们是伙严肃、忿怒的青年，但他们笑声不绝，过得快活，使人没法不喜欢他们。
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达达主义者。我试图冷静地判断他们，不参与他们的争吵；我到底是个外国人，不久就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尽管如此，我不禁吸收了他们关于文学行为的见解，就像是从大气中吸收的一样。一天晚上，我妻子不在家时，多斯·帕索斯和肯明斯从巴黎来到。我们和阿拉贡一起到一家餐馆去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喝了好几瓶酒；然后回到我那在铁匠店楼上的工作室。我作了一次演说反对对书籍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结果是不管我在哪里住下，书籍似乎越积越多，使我不胜负担；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人家送的，有些是寄来的，还有些书不知怎么来的；它们就像亲戚似的进到你家来，很快就把你的房子挤满。我和德·昆西有同感，他常常租上一间房间，等到房间里堆满了书就把书丢下搬走了事。这里是法国，我的美国书卖不出去，当礼物送人也没有人要，可是我感到一种不可理喻的、几乎是中国人敬惜字纸的心情，以致不忍把书毁掉。我们都有这种弱点，应该采取激烈措施来克服这种弱点。……我走到书架前面，抽出一批拙劣的写书评的赠阅书和我不再需要的法国大学课本。我扯烂一些书，然后把它们堆在火炉前的石棉地板上；接着，我划根火柴，点燃这些书。这是达达式的姿态，但这个姿态并不成功，这些书只是冒烟，没有燃起火焰。烟越来越浓，我们一面谈论一些拙劣的作家；然后肯明斯证明了他是个更好的达达主义者——至少是在别人的工作室里——他走过去在火上小便。
杰克·惠尔赖特带了许多奢华的行李来这里小住一些时候。杰克的父亲是剑桥的《嘲讽》杂志大楼的建筑师，杰克自己也已经出了名：他是唯一因拼错一个词而被哈佛大学开除的学生。这个词是“恶心”（nausea），他本不该用这个词，那时他已经陷入困境。他犯了一连串的小过失之后，又因只不过忘记参加他的一门课程的期终考试又受到察看处分。任何受察看处分的学生都必须出席每一堂课，否则就必须提出能使教务主任认为有说服力的理由，而教务主任是很难说服的。杰克缺了一堂课，后来他拿着书面理由出现在教务主任办公室里：“我昨天英语14旷课一节”——或随便什么课程——“因我看完影片《残花》后恶心（nausia）难忍。”他就此被人送回后湾的老家。现在他出现在吉维尔尼，带着一捆他自己的诗，诗中不乏新鲜的形象和独创的拼法，和一捆戈勒姆·芒森编辑好的下两期《脱离》的手稿；杰克打算在意大利印这两期杂志，那时意大利的物价比维也纳的还要便宜。我不知这两期杂志印出来是个什么样子，由不懂英语的意大利印刷工人排版，然后再由甚至不能在哈佛大学毕业的拼法极差的人校对（虽然他可能在拼字比赛中和普林斯顿大学的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名次并列）。我很想打个电报给芒森，“让杰克交出校样”，可是我又想，如果不将校样寄去，这至少也是专断的、令人惊异的和十足是达达式的。
重读我这年春天和初夏写的信件和笔记本中的记载，我能看出我的思想受这些新朋友的影响的程度。我在7月5日从诺曼底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对肯尼思·伯克说，“这非常美妙的两年快要结束了，我完成的工作极少，学到的东西却很多。这两年的重要性不在于使我看到许多书籍和文章，而在于帮助我形成我自己的哲学。”我用了一个大字眼。我的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态度，或者充其量只是些信念，有些是我自己逐渐形成的，有些则仅仅是从我的法国朋友那里移植过来的。我们姑且把这些信念写下作为个人历史。
首先，我认为文人唯一像样的抱负是做个文人——不是专门做个小说家、小品文家、戏剧家，而是，更确切地说，以整个文学作为他的活动范围，“把自己奉献给文学，”我热情地写道，“就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或穷人一样。”
我认为，文人应该一面保持他自己的观点，这主要是诗人的观点，一面关心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包括科学、社会学和革命。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个人历史（2）
我认为，过早的成功比不成功更能毁掉作家，因此我愿意使自己受到嘲笑以避免获得成功。
我强烈反对我所说的“收缩的谬误”。我在笔记本中写道，“作家们经常说‘养精蓄锐，节省精力’，好像谁给了他们每人值五分镍币的精力，各人可自由去用似的—— 一分钱用于爱情，一分钱用于生活，两分钱用于艺术或其他耗费钱的活动，剩下的钱用来买一个大红苹果。……我认为，诗人的头脑就像好运之神的钱袋：用得越多，袋里的钱就越多。
“有不少作家故意缩小他们的兴趣范围。他们拒绝参加到当时的公共生活中去，或甚至拒绝参加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他们回避广泛的概念，对这个概念感到“厌烦”，对那个概念感到“漠然无关”。他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文学方面——结果是仅仅限制在文学方面的流言蜚语。他们忽略了去扩大人类的智能到其思想和感情的最大限度——这，我认为，就是文学的目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爱用华丽词藻；而且我具有高度的道德感，但它是我从达达派朋友那里得来的那种道德感。作家可以偷盗、杀人、喝酒或不喝酒，可以对朋友说谎或是同朋友的妻子共谋说谎：所有这一切，我说，都与我无关；但我的容忍不能扩大到他的作品，我要求他的作品具有高度勇敢、绝对正直，一种本身就是道德品质的智能。就浪漫主义这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我也具有浪漫主义倾向。赞赏法国古典主义的阶段过去之后，我开始读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作品并称赞他们，从蒙克·刘易斯和拜伦到热拉尔·德·奈瓦尔和佩特律斯·博雷尔。同时，我很感兴趣地把他们的方法应用于取自技术和强力推销的时代的新素材。我决心不带任何幽默感，因为我养成了对一些人的强烈蔑视，“这些是被击败了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弱点仅仅不以为然地一笑置之。”有一些口号反复在我写的一切东西中出现：“公正无私”，“轻率”（我认为这是很高的品德），“蔑视”，“有意义的”或“专断的姿态”，“暴力”，“宣言”，“勇敢”。
我的信件中尽是些不切实际的计划：
我6月29日写道，“昨天，肯尼思，犹如得到上天的启示，我突然想到是我们该写些政治宣言的时候了。我们不是评论家或短篇小说作家；我们是诗人：换句话说，我们对每一种形式的人类活动都感兴趣。让人家标明是某某类的作家，并作为这类作家加以对待，使我感到厌烦。我渴望做些有意义而轻率的事。《致哈定总统的公开信》。《关于检查制度致邮政局长的公开信》，在信中我承认检查是对的，指出我的意见，即使是书评中的意见，是多么危险，要求解释为什么我没有遭到压制。还有其他的表现：例如，号召选举人不去投票，攻击自由派，攻击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设想所有这些文件在《扫帚》杂志的一期政治专刊上同时出现。多大的丑闻啊。但这丑闻会有点作用。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伪善国家里，仅仅列举多少法律让人违反就将是一个有意义的姿态。如果文学界的保卫治安之士群起反对我们，我们尽可退隐去务农或去做校对工作。你仔细考虑一下。并不是说明天就要采取行动。我有个感觉，肯尼思，如果我们不甘心和埃兹拉·庞德、罗伯特·麦卡尔蒙，甚至弗洛伊德·德尔作无聊的文学论争，我们就需要采取这种勇敢而轻率的行动。”
就这样，我在计划把文学理想带到政治领域中去；我在考虑一场十字军式的社会运动，并准备当一名领袖。但是我也是一名弟子：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承认我有一位师父。
我在6月4日写道，“我一直打算给你写封信谈谈路易·阿拉贡，因为他的性格需要费很长的时间来加以解释。……你想象一下这位文雅的年轻人，他出身于一个社会地位无可指责的家庭：他是个极有才华的青年，自从他四岁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之时起，‘天才’这个词就应该对他适用。辉煌的事业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什么书都读，而且全都精通。突然，到了一定年龄，他抛弃了他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开始用来自他早期成就的极妙的轻蔑态度，把他心里想的话不折不扣地告诉人。可是他继续取得成功。当他愿意对人施加魅力时，他很有魅力，以致他要费多年时间来树立一个敌人；但是由于他不断侮辱别人，他在树敌方面也获得了成功。他十分痛恨妥协，这是青春的特征——而这种青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有过。他不赞成《新法兰西评论》；因此他拒绝为它写文章，尽管他发表文章的一切其他途径都已关闭。
“文学是他的生活实践。如果我对他说，波德莱尔有首诗写得很差，他完全可能打我的耳光。他判断一个作家主要是看他的道德品质，如勇敢、感情强烈、拒绝妥协之类。他声称他自己是个浪漫主义者。实际上，这是说他对女人的态度恶劣：他要不就背诵诗歌，这很快就使她们不感兴趣，要不就试图和她们睡觉，她们说这也变得同样地单调乏味。他在恋爱时总是严肃的；他从不玩弄女性。他通常使人厌烦。他是个利己主义者，爱虚荣，但对朋友忠心耿耿。……我遇到过其他的人，他们的工作使人感兴趣，可是阿拉贡是唯一因其性格而使人难以抗拒的人。我应该加上一句，他像一条忠实的狗似的爱安德雷·勃勒东。
“写得离题太远，为此特表歉意，但是我认为这些话能说明不少问题。”的确，阿拉贡给我的影响远甚于我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在他的影响下，我不由自主地成了个达达主义者，我采纳了许多达达主义的准则，甚至准备把这些准则付诸行动。
《流放者归来》 第三部分《流放者归来》 有意义的姿态（1）
4．有意义的姿态
在我乘船回美国前的三星期中我没有写信。我激动得没法写信。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过得更得意、更忙碌、更有趣的日子。我因朝一名咖啡馆老板的下巴上打了一拳而被逮捕受审。
他应该挨打，虽然不一定要我去打；我和他并无私怨。他的咖啡馆，圆厅咖啡馆，很久以来就为各国革命者所光顾。人家告诉我说列宁曾常到这里来坐；现在晚上仍然有些文静的人喝着咖啡，一面筹划无产阶级革命，根本不注意周围桌上的瑞典和罗马尼亚艺术家们欢闹的争论。这个老板——他的名字我已忘记——惯常不引人注目地听着。有人根据多少有点可信的证据，认为这个老板是个受雇佣的告密者。据说他已经向法国警察局出卖了好几名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人们知道他侮辱过一些美国姑娘，用法国咖啡馆老板专门对待妓女的那种冷酷野蛮的态度来对待她们。他是个十足令人讨厌的家伙，我们觉得应该和他算账。
我们在穹隆咖啡馆，十一二个人挤在一张放在蒙帕纳斯林阴大道上繁忙人群中间的桌子旁。这是1923年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日。树上悬挂着一排排中国式的纸灯笼；街道的每一个拐角上都有乐队在奏乐；人们在街上到处跳舞。贵族们、银行家们、政界人士离开巴黎去避暑了，巴黎把一批批旅游者置之脑后，沉浸在巨大的平民狂欢节之中，我们起劲地加入了这场普遍的狂欢。这时，跳舞已经跳厌了，我们啜饮着饮料，高声讲话，使我们的声音盖过音乐声、碟子碰撞声和人行道上的脚步拖曳声。我双手撑在桌上，试图模仿特里斯丹·查拉奋力跳上行驶中的列车的可笑举动。劳伦斯·维尔把他的黄色长发从前额朝后一甩，说道：“我们去把圆厅咖啡馆的老板揍一顿。”
“去吧。”我说。
我们一同走到街的另一边，有些姑娘穿鲜艳的夜礼服，有些姑娘穿花呢衣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