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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美国文学（2）
这另一个世界甚至离我们在其中孜孜求学的大学世界也很遥远。我们的教授们所讲授的严格方法和崇高学说只实用于我们局部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来弥补所缺的部分，弥补的方法通常是采纳周围人们的心照不宣的道理。实际上，大学的准则不是由教员，而是由学生领袖，特别是由有钱的男孩们来规定的，这些有钱的男孩来自半英国式的私立预备学校，教育制度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设的。我们其余的人，从公立中学来的男孩们，让这个费解的新世界弄得头晕目眩之时，大有丧失自己的文化而得不到真正的东西作为交换的危险。
年轻的作家特别会认为自己的经验无足轻重，不值得用他们所学的那种模仿英国文豪的诗或散文加以记录。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男孩可能因他的文学才能而获得奖学金。他背后会有好几代犹太传教士，他们精通犹太法典，这种法典是现存的西方最古文化的代表作。他背后也有着激动人心的童年回忆：在布朗斯维尔孩子们结成帮在街上耍闹，在犹太教堂里唱赞美诗，他的父母为摆脱贫困而挣扎，他的堂兄弟也许为组织工会而努力，而他的伯父则反对组织工会——这一切都是犹太人聚居区的情感、气味和喧嚣。他面前是接触另一种伟大文化的机会和四年悠闲的时间，让他学习、写作和认识自己。可是，在这四年中，他要用济慈式的十四行诗写他从未见过的英国寺院和他从未听过的夜莺。
我记得一个来自我那个城市的男孩，他不是犹太人，是个中心中学的毕业生；那时中心中学的校舍是商业区边上的一组古老建筑。学校的东南方向是犹太人聚居区；朝北，跨过铁路，是个狭长地带，那里是钢铁工人、酒店老板、次等政客住的地方；朝东，是座山，已由黑人居住，沿着山的矮坡有个小妓院区，男孩们有时在午餐时间走过这个区。一部分学生来自这些贫民区，但主要来自东自由区和松鼠山的住宅区。他们在以彻底和严厉著称的教师指导下，按照过时的课程表进行学习；他们有种种机会把四年的正统经典学科和个人观察到的城市道德以及在行动中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
我说的这个学生在班上名列前茅，他是学报的编辑和辩论队的队长；他名扬其他中学；人人都说他有朝一日准会出名，他比我早两三年进哈佛大学，并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我在《哈佛红》做记者时，被派去采访一项由他做发言人的活动（顺便说一句，没有采访成）。他也许会对来自同一城市的男孩感兴趣，这个男孩和他一样参加过辩论会，为学报写过稿，并得过奖学金。我急急忙忙赶到他在奥本山街的房间。他身穿——这是我的初次印象—— 一套由极好的裁缝师傅剪裁的衣服，的确，剪裁之佳使衣服上面的容貌显得平淡无奇。他漫不经心地朝我看了一眼——我那套衣服是在百货商店里买的——然后，开始老远地用像他的衣服一样装模作样的低沉的牛津音说话。我感到羞愧，没有采访到我要的消息就走了。这篇报道没有刊登。
几年以后，我为一家纽约报纸写书评时又看见他。他走进办公室，一副英国人的派头，活像个小老板。有个友好的记者告诉我，说他是个二流的戏剧评论家，绝不会升为第一流。“他应该有自知之明，”这位记者说，“干这一行，他的文化太高。”
在大学里，我们从来没有懂得文化是具体情况的派生物——熟知其工具和材料的工匠可能是个有文化的人；一个在田野上驾牲口犁地的农夫，到达篱笆角上时，他停下来考虑生和死以及下一年的收成，这个农夫也可能有文化，即使他不看报纸。基本上，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把文化当作表面文章，当作阶级差别的标志——那种假装的东西，就像牛津音或一套英式衣服那样。
我们要在其中花费四年时间的文化出售处和装配室，不是面向街头生活的底层店铺。可以说，它们是在非常高耸的大厦的顶层，远远地俯瞰下面的林阴大道、乔治王朝式样的房屋和希腊神殿似的银行——外面是蚊子般大小的人群——还有在远方依稀可辨的，默默地辛勤供养我们的田野、矿山和工厂。我们从不朝它们看一眼。在那高高在上之处，裁缝把我们打扮成有文化的人的模样，我们则愉快地做着体操，在学习上但求过得去，睡得美美地，一面却埋怨伙食太差。除了半年付一次账之外，无其他事可做，而付账则是我们父母的事。
大学生们，特别是东部的大型大学的学生，住在他们自己的安逸的世界里。除了很有钱的人和某些类型的没有孩子的已婚女子外，大学生是美国人中唯一能把空闲看成理所当然的阶级。大学生中总有许多人靠当司炉工、饭店侍者或橄榄球队员来赚钱付膳费和学费；我即将要说的话对这些人不适用。还有一些人——往往是大型大学里的统治集团，他们为其他学生定下调子——实际上无须自己出力来供养自己。他们只要写几封信去要钱；为了获得奖学金，他们也许学习得略为用功一些；但他们很少去想一想钱是从哪里来的。在这些人上面是校长，他知道办这所庞大的教育工厂的硬币来自何方；他知道只要股票价格大跌，捐款就会断绝，只要报纸上报道说有个教授变成布尔什维克，捐款就会减少；当他去见校董和州议员请求提供经费时，他知道该对他们说些什么话。图书馆女清洁工，寝室女保洁员和房屋管理员知道她们是怎样赚钱过日子的；可是大学生们和不少的教授们却对经济力量盲目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具体地考虑社会，只把它当作食物、橄榄球场和教授薪金的来源。
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自己的准则的临时性社会。我在哈佛大学时，向学生所灌输的品德是情趣高雅、彬彬有礼、清洁整齐、洁身自好，绅士风度（或称之为体面）、沉默寡言和体育运动中的竞争精神；这些通常都是有闲阶级所珍视的品德。如果有哪个学生不能符合这些有闲阶级的准则，就有人会说，“他话讲得太多”，或更明确地说，“他需要洗个澡。”甚至来自后湾区的极好人家的子弟都加入不了俱乐部，如果他们向歌舞团女演员过分献殷勤。多年以后，在关于新人文主义的争论中，我阅读了学校创始人欧文·白璧德教授写的几本书，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教室的气氛之中。白璧德和他的信徒们喜欢讲什么沉着冷静、均衡适度、仿效楷模、遵守仪节和自我克制。这些仍然是有闲阶级的理想，我认为它们只不过是用更为崇高的语言来重新措辞的学生品德而已。实际情况是新人文主义是东部大学生活的产物，在那里，它就像在楼顶棚屋花园里那样茂盛生长。
新人文主义也并不是点缀这些高耸的文化大厦的唯一产物。比如说，还有惯常没有具体行动的大学自由主义。有菲利普斯·布鲁克斯社和大学基督教青年会，它们的传教态度是朝下伸手帮助别人朝上爬，但不让他们爬到我们的水平。后来又有由《美国信使》月刊使之流行起来的那种“生活是个马戏团”的犬儒主义：一切都糟糕透顶，人们都是笨蛋；让我们大家都不声不响地喝个醉来笑话他们。后来又有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里极为流行的那种唯美主义。1916年的哈佛大学唯美主义者试图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创造出一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牛津大学的残余形象。他们阅读《黄色杂志》，他们阅读卡萨诺瓦回忆录的法文版和《风月笺》，以及佩特罗尼乌斯的拉丁文原著；他们在用茶点时聚集在彼此的房间里，或在喝饮料时聚集在《哈佛月刊》的办公室里；他们不是喝温和的混合甜饮料，而是大杯大杯地喝上面放一颗樱桃的纯杜松子酒；他们讨论佩特①的和谐、奥布里·比亚兹莱②的节奏，然后用更大的嗓门讨论教会的色情和卖淫的主要优点。他们的卧室里有带有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和上星期六老霍华德剧院脱衣舞表演的票根。他们也写作；他们中有好几十人是速朽的诗人，他们一个个向安提诺俄斯③祈求灵感，充满哀伤地描写威尼斯的咸水湖，写献给歌舞团女演员的十四行诗，在诗中说她是“上帝的彩色小诗”。尽管开头如此，他们中却有少数几个人成了优秀的作家。
他们显然和人文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人文主义者根本不写诗，可是就他们的见解而言，他们只不过是颠倒了的人文主义者。对于人文主义者的每一种品德他们有与之相对立的品德。于是，他们用心醉神迷来代替沉着冷静；用对于放任过度的崇拜来代替提倡中庸之道的均衡适度；与仿效楷模相对立，他们按照各人的冲动行事，得过且过。针对遵守仪节，他们温和地鼓吹背叛中产阶级的准则，这就使得他们对肮脏下流的东西怀有一种伤感的崇敬之情；针对自我克制，他们认为应该自我表现。可是人文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都是同一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社会环境中社会的生产力被认为是与诗和学问格格不入的。尽管他们找到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是萦绕在这两类人心中的是同一个问题，即在这个使他们都感到不自在的世界里，他们个人得救或罚入地狱，成功或失败的问题。
在大学里的那几年中，不管我们采纳何种学说，不管我们对自己在文化方面和自给自足能力方面的成长抱何种幻想，我们都不断地经历着同一的除根的过程。我们就像在夏日沃土中萌芽的一株株风滚草，我们的叶子伸展开来，可是我们的根却慢慢地干枯，变得脆了。在正常情况下，这种除根过程本该在我们离开大学时结束；在外面的现实世界中，为了谋求生存，我们本会被迫去扎下新根。但是我们注定不能享有一代大学生通常享有的命运，除根的过程不是停止，而是变本加厉。不久，战争就要临到我们头上；不久，风就要把我们拔起，吹得我们翻滚，在辽阔的土地上漂泊。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战地救护队（1）
5．战地救护队
在1916至1917年之间的冬季里，我们的教授不再谈什么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他们开始宣讲起爱国主义来了。我们自己也准备脱下文化制服，换上军装；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像看来的那样剧烈。向我们灌输的爱国主义和法国农民的爱国主义并不相同，他们的爱国主义事关保卫他们的田野使之不受侵略者蹂躏。向我们所灌输的是一种有关世界民主和小国自决权的抽象的爱国主义，但它显然和我们在美国的日常生活无关，和改善学校、减少赋税、提高产业工人的（和教授的）工资，或使埃尔克河重新备有鳟鱼无关。而且我们所穿上的也大多不是我们本国的军装。
战争来临时，当时在大学里的青年们心中向往的是参加隶属于外国军队的救护队——美军救护队或诺顿…哈杰斯救护队（这两支车队都在法国人手下工作并领取法国军饷），或在意大利前线的红十字会救护车队。这几支车队都能迅速地把我们带到国外。我们渴望投入战斗，就像多斯·帕索斯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不要等到一切都已了结”。
到了巴黎，我们发现暂时不需要救护车司机。他们要求我们参加法军运输队，我们中的不少人也同意了；在法军运输队中我们的工作不会有太大差别：我们驾驶运军火的卡车，同时保留绅士志愿兵身份。我们在转角上的小酒店里为我们的新职务干杯。两星期后，我们到战线后面的训练营地去时，路上经过在一座绿色麦田中的mort pour la patrie①的飞行员的坟墓，坟上的木头十字架上缠绕着初放的铃兰。在我们北面几英里路的地方大炮正在轰鸣。这里，死亡就在鲜花丛中，危险就在明媚的春光里，情感的美酒既无反话使之更为可口、又尚未变得淡而无味，死亡是现实的东西，危险就在眼前。
到达前线后，我们发现我们服役的支队也许是任何部队中最富于文学气息的一个支队。我自己的那个由三十六人组成的车队就是一个例子。即使T。 M。 U。 526车队曾经开过重聚会，我也从未参加过，但我分别遇到过好几位我从前的伙伴。一位是个广告文案，他的专长是为书籍出版商撰写广告稿。一位是个建筑师；一位是个有成就的讲师，他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位是个编辑；一位是个不得志的剧作家。战争本身使人无法从事其他职业。一位成绩卓著的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学者在战斗中牺牲。小队成员中公认为最有前途的是一个十七岁的男孩，他是个诗人，他请求调到法国的外籍兵团，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可是T。 M。 U。 526车队并不是个例外，其他小队中青年作家的百分比更高，我在其他小队的朋友常常为我不得不和这样一伙庸俗的人一起服兵役而感到惋惜。
开列出1917年当过救护车或军用卡车司机的作家名单是件饶有趣味的事。多斯·帕索斯，海明威，朱利安·格林，威廉·西布鲁克，E。 E。 肯明斯，斯莱特·布朗，哈里·克罗斯比，约翰·霍华德·劳森，西德尼·霍华德，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罗伯特·希利尔，达希尔·哈米特……几乎可以说，救护车队和法军运输队为一代作家提供了大学补习课程。但这些课程教给我们些什么呢？
这些课程把我们带到一个外国，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第一次见到的外国；这些课程教我们谈恋爱，用外国语言结结巴巴地谈恋爱。这些课程供给我们吃住，费用由一个与我们毫无干系的政府负担。这些课程使我们变得比以前更不负责任，因为生活不成问题；我们极少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不必为将来担忧，而觉得将来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奇遇。这些课程教给我们的是勇敢、浪费、宿命论，这些都是军人的美德；这些课程教我们把节约、谨慎、冷静等老百姓的美德看成是恶习；这些课程使我们害怕烦闷胜过害怕死亡。所有这些课程在军队的任何部门都可以学到，可是救护车队有它自己的课程：它向我们灌输那种称之为旁观者的态度。
……有时候一队士兵和大炮的队伍蜿蜒前进，穿过我们驻扎的村庄，每次要持续三天之久。穿深蓝色军装的法国轻步兵无精打采地走着，水壶和钢盔撞击着他们的臀部；一团塞内加尔人走过，他们个子高大，长着蓝黑色的脸、粉红色的眼珠和雪白的牙齿；然后是一队护送队伍的军用卡车，它们用头挡或二挡开车，和步行的纵队保持同样速度。在军用卡车后面扬起灰尘的是一列望不到边的由栗色大马拉的75毫米炮，坐在弹药箱上的是淡黄头发的佛兰芒炮手；然后是辎重队；然后是穿淡蓝绿色军装的普罗旺斯步兵团，共有三千人，他们脸色阴沉；然后是一些厨房车和货车，货车上堆着淡麦秸色的面包。在沟渠里敲碎石子的安南人站在沟渠里朝外看，他们个子矮小，长着怪胎婴儿般的脸。三个国家的飞机在空中守望，而我们则是旁观者。看来我们永远也不会成为这形形色色中的一部分。这各色人种形成的漫长的游行队伍是个壮观的场面，而我们有幸检阅；这是一种特殊的马戏表演，就像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我们在长餐桌旁坐下用未冰镇的香槟酒为1a France héro que①和nos amis américains②祝酒前，专为我们举行的摩洛哥骑兵表演一样。早上，我们将继续把迫击炮弹从军用铁路末站运送到贵妇人之路③后面的弹药堆集处——这也将是个壮观的场面。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战地救护队（2）
那一年初夏，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在后台演出。俄国人发动了他们的二月革命，法国人和英国人发动了他们的四月攻势；当德国人安全撤至更坚强的阵地时，四月攻势成了笑柄。驻在凡尔登附近和在法兰西岛状地带④的陆军中颇有怨言。阵亡的人数太多。一度曾驻扎在我们那个村庄里的一个营的轻步兵都是些皮肤黝黑、身躯粗壮的士兵。他们问我们战争还要继续多久，向我们讨一点汽油灌他们的打火机，跟我们一同喝得醉醺醺的，一面说着他们在上一次进攻中的伤亡情况。就是这些士兵在下一周里哗变了。从法国南部来的一个师拒绝走进战壕。到处都有不满情绪；问题是部队是否会学俄国人的样子，还是耐心地战斗下去直到援军从美国来到，人人都说这批援军会使战争结束。我们自己，作为在前线的美国代表，被用来缓和不满情绪，被作为胜利的最初象征而展览，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我们只知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