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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满情绪，被作为胜利的最初象征而展览，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我们只知道我们受到很好的待遇。我们正在观看一出精彩的戏。
我记得，在一个下着濛濛细雨的下午，我们的车队装载着一批155毫米的炮弹车声隆隆地开进一个停炮场。士兵们前来卸车，是些肮脏的法国海外领土军的老兵，他们头上顶着麻袋。我们困乏地看着他们，从清晨四点钟起我们就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一颗炮弹突然在停炮场北部爆炸。海外领土军的士兵们一个个象土拨鼠似的躲进地上的洞里；我们自己则在突出的土堤下面藏身。炮轰继续着：混合着高性能炸药的榴霰弹有规律地每隔两分钟在路上爆炸一次。有人发现每次爆炸后，他可以冲到路中央拣些温热的碎钢片，在炮弹下次在同一地点爆炸之前回到土堤下的掩蔽处。我们其余的人也照他的样子办，争着获取战利品。德国人的大炮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射角就可以把整个停炮场连同我们一齐摧毁，但是我们知道大炮不会改变射角：我们的性命是有魔法保护的。作为观剧者，我们在收集死亡的纪念品，就像客人带回一块婚宴上的蛋糕或一朵从新娘的花球上掉下的压扁了的花。
我记得，七月里的一个傍晚，我们把车停在一座半倒塌的城堡的庭院里；锯齿般的战壕穿过这座城堡，这原是德国人的战壕，后来他们撤退到朝北两英里处的更坚固的阵地去了。炮弹在头上隆隆飞过，但并未伤人：德军和法军在各自战线后三英里处用重炮互相轰击，就像布鲁什顿帮的孩子朝车棚帮的孩子扔石头一样；这里，在两军重炮阵地之间的空荡荡的庭院里，我们就像是在一个货车调车场底下一样，头上有几列沉重的列车不停地来回换轨。我们漠不关心地朝那个湖和雕像看着，现在湖里没有天鹅，雕像被机关枪子弹削毁；我们一面看着，一面轻声地谈论马拉美、俄罗斯芭蕾、两种大学刊物的各自优点。在城堡的台阶上，在阳光昏暗的余晖中，一个来自哈佛大学的面孔红红的男孩正在用法国课本学俄语。另外四名绅士志愿兵在一张摊开的毯子上掷骰子。在附近的山坡上，一个法国炮兵旅正在用速射75毫米炮进行炮火掩护；炮火的闪光就像树丛中的萤火虫。我们不胜羡慕地谈论着拉斐特飞行小队，而又不满地谈论我们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们的工作，就其本身的情况而言，几乎是理想的。我们的工作为我们提供还不坏的伙食、愉快的消遣、在巴黎的休假和一身军装，这身军装使我们能住进最好的旅馆。我们的工作使我们能欣赏到一生难得见到的西线奇景。由于隶属于法军部队，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免受那时强加于美军新授职的少尉和二等兵的严格而愚蠢的纪律。我们的工作使我们面临艰辛和危险，但这些艰辛还能使年轻人振奋而甘于忍受，险情也并不太多：在一年中每一小队难得有两三起严重伤亡事故——实际上我们所抱怨的正是这一点。我们不愿做逃避兵役的人，embusqués①。战争在青年人中造成一种渴望遇到抽象的危险的心情，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去遭受苦难，而是仅仅为了追求危险；如果他们后来信仰这个理想，其部分原因是这种理想能使他们遇到危险。危险能解除烦闷、刺激感情，它是一种颜色，将它和所有其他颜色混在一起能使那些色彩更为鲜明。在法国有时会想到下一天或下一周会死，这种想法使感觉敏锐得难以估量。树是绿的，不是像普通的树那样绿，而是绿得像飓风来到前的片刻宁静中的树那样；天是特别的蓝，蓝得无法表达；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二十岁就夭亡的形象和爱情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强烈的、朝不保夕的喜悦。这也许就是战争教给青年作家的最重要的一课。它使得一些题材又充满了生气，这些题材由于被许多人的手弄脏而失去意义，本来似乎是不准写的：危险使爱情、冒险、死亡重又成为写作的题材。我的大多数朋友准备到死亡事故较多的法军部队——或任何部队——的其他部门去寻求危险。
几个月后，这些人都各奔前程：那时救护车队和军用卡车队都由美国远征军接管，他们中很少有人重新申请入伍。与此相反，他们却去参加拉斐特飞行小队、法军或加拿大野战炮兵部队、坦克部队、英国汽球队、法国外籍军团、皇家空军；只有极少数几个人出于自相矛盾的理由干脆自告奋勇参加了美国步兵部队。我有些朋友，在远方防区：其中的一个为比利时人驾驶飞机，另一个在塞尔维亚，有好几个到了意大利前线，约翰·多斯·帕索斯就在那里开救护车。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意大利前线的救护车司机，直到一个七月的夜里一颗奥地利的迫击炮弹在战线前的观察哨所爆炸为止，那时他正在观察哨所作客，就像一名观众被邀请到后台去和演员们聊天一样。E。 E。 肯明斯却没有选择自己喜爱的工作的权利。在对诺顿…哈杰斯救护队的纪律稍加反抗并和写信给埃玛·戈德曼①的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男孩成为朋友之后，他被运到了一所法国军事监狱。他后来在《大房间》一作中描述了当时的种种历险。但是，即使是患了坏血病在监狱里；即使是满身是伤地躺在医院中；或是驾驶着战斗机翱翔在战场上方；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仍旧保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态度。他们有如友善的来访者，尽管随时可能丢了命，仍旧置身于眼前正在上演的剧情之外。在他们身后的某处是另一个乡村。那是一座真正的乡村，谷仓、玉米地、铁杉树林和潺潺小河，河水翻过桦树圆木、流进里面有大鳟鱼的池塘。在遥远得惊人的某个地方有他们童年时的家乡，他们一度是那里的景色和生活的一部分，是那种无人问津的动人景象的一部分。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战地救护队（3）
这种旁观者的态度，这种对美国青年为之冒生命危险的事业的极度漠不关心，反映在前救护车司机们所写的不少作品中。多斯·帕索斯的《一九一九年》中的五个主要人物——他把他们称作是“石榴汁近卫军”——狄克·萨维奇（哈佛大学的唯美主义者），弗雷德·萨默斯，埃德·斯凯勒，史蒂夫·沃纳（另一个哈佛大学学生，但不属于同一学院）和里普利（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生）起初参加诺顿…哈杰斯救护队，后来，当美军接管这个救护队时，就往南到意大利前线去了。战争最后一年的二月，史蒂夫·沃纳从报纸上看到阿比西尼亚的泰图女皇逝世，石榴汁近卫军为她举行守夜：
他们喝完他们所有的朗姆酒，并为死者恸哭，直到小队中的其他人以为他们疯了。他们在黑暗中围坐在敞开着的映着月色的窗前，身上裹着毯子，喝温热的查巴良内①。几架在头上嗡嗡响的奥地利飞机突然关掉发动机，正好在他们面前扔下一批炸弹。高射炮响了好一会儿，在头顶上月色朦胧的天空中榴霰弹闪闪发光，可是他们太醉了，没有注意。突然一颗炸弹砰然落进布伦塔河，其余的炸弹带着跳动的刺目闪光纷纷落在窗前，发出了三声巨响，气浪使这座城郊小屋为之震动。灰泥从天花板上落下。他们可以听到瓦片从头顶上的屋顶猛然滑下。
“天哪，这几乎是告别啦，”萨默斯说。史蒂夫开始唱起“我的光明和生命，离开那扇窗吧”，可是其余的人唱起走调的“Deutschland，Deutschland über Alles②”来淹没他的声音。他们突然觉得醉得发狂。……
“伙伴们，”弗雷德·萨默斯不断地说：“这不是战争，这是该死的疯人院……这是该死的走马观花似的游览。”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仍是该死的发疯的走马观花游览西欧，但是对服役时间较长的人来说，事情还不仅于此。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中的主人公是个在意大利救护队中担任中尉的美国人。他喜欢意大利人，至少在卡波雷托战役之前是这样；他看不起奥地利人，对德国人既害迫又佩服；至于政治信仰，他几乎丝毫没有。当一位朋友对他说：“今天夏季所做的事不可能是徒劳的，”他不回答：
“神圣”、“光荣”和“牺牲”这些词总使我困窘，还有“徒劳”这个词也是这样。我们听到过这些词，有时是站在雨里听到的，由于几乎在听力所及的距离之外，因此只有喊叫出的词才传得过来；我们看到过这些词，是好久以前在贴广告的人张贴在别的宣言上的宣言中看到的；我没有见到过神圣的东西；那些光荣的东西并不光荣；牺牲就像芝加哥屠宰场的牲畜围栏，只是那肉埋掉不作别用。……在具体的村庄名称、路上的门牌号码、河流名称、部队番号和日期旁边，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之类的抽象的词使人感到厌恶。吉诺是个爱国者，因此他有时说些使我们产生隔阂的话，但他是个好青年，我懂得他为什么是个爱国者。他生来就是个爱国者。他和佩杜齐一同乘车离去了。
两天之后，德国人突破了卡波雷托防线。
这一段描写意大利人从一条河撤退到另一条河，从伊桑佐那一边的群山沿着让雨水冲刷的窄路撤退到塔利亚门托河平原的文章，是美国文学中少有的精彩的战争故事之一：只有《红色英勇勋章》和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几篇短篇作品堪与之媲美。海明威所描写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整个人的洪流：大炮的炮口摩擦着耐心的习惯于干农活的马的头，军火车的水箱盖紧挨着载满桌、椅、缝纫机、农具的四轮马车的后挡板，就差一英寸的距离；在军火车后面是救护车、山地炮、牛和军用卡车，统统都朝着南方；一群群吓坏了的农民和望不到尽头的穿灰军装的步兵队伍，在雨中走过几英里长的受阻的车辆。弗雷德里克·亨利中尉也在撤退的部队之中，他指挥三辆救护车和五六个人，他的车辆抛弃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由于死亡和开小差的人越来越少，他击毙了一名企图逃跑的意大利中士——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是个非参与者。他原先在罗马学建筑，为了去见识一下战争他成了一名绅士志愿兵，他已经服役了两年，负过伤，被授过勋：他现在对整个一切都感到厌恶，只渴望脱身。
当他朝南转移时，南下的德国人走到他前面去了，德国人在平行的路上行军，看得见他们的钢盔露出在壁垒上。吓坏了的意大利人朝他开火。雨下个没完没了；这整个经历，欧洲、意大利、战争，成了一场恶梦，他却无能为力，就像一个人对恶梦中的幻影无能为力一样。只有在断断续续的梦中他才能找到真实的东西——爱情是真实的，还有童年的回忆。“干草的气味真好闻，在谷仓里躺在干草堆里使现在和童年之间的岁月消失了。我们曾躺在干草堆里谈心并用气枪打麻雀，当它们栖息在谷仓墙壁高处的三角缺口里。现在谷仓已不复存在；有一年他们砍伐了铁杉林，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和木柴。你回不去了。”他的童年之乡不复存在，而他又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
我相信，这就是战争给我们的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在像“迷惘的一代”这样一个矫饰的词句后面的真实感情。中学和大学使我们在精神上失去了根；现在我们又在物质上失去了根，我们成千上万、几百万的人就像被挖土机从我们自己的土壤上铲起，被倾倒、被散布在陌生人之中。我们所有的根全都死去，甚至我们祖先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学传统、甚至标志着我们社会阶级特点的节约习惯都不复存在。我们由陌生人供给衣食住，由陌生人指挥，染上了不负责任的恶习——还有旅行的恶习，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可以把问题扔下不管——还有追求危险和刺激的恶习；这使我们感到原来的生活难以忍受。然后，就像它开始得使我们感到突然那样，战争突然结束了。
当我们初次听到休战的消息时，我们感到宽慰，这种感觉之深使我们难以表达，我们人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我们熬过来了，我们还活着，明天再也没有谁会丧生。我们曾为之而战、我们中有些人仍然对之深信不疑的复合祖国——法国、意大利、协约国，我们的老家英国、民主、小国的民族自决权——胜利了。我们在街上同老太太们和漂亮姑娘们拥抱，在小酒店里同士兵们盟誓结拜，和他们手臂勾着手臂喝酒，拿着一瓶瓶的香槟酒摇摇晃晃地走过条条大街，倒在什么地方呼呼睡着。第二天，等我们从宿醉中清醒过来，我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又喝个醉。可是，随着一天天过去，如醉如痴的心情慢慢地消失了，喜悦的眼泪也消失了：我们的复合祖国似乎分解为争吵不休的政客以及石油大王和钢铁大王。我们自己的国家通过了禁酒修正案，这好像是公布了一个使它和我们隔绝的法案；它不再是我们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回到那里：没有其他的地方可去。我们回到纽约，这是恰当不过的——回到失去根的人的家乡，在那里你所遇到的人都来自另一个城镇，而且企图把那个城镇忘掉；在那里似乎任何人都没有父母，没有比昨夜的愉快宴会更远的过去，而他的将来也超不出今晚的愉快宴会和他明天要写的幻想破灭的作品。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漫长的休假
第二章
穷文艺家聚居区的战争
1．漫长的休假
离开了大学，战争也结束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漂流到曼哈顿，漂流到十四街以南的弯弯曲曲的小街上，在那里你可以每周花两三块钱租一间带家具的门廊兼卧室的房间，或每月花三十块钱租一所东倒西歪的房屋的顶层。我们到格林威治村去并不打算成为村民。我们到那里去，是因为那里生活费用低，因为我们的朋友们已经到了那里（给我们写了些十分诱人的信），因为纽约似乎是能让年轻作家发表作品的唯一城市。有些人战后继续留在欧洲，有些人带着他们的大学文凭直接到巴黎去：他们有钱。但我们这些人属于文艺无产阶级，我们住在格林威治村，住在那里的人都很穷。
好些年前我写道：“在我们中间有两个流派：把地板漆成黑色的人（他们是最后的唯美主义者）和不漆地板的人。我们的大学课本和朱尔·拉弗格全集在壁炉架上积满了灰尘，壁炉架上还杂乱放着一些没有倒掉的烟灰缸。外面的街道就像格伦·科尔曼早期油画中的街道：十九世纪早期的红砖矮屋，怪模怪样的门廊，盖着黑糊糊的积雪的人行道，在前景有个老媪弯着腰背着一袋破布。”
黑糊糊的积雪融化了：二月的狂风吹着，不久进入了三月。好像根本没有打过仗，或是别人打过了仗似的。我们正打算把在中学里开始的把自己训练成作家的工作继续下去，选择文学大师作为模仿的对象，确定我们要说的内容，说服一些杂志编辑让我们把要说的话说出来。战争结束了；我们该去赚钱，该想到找工作。战争留给我们一些很少提起的回忆；除此之外，战争留给我们的是对将来的高度漠不关心和对享乐的肆意追求。我们好像是还有几天时间可以在老家度过的士兵：每一刻都是从死亡那里借来的。我们身无分文也毫不介意：我们跟着吱吱作响的旧唱片跳舞——《一年前你叫我小宝贝》；《喂，总机，给我接真空地带》——我们第一次谈恋爱，我们在争论中停下来为一个粗野不堪、毫无意义的笑话哈哈大笑，我们兴高采烈地纵饮，不再穿军装是个奇迹，它使我们欣喜若狂。我们走在格林威治大街上时，在库什曼面包房停下来闻一闻热面包的香味。在春天的早晨，每个垃圾桶似乎都用绿色的菠菜装饰着。
现在是四月了，漫长的休假继续着。……十点钟你在一间借来的房间里躺在两条弄脏了的被单中间醒来；阳光从绿色遮光帘的边上透进来。梳妆台上有五毛钱，这是昨夜向边唱边下楼梯的最后一位客人借来的：即使按照战时价格，五毛钱也够买两个人的早餐——鸡蛋、黄油、一只面包、一杯柚子汁。第二壶咖啡喝光时，会有一位客人来访，然后又有一位；你可以借五毛五分钱买一瓶最便宜的雪利酒。有人会建议乘船渡过海湾到史泰顿岛上去。晚餐你不用操心，晚上总会有活动。每星期五，韦伯斯特厅有舞会，住在纽约富人区的一些可厌家伙来参加舞会，观看聚居在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狂欢宴饮，并买酒请他们喝来回报所受到的侮辱；每星期六，大家都聚集在卢克·奥康纳的名为“女工之家”的酒店里；每星期日晚上，用假想的赌注玩扑克赌输赢，不时停下来说长道短、开玩笑、谈打算；在那些日子里，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