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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着血的黄头发。我注意到人们赞赏地围在那位拉德克利夫小姐身旁，后来又看到他们避开她；原来她有一种咬他们的胳臂并发出尖叫的习惯。一次，她咬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化装成哑剧丑角的人，然后尖叫一声朝后一跳，撞在一个中国大花瓶上。花瓶倒在地板上打碎了。
从这一夜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她。她碰上一个报馆编辑，后来我听说这位先生在打听一个堕胎医生的地址；又过了一些时候，她在信里说她结了婚，生了孩子。像这样的人很多；他们在格林威治村露面，使自己成为一次舞会或一群人中的中心人物，人人喜欢过或恨过他们，沸沸扬扬地谈论他们；然后他们突然离去，住在弗拉特布什、皇后区或基奥卡克，找到了工作或是推着婴儿车。但是那个花瓶却带来了自由俱乐部的末日，为了赔那个花瓶花去了许多钱，而且入场券是免费的。在舰队司令饭店举行的舞会极为成功，可是却把资金耗尽了。在这以后，格林威治村的社交中心是两家酒馆：六号大街和西四街转角处的“地狱的洞穴”及格林威治大街和克里斯托弗街转角处的“女工之家”。“地狱的洞穴”粗陋而肮脏；酒馆主人在地窖里养了一头猪，用免费食物柜台上的残羹剩饭喂它。在内室里的人是些小赌徒和小偷，但是普罗文斯敦剧院的演员和剧作家也是这里的顾客，这家剧院就在转角上。有时这两类人也会混在一起。这些歹徒们赞赏多萝西·戴，因为喝起酒来她可以叫他们醉得趴在桌子底下；但是他们和尤金·奥尼尔在一起感到更无所拘束，他听他们诉说自己的烦恼而从不批评他们。他们也可怜他，因为他瘦弱、衣履破旧。其中有个人对他说：“金，你随便到哪家百货商店去给自己挑选一件大衣，把大衣的尺码告诉我，我去替你偷来。”在禁酒的开头两三年里，“地狱的洞穴”一直在营业，后来关门了，我不知道这家酒馆关门后那些歹徒到哪里去碰头。演员和剧作家们转移到“女工之家”去了，这家酒馆的前门是锁上的，可是在克里斯托弗街上有个边门仍然可通往一间房间，卢克·奥康纳在那里供应威士忌鸡尾酒和他能从非法酿酒厂买到的最好的啤酒以及烈性黑啤酒。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我们这伙青年人（2）
我第一次意识到两代人之间的差异是在“女工之家”。这里有两种人：1917年以前在格林威治村住过的人和刚从法国或大学里来的人。我第一次把这两种人看成是“他们”和“我们”。
“他们”的服装奇特：这是他们给你的第一个印象。妇女们创造出一种地区性的服装，那时的杂志上流行把这种服装画成漫画：头发剪成荷兰式的短发，帽子拿在手上，用颜色鲜明的料子（通常是绣花的俄国麻布）做的罩衫，比当时流行的尺寸更短的裙子，灰色的棉纱长统袜和凉鞋。脚跟牢牢站在地上，腹部微微挺出——因为她们不穿紧身胸衣，而节食则尚未流行——她们看起来无比结实；如果她们六个人排成密集队形朝你走来会叫你感到惊恐。但也不是普遍都穿这种服装。有些女人更喜欢穿带有时式衣领的紧贴身躯的定制套头女服；有一个妇女有一顶牛仔帽，她在任何场合都戴这顶帽子，还有个年轻女人总是穿马靴、挥动一根短柄鞭，好像她从第六街骑马奔驰而来，给马饮水，然后把马拴在高架铁路的柱子上似的；我用赶马的声音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她“唷”。男人通常穿得比较老派，但很随便，衣服也不烫。他们不让头发长得拖到衣领上面，但他们的头发比流行式样所允许的要长得多。他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人穿俄罗斯式的宽大短罩衫，有少数人打真正的温莎丝质领带，这种打成松散蝴蝶结式的宽领带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穷文艺家的标志。
“他们”力图使自己具有独特个性，但有时候独特个性不由自主地变成千篇一律的制服。“我们”习惯满足于穿美国中产阶级的制服。我们尽可能穿得不引人注意。
“他们”年纪大一些，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我早已不再注意他们的服装之后，还继续引起我的注意。他们的年龄从六十岁起直到二十三岁；而“我们”这一类人的年龄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在格林威治村里普遍有一种人到中年的气氛。战争时期住在纽约比在军队服役更使人感受到精神压力：你要作出更多的决定，而不容易为自己的决定寻找理由；你还要掩盖你的失败。1919年的格林威治村好像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村里的居民灰心丧气，他们落落寡合地喝酒。“我们”带着未曾用过的精力来到他们中间：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留在家乡，两年来我们的精力按复利的方式积累着；现在我们渴望花费掉我们的精力，甚至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
村里年纪大一些的文人和艺术家对我们怎么个看法呢？我们有着富有朝气的脸，我们有从军队里收集来的新的笑话和猥亵的歌；我们很适合让他们带去参加交谊会，给他们逗乐，给他们吹一通大道理。他们有时故意漫不经心地对我们残忍。他们有时给我们忠告，但这种忠告我们从来不予采纳，因为它是吹牛的一种形式。我相信他们根本看不起我们。
但是服装上的、年龄上的和情绪上的差异只是另一种差异的象征。尽管我们的道路暂时汇集在一起，但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走的是大道；“他们”反叛过，曾经试图开辟一条新路。
“他们”一度是反叛者，是政治上、道德上、艺术上或宗教上的反叛者——不管怎样，他们曾付出过反叛的代价。他们脱离了父母、丈夫、妻子；他们像《玩偶之家》中娜拉那样毅然出走；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家信。而“我们”则从未和父母决裂，从未暴怒地走出教堂，从未因写论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而被学校开除。我们避开争议的问题，只要伸手去拿，就安安静静地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战前的十年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居住在格林威治村里年龄较大的一些人和他们的父母很亲密，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被迫和父母争吵并丢掉他们的。“我们”和我们的长辈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我们可以喜欢，甚至爱他们，而丝毫不去尊重他们的意见；如果我们是南方人，我们就说“是的，先生”，如果我们住在北部城市，就说“行啊”，然后去照我们自己的意愿行事。
“他们”曾经是反叛者：他们要改变世界，要在为了正义和艺术的斗争中做领导人，要帮助创建一个在其中个人能表现自己的社会。“我们”当时却相信社会根本不可能用意志的力量来改变。
“他们”曾经是反叛者，他们充满自豪的幻想。他们向生活本身提出要求，要求生活给他们美妙的冒险奇遇、忠实的友谊、在适当的环境中慷慨给予爱情并得到爱情。现在，幻想破灭后，他们成了愤世嫉俗者。“我们”则与此相反，我们十分谦逊，不要求自然为我们的幸福时刻增添光彩，或使我们的激情狂热回荡。我们并不感到自己关于美学的辩论应该在美的环境中进行：我们满足于两三个年轻人坐在厨房里，两腿搁在光桌子上，讨论关于抽象美的问题，一面把布尔·德拉姆牌的烟草卷成纸烟，让烟草屑子落在我们的腿上。我们在早年就失去了理想，而且失去得并不感到痛苦。如果经过这场战争还有些理想遗留下来的话，这点理想也都在凡尔赛的争吵声中，或随着钢铁工人罢工、帕尔默搜捕、森特雷利亚大屠杀①而消失殆尽了。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痛恨。我们相信我们为了空洞的目标打了一场仗；我们相信比起协约国来德国人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尽是傻瓜和无赖，统治着他们的也是傻瓜和无赖；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私的、可以用钱收买的；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和别人一样坏——我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仍然一样有趣。我们满足于在“他们的”失去的理想的残骸中建立我们小小的快乐，一所在宫殿废墟中的小屋。
这所小屋的陈设——比较有可能的是一幢几家意大利人合住的房屋顶层的三间竖起的棺材形状的房间，墙壁漆成绿色或棕色，冬天生起煤气炉子时热得出汗，夏天三十家意大利式饭菜的气味在走廊里混在一起，穿过开着的气窗渗透进来——渗透进大学课本、交叉的德国刺刀、朱尔·拉弗格全集，没有很多的余地来安放我称之为格林威治村思想的那种东西。问题不在于我们抛弃了这些思想，而是这些思想根本没有触动过我们。由儿童来拯救世界的思想表现为“循序渐进的教育”，而这却是个使我们听了就打瞌睡的题目。自我表现的思想使人“矫揉造作”——发明这个词的是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行为可能像异教徒，我们可能得过且过，但是我们努力不把这当作一回事。我们看不出对清教主义的进军有什么用处：清教主义已经不再干涉我们的个人生活，尽管它似乎已经获胜，实际上已经遭到致命的失败，并将慢慢地绝迹。男女平等也许是个好的想法，可是我们认识的女权主义者都是戴眼镜、穿平跟鞋的。至于心理调整，我们还很年轻，觉得无此必要。
后来，我们受到格林威治村思想的影响，但只是间接受到影响，而且只是在这些思想开始影响美国其他各地之后。事实是“我们”这些格林威治村的新居民并不是穷文艺家。我们之所以住在沿六号大街高架铁路的几户合住的房子顶层，是因为我们住不起其他地方。我们认为我们真正的家存在于虚无缥缈的艺术世界之中，要不然就认为我们仅是成长中的年轻人，我们是穷文人街的，而不是穷文艺家居住区的，微不足道的居民。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法国轮船公司码头（1）
4．法国轮船公司码头，1921年
有一种思想为年老的和年轻的格林威治村的文人和艺术家所共有——通过流放而获得拯救的思想。“他们在欧洲干得更出色：我们上那里去吧。”这种想法不仅是人们在卢克·奥康纳的酒店里发表议论时夹杂在谈话中的话题；而且它也是那时准备付印的一部巨著，一部真正的学术讨论文集中反复出现的论调。
《美国的文明》这部巨著是由三十位知识分子执笔的，其中只有少数一些人，比如说最多只有十人，在格林威治村住过。这三十人中没有共产党员，甚至连社会党右翼分子也没有。哈罗德·斯特恩斯在他写的序言中说：“为了避免受到不相干的批评，我们规定本书的撰稿人必须全部是美国公民。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还规定撰稿人名单中不得有职业宣传家……不得有夸大所受之苦以博得同情者和单纯感到不满者。”格林威治村的狂热分子全部都排斥在外。但主编人哈罗德·斯特恩斯却住在琼斯街31号那幢改建过的房子里。编辑部会议在他的地下室举行，与此同时在上一层楼往往正举行格林威治村的交谊会，发出吱吱刺耳和震耳欲聋的喧闹声。这三十位知识分子费了气力写成的这本书体现了那种可称之为格林威治村中比较清醒的意见。
今天重读这本书时，它给人的感觉主要是这些试图评述整个美国文明并作出估价的人的视野太狭窄了。他们对美国的许多广大地区毫无所知，特别是美国南方和西南部。他们对上层阶级的生活不甚了了，而对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除了从统计数字所了解者外）则毫无所知。他们是城里人：如果这三十人中有任何一个人熟悉农事，他就会纠正刘易斯·芒福德在该书第二页上所犯的那个关于果树栽培的大错误①。他们对于年轻一代人的无知简直可笑。他们所评述的文明实际上只是三十岁以上，收入在两千到两万美元之间，住在俄亥俄河以北、落基山脉以东的人所共享的文明。
实际上，他们的这本书比起它那口气很大的书名来要谦逊得多。他们不是试图提出或解决整个美国文明的问题。他们只试图回答一个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问题：在美国为什么有才能的人找不到满意的工作？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青年男女从大学毕业；他们踏进社会，就像这三十位知识分子从前踏进社会一样；他们富有才华但极少建树。为什么这些有前途的人中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寥寥无几？
范怀克·布鲁克斯在他那篇论“文学生活”的文章中极为雄辩、极有信心地谈到这个问题：
评述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文学的历史时，使人立即感觉到的是创造精神疲弱异常。……能像商业界中经验丰富的人那样年复一年地继续发展并表现其个人特点的美国作家屈指可数。其余的人命运又怎样呢？那些我们都熟悉的、大有前途的人消失在戈蒂埃所说的“地狱边境①，那里死产的才能、流产的计划、既未长出翅膀又未成形的思想的幼虫（和婴儿们在一起）在呻吟”。要我来说出他们的名字吗？有些作家不再创作，或养成了无聊的怪癖，或已变成了机器。要我来提他们的名字吗？——但他们是数不胜数的！有些诗人在创作生涯刚开始时就像蜡烛那样熄灭了。要我说一说这样的诗人吗？还有那些不能成长、永远是枯萎的十七岁男孩的小说家？还有那些因精神动脉硬化以致事业半途而废的评论家？……都是些杂草和野花！一些既不美丽又无香气的杂草和难以在骄阳下生存的野花。
在书中其他地方，没有像在这里这样充满感情地把问题提出来。但其他撰稿人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提出了同样的报告。“在美国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已不能使人藉以在邻居中获得真正受到尊重的地位。”至于政界，一般的国会议员“是既不称职而又低能，不仅既不称职而又低能，同时也不诚实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简直难以想象，一个真正具有自尊心和尊严感的人会使自己作为众议院的候选人去参加竞选”。在音乐界、美术界、医疗界、学术界、广告业、戏剧界，情况到处皆同：没有发挥个人特点的机会；愚昧无知，毫无文化，充其量是平庸凡俗当道；大门对天才是紧闭不纳的。这种情况又如何解释呢？
在这个问题上，这三十位知识分子又有相同的说法。“鉴于每一位撰稿人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而且这些文章中所表达的个性和观点都是极为独特的，因此这本书中能具有潜在的统一性实堪惊异，这种统一性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这支具有个人特点的队伍有它自己的制服。有三、四个人没有穿这种制服——例如，康拉德·艾肯的论“美国诗歌”的文章是一种评价而不是控告，文章具有主持最后公道的神态；利奥·沃尔曼论“工人运动”和乔治·索尔论“激进主义”这两篇文章写得客观而带有批判，并分析了这两种运动的缺点，着眼于将来纠正这些缺点的可能性。但大多数的撰稿人可以无须提名，只要总体加以论述就行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来对我们说，对于美国天才的悲剧美国文明本身负有责任。
《流放者归来》 第二部分《流放者归来》 法国轮船公司码头（2）
美国的生活无欢乐可言、色彩贫乏，普遍清一色，花哨俗气，毫无创造性，纵情于对财富和机器的崇拜。“美国文明的最高成就……可视作其精神贫困的象征。”这种贫困可能用基本性机能不全来解释。美国商人的妻子“发现他性能力缺乏，于是拒绝替他生儿育女；由于他除了赚钱之外在其他方面一窍不通，她就强迫他把精力全部都花在那一方面，而她则过着不满足的、不生育的、发育不全的生活”。为了寻求补偿，她使自己成为文化女皇。“任何有理智的外国人都不难看出美国社交生活非常女性化，也鲜有人不加评论的；他们常常结合所观察到的情况说几句尖刻的话来评论随此而来的智力贫血症或麻木症。”——“几乎在美国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尖锐地存在着说教归说教、行动归行动的现象……道德法规变成一种主要的异端邪说，即遭到揭穿露出真相。”——“今日美国社会生活中最使人感慨、令人伤心的是感情上和审美上的饥饿状态。”那么补救办法又是什么呢？
在这个问题上，联合进攻的合唱变得微弱而不协调了。由于这三十位撰稿人是城里人，而且大部分是纽约人，他们觉得可以在损害小城镇的情况下增强大城市的影响，可以在损害外省的情况下增强大都会的影响，这样有可能会带来好处。由于他们是知识分子并具有高度的阶级意识，他们觉得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应该组织起来提高他们的地位并支持智力标准。他们是评论家，因此他们设想批评会有助于“使真正的文明成为可能……不清除田里的石块就不能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