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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而孟尝君却能容忍偷妻者，其度量可谓大矣！可是，物有所施，亦有所报。
后来齐国、卫国的关系恶化，卫君很想联合天下诸侯一起进攻齐国，那个与孟尝君夫人私通的人对卫君说：“孟尝君不知道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竟把我推荐给您。我听说齐、卫两国的先王，曾杀马宰羊，进行盟誓说：‘齐、卫两国的后代，不要相互攻打，如有相互攻打者，其命运就和牛羊一样。’如果您联合诸侯之兵进攻齐国，这是您违背了先王的盟约，并且欺骗了孟尝君啊。希望您放弃进攻齐国的打算。您如果听从我的劝告就罢了，如果不听我的劝告，像我这样没出息的人，也要用我的热血洒溅您的衣襟。”卫君在他的说服和威胁下，终于没有进攻齐国。
如果当初孟尝君听信了别人的话把那个与夫人私通的人杀了，又有谁能站出来阻止卫国对齐国的进攻呢？看来是孟尝君的宽容感动了那个与妻子私通的人，所以这个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劝阻这场战争，这难道不是孟尝君宽容性格换来的结果吗？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也很有度量。有一次，他在平定令尹若敖氏的叛乱之后，非常高兴，大宴群臣，他说：“我已经6年没有喝酒了，今天破例，希望大家能喝个尽兴。”一群文臣武将就放开豪饮，庄王也让自己最宠爱的妃子许姬出来为大家斟酒，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忽来一阵大风，吹灭了堂上的蜡烛，这时，有一人趁天黑之际拉住了许姬的袖子，并调戏她。许姬也灵机一动，顺手把他帽子上的帽缨扯了下来。她把帽缨交给了庄王，告诉了她被人调戏的事。
庄王忽然大喊道：“且慢点蜡烛，今晚大家痛饮，不必穿戴整齐了，请把帽缨摘下来吧！”大家莫名其妙，也只好稀里糊涂地摘下帽缨。一直到饮酒完毕，庄王和许姬也不知是谁调戏了许姬。庄王对许姬说：“武将们是一群粗人，发了酒兴，又见了你这样的美人，谁能不动心，如果查出来治罪，那就都弄得没趣了。”后来，那位调戏许姬的人在战争中五次杀退敌人的进攻，救了楚庄王的性命。
不过，上面的两个例子之间似乎有些不同。孟尝君不是像楚庄王那样重视将领、爱护将领，而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其实政治与人性之间的纠结，有时是难以理清的，李世民杀兄诛弟发动“玄武之变”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如此说来，那他们似乎是太残酷了？
不管怎样，正是孟尝君、楚庄王的性格大度、容人，所以能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始终游刃有余，赢得士为知己者死，让他们渡过了一次次危险。
宽容是为人的根本
有人说宽容是做人之本，一位明智的人应该审时度势。首先判断矛盾的大小和性质，如果是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小事，就需要以一颗宽容的心来对待这些矛盾。“小不忍则乱大谋”，人人都不愿当受气包，发泄一下不快理情之中的，但是你可能为了这眼前的痛快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你如果忍一忍，可能会因此而得个有肚量的美名。
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许多人都是吃软不吃硬，如果你遇到一个竞争的对手，对你总是持敌对的态度，那么你不妨以退为进，你的彬彬有礼会使他的傲慢无礼相形见黜，自觉没趣，以后对你就会不得不笑脸相待了。
但是谦让并不等于退缩，“事不过三”，如果对一些侮辱性的、有碍于尊严的攻击一味退让，忍气吞声，这就算不上谦让、大度，而是窝囊、怯懦，所以你要做到不卑不亢。对于那些不讲理的，吃硬不吃软的人，你就应该瞅准机会予以反击，以打击对方的嚣张气焰。不打则已，一打就要击中要害，使对方不敢小觑于你。在进行了必要的忍让之后，该反击时一定要反击。
如果我们自己过得已够好，就应帮助他人过得更好，就像升起的浪头推动巨轮前行一样。我们为何不携起手来，却要争个不休？难道我们有必要去把他人踩在脚下以抬高自己吗？我今天帮助了你，他明天一定会给予我帮助，因为这世界并非是坏蛋的天下，而多是知恩图报的人们。
作为人，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工作中，人常常容易发现别人的缺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别人的缺点，如果你想改变与下属的关系，那么你应该训练自己，在任何时候都要做到超脱宽容。
宽容的第一个要诀是不要要求别人都和我们自己一样，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在一个共同的天空里，但却是千差万别的，社会上的人也是各不相同的。每个人部有他不同的性格、爱好和要求，我们不能要求人们都和我们自己一样。
宽容的第二个要诀在于不要吹毛求疵，我们自己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常用十全十美去要求别人，因此我们常常为别人一些失误或缺陷而恼怒，这种做法除了带来我们同他人之间的裂痕或反目外，恐怕是一无所获。林肯的妻子就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的女人。在林肯夫妇共同生活的23年时间里，林肯夫人总是怨气冲天，指责丈夫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对的，他的动作一点也不优雅。她甚至告诉林肯，他的鼻子是歪的，他看上去像个肺病患者。林肯夫人由于自己的吹毛求疵，不仅造成了婚姻的悲剧，自己的生活也很不愉快。
宽容的第三个要诀是不要怀恨，尤其对别人的过错不要怀恨在心。怨恨是一种以自我中心的破坏友好的情绪表现。怨恨不仅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友情，还会严重地挫败自己，怨恨使你被苦脑所束缚，会引起你的疾病，扰乱你的思维，使你头脑混乱效率低下。其实怨恨别人常常是一种不公平的事，因为我们或许就常爱犯这种错误。但是我们常常错误地以为自己的过错要比别人的过错轻微得多。这大概是由于我们了解自己所犯下错误的原因，于是就对自己容易原谅吧！那么当别人错待了你的时候，你试着去站在他的角度想想问题，也许就会谅解对方了吧！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施威不忘善后
跳出是非之地
兼容不等于藏污讷垢。明祸福之道，离是非之地，也是一种兼容。自古以来就是为人臣子所应懂得的道理。在这方面，战国时期的范蠡可谓是最有心得的人。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当此之时，越军横行于江、淮，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成为春秋战国之交争雄于天下的佼佼者。范蠡也因谋划，官封上将军。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识大端。他想：越王勾践为争国土，不惜群臣之死，而今如愿以偿，便不想归功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现已与越王深谋二十余年，既然功成事遂，不如趁此激流勇退，想到这里，他毅然向勾践告辞，请求隐退。
勾践面对此请，不由得浮想翩翩，迟迟说道：“先生若留在我身边，我将与您共分越国，倘若不遵我言，则将身死名裂，妻子为戮！”政治头脑十分清醒的范蠡，对于世态炎凉，品味得格外透彻，明知“共分越国”纯系虚语，不敢对此心存奢望。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
事后，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与家奴，驾扁舟，泛东海，来到齐国。范蠡一身跳出了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方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不料，樊笼业已备下，再不容他展翅起飞。不久，有人乘机诬告文种图谋作乱。勾践不问青红皂白，赐予文种一剑，说道：“先生教我伐吴七术，我仅用其三就已灭吴，其四深藏先生胸中。先生请去追随先王，试行余法吧！”要他去向埋入荒家的先王试法，分明就是赐死。再看越王所赐之剑，就是当年吴王命伍子胥自杀的“属镂”剑。文种至此，一腔孤愤难以言表，无可奈何，只得引剑自刭。
《越绝书》卷六评曰：“（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又云：“始有灾变，蠡专其明，可谓贤焉，能屈能伸。”观文种、范蠡二人不同结局，可知此言不诬。
范蠡的智慧不仅在从政方面，也表现在对时局大势的判断方面，在他看来，从政和务农、经商，事虽殊途，其理却有相通之处。范蠡的聪明才智在于他把握其中的奥秘，使其同归于一，从而能左右逢源，立于经久不败之地。
齐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喟然长叹说：“居官至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久受尊名，终为不样。”于是，他散其家财，分予亲友乡邻，然后怀带重宝，悄然出走。范蠡辗转来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朱公。他认为陶居天下中心，四通八达，便于交易，遂以经商为业，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十九年间，三致千金。时人凡论天下豪富，无不首推陶朱公。
第十章〓中庸：施威不忘施恩
要人信服，必须遵循恩威并济的用权规则。中国古代历代帝王对人治之术最有心计的，莫过于思威并施、刚柔相加的政策，也就是所谓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而许多帝王都懂恩威并举的道理，也多次运用于自己的统治之中。做皇帝是这样，做一般人也应该是这样。因为皇帝也是人。
施威不忘善后
领导在工作中，不免有生气发怒的时候。发怒，足以显示领导的威严和权势，对下属构成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度和形象。应该说，对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下属，适时发火施威，常常胜于苦口婆心。
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怕波浪起伏，最忌平淡无味。有经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既敢于发火震怒，又有善后的本领；既能狂风暴雨，又能和风细雨。
在平时工作中，适度适时的发火是必要的，特别是原则问题或在公开场合碰了钉子时，或对有过错的人帮助教育无效时，必须以发火压住对方。当领导人确实是为下属着想，而下属又固执不从时，领导发多大火，下属也会理解的。
但是，发火不宜把话说过头，不能把事做绝，那样的话就起不到说服的目的了，而应注意留下感情补偿的余地。领导人话一出口，一言九鼎，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而一旦把话说过头则事后骑虎难下，难以收场。所以，发火不应当当众揭短，伤人之心，导致事后费许多力也难挽回。
发火应当虚实相间。对当众说服不了或不便当众劝导的人，不妨对他大动肝火，这既能防止和制止其错误行为，又能显示出领导人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但对有些人则不宜真动肝火，而应以半开玩笑、半训斥的方式去进行，使对方不能翻脸又不敢轻视，内心有所顾虑——假如上司认真起来怎么办？
另外，发火时要注意树立一种被人理解的“热心”形象，要大事认真，小事随和，轻易不发火，发火就叫人服气，长此以往，领导者才能在下属中树立起令人敬畏的形象。日常观察可见，令人服气的发火总是和热诚的关心帮助联系在一起的，领导应在下属中形成“自己虽然脾气不好但心肠热”的形象。
日常发火，不论多么高明总是要伤人的，只是伤人有轻有重而已，因此，发火伤人后，需要做及时的善后处理，即进行感情补偿，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论地位尊卑，人格都是平等的。妥当地善后要选时机，看火候，过早了对方火气正旺，效果不佳；过晚则对方积愤已久不好解决。因此，以选择对方略为消气，情绪开始恢复的时候为佳。
正确的善后，要视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性格大大咧咧，是个粗人，领导发火他也不会放在心里，故善后工作只需三言两语，象征性地表示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心细明理，领导发火他能理解，也不需花大功夫去善后。而有的人则死要面子，对领导向他发火会耿耿于怀，甚至刻骨铭心，此时则需要善后工作细致而诚恳，对这种人要好言安抚，并在以后寻机通过表扬等方式予以弥补。还有人量小气盛，则不妨使善后拖延进行，以天长日久见人心的功夫去逐渐感化他。
《中庸的智慧》 第二部分威严也有宽容
己之所欲，要施于人
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
我们处世为人，之所以提倡虚，就是要求谨慎持守道德。舍己为人，亏己利人，薄己厚人，损己益人，把持着这四项基本观念，人们就会心悦诚服。
老子说：“尽力照顾别人，我自己也就更加充实；尽力给予别人，我自己反而更加丰富。”这就需要至诚，以最完美的德来辅佐这个最崇高的诚，使它感人至深。他人有恩德于我，虽是一碗饭的施舍，也不能忘记；我有恩德于他人，虽是救死之恩也不能企望报答，也不能向他人提及，也不希望回报，这也就是古代圣人所说的“施恩德于人不望回报，受到他人施的恩惠千万不能忘记”的道理。
使人服从的关键是：凭道理不凭道术，凭仁德不凭武力，依仗武力借助仁义而称霸天下的人，称霸就必须有很强大的国力；依仗道德施行仁义而称王天下的人，称王不一定要有强大的国力。商汤王只凭借方圆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只凭借方圆百里的土地。依恃武力而降服人们，人们不是出于内心的真正归服，而是力量不够，迫不得已；凭借道德使人们归服，人们会出自内心的欢喜而心悦诚服，就同孔门七十二大弟子拜服孔子一样。《诗经》中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以道德服人的人，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使人们都服从我罢了。修养自己而使内心达圣的人，以圣德光耀天下，使人们都仰慕他、尊敬他就是了。惟有孟子所说的服人道理，除了“以德”之外，还要有“行仁”来紧紧跟着。也就是说，仅仅立自己的德还是不够的，还要行仁于天下，还要有爱人、利人、济人、救人、立人、达人这样的道德。
要想人们都服从我，己立己达，还不足以使人服从我，最重要的是，人想立我就立他，人想达我就就达他，人有困难我就周济他，人有危难我就解救他，人有所想我就随他所想。这样愿望就能达到，利益就会归来，祸害就会免除，纯粹是一片仁人的胸怀。我只为人而不为自己，只利人而不利自己，只爱人而不爱自己，只尊敬他人而不尊敬自己，这样怎么会害怕人们不归服我呢？
所以孔子说：“以富贵而天下，何人不尊；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以我的富而能富他人的人，想贫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贵而能贵他人的人，想贱也不可得到了；以我的达而能达他人的人，想穷也不可得到了。”
威严也有宽容
得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根据《唐史》记载：从刘武周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叛逃回去，人们开始怀疑尉迟敬德，把他逮捕，囚禁在军中。
屈突通过殷开山对李世民说：“尉迟敬德骁勇无比，现在既然囚禁了他，必然会生怨恨，留下他恐怕有后患，不如就地把他杀了。”
李世民说：“敬德如果想叛变而逃，早就走了，为什么还等到现在呢？”于是命令赶快释放尉迟敬德，并把他引进自己的室内，赏赐了许多黄金，说道：“请你用大丈夫的意气来对待事情，不要为这些小的嫌疑而介意，我永远都不相信诬陷你的话，你应该体谅。你定要离去的话，这些金银可以资助你，表示我们共事一时的情谊。”
有一次，李世民仅带500兵丁察看阵地，王世充带领1万多人，突然把他团团围住。单雄信引槊直挑李世民，尉迟敬德跃马大呼：“勿伤我主！”横鞭直打，单雄信落马而逃，屈突领大兵赶到，王世充大败，仅仅免脱死运。
李世民便对尉迟敬德说：“你怎么相报得这样快呢？”这是江湖上英雄惜英雄的大气度、大手段。既释放他这个囚犯，再引进自己的房内，并且以金相赠，去任自由，不是唐太宗，其他人能做到吗？
桂阳王刘休范在九江举兵造反，萧道成暗地消灭了他，而叛军还不知道，准备开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