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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导演，被公认为最具野心且具争议性的导演。主要作品有：《情欲色香味》、《八又二分之一女人》、《枕边禁书》——译注的电影令我折服，令我饶有兴趣，当然也会令我呵欠连天，而每当看到邦妮·布鲁美国导演维克多·弗莱明（VictorFleming，1889…1949）执导的影片《乱世佳人》中的人物——译注夭折后，麦丽和嬷嬷爬到白瑞德家楼梯上的镜头，我都会哭得像个吸水海绵，而《银翼杀手》美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deyScott，1937…）导演的影片——译注则是美国商业系列片中的佼佼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认为有一种必然性，那就是第七艺术，画面优美，内容震撼，但却枯燥乏味；而商业电影即便庸俗肤浅，但却甚得人心，感人至深。
对了，例如今天，一想到买给自己的礼物就会坐立不安。虽是长期的忍耐，但终究是满足了自己推迟已久的重看1989年圣诞节时就看过的电影的愿望。
（二） 红十月号（1）
9。红十月号
1989年圣诞节的时候，吕西安病得厉害，我们尚不知死神何时会降临，并被病兆的必然性，以及我们自己所羁绊，彼此之间被这种无形的镣铐所束缚。当疾病进入一个家庭时，它不仅仅是控制了病人的身躯，而且还在每个人心中编织出一张阴暗的埋葬希望的大网。这样一张如蛛网般轻薄的丝线将我们的计划和呼吸缠绕在一起，疾病，日复一日，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当我从外面回来，便会有种进入到地下墓室的感觉，我总会感到浑身发冷，那是一种无法平复的阴冷感觉，直到吕西安病逝前的最后几天，当我睡在他的身边，仿佛感到他将我的体热慢慢地吸走。
疾病是在1988年春天诊断出来的。这场整整折磨了他十七个月的疾病，最终在圣诞前夜夺走了他的生命。老默里斯夫人向居民发起一项募捐，人们把漂亮的花圈放在我的门房前面，上面系着一条没有任何署名的带子，唯有她来参加了我丈夫的葬礼。她曾是一位虔诚、冷漠、傲慢的太太，但是在她严厉并有些粗暴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在吕西安死后一年，她便接着去世了，我常常会想，她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可能会想念她吧，尽管十五年来，我们彼此从未讲过一句话。
“她到最后都没能让她的儿媳妇消停，愿主保佑她安息，她是个好人。”曼努埃拉又说道——她对小默里斯太太有着拉辛式的厌恶——这句话可作为葬礼的悼词。
除了科尔纳利娅·默里斯，除了她的面纱和念珠，吕西安的病痛对别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或许是因为生命的微不足道，以及丧失金钱和交际的氧气。富人们似乎认为这类小人物是无法体会到强烈的人类情感的，而且也是特别的冷漠无情。既然我们只是门房，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对富人来说，便成了极不公平的事情。一个过世的门房，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空洞，这种生理的必然是不需要和悲剧联系到一起的，对于每天在楼梯或者是在门房室门口和他相遇的房主们，吕西安只是一个回到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种虚无当中的不存在体而已；或是一只动物，因为他只是一个残存的生命，既无奢华排场，也无谋生伎俩，毫无疑问，在死时也应该只体会到劣等的反抗。和每个人一样，我们忍受痛苦的折磨，随着痛苦慢慢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也会被盛怒所压抑，在一片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之中，我们慢慢地分解腐烂，而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任何一位房主。
一天早上，那是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我提着装有萝卜和为猫咪准备的牛肺的草制提包回到家中，见到吕西安穿戴整齐，看样子是准备出去。他甚至还戴上了围巾，站着正在等我。我看着这个因从卧室走到厨房而体力不支、面无血色的他，看着这个几星期以来都没能脱掉在我看来如同丧服般睡衣的他，今天却反常得很，他双目明亮，模样顽皮，冬大衣的领子被拉起，遮住了红得出奇的面颊，他反常的样子使我几乎晕厥过去。
“吕西安！”我惊呼道，并快步冲到他跟前，撑住他，扶他坐下，为他脱下衣服，而且我还知道，疾病教会了我这些过去从来都不会的动作，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这些动作竟然变成了我唯一会做的事情，我把提包放下，搂住他，让他紧紧地靠着我，还有好多好多，此时我已开始喘着粗气，心脏奇怪地膨胀着，便站着歇了歇。
“时间刚好，”吕西安对我说道，“电影是一点开始。”
在电影院大厅的高温下，我几乎落泪，我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幸福，这是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我握着他温热的手。我知道只有出乎预料的力量之汇聚才能将他从床上扶起来，并有力气给他穿上衣服，期盼着出门，渴望再次享受这种夫妻间共处的快乐，而我也知道这是他时日不多的征兆，是生命终结前的回光返照，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要享受这难得的时刻，这挣脱疾病枷锁的时刻，这两双手紧握的时刻，这令彼此都感到快乐的令人震撼的时刻，因为，感谢老天爷，这是一部我们俩都能分享快乐的电影。
我觉得他在电影结束后就过世了。虽然他的身体又撑了足足三个星期，可是他的灵魂在电影结束后便已离开，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比较完满，因为在电影院里跟我告别，就没有太令人伤感的悔恨，因为如此一来，他就获得了安宁，在两人一起看叙事电影时，他沉浸于我们俩的尽在不言中。
我接受了这一切。
（二） 红十月号（2）
《猎杀红十月号》是我们俩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对于想要理解叙事技巧的人来说，只需看看这部电影就足够了；人们老是问自己，为什么在大学的课堂上只会教些像普罗普普罗普（VladimirPropp，1895…1970），俄国民间文艺学家，他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强调了系统描写相对于发生学研究的优先性——译注、格雷马斯格雷马斯（AlgirdasJulienGreimas，1917…1993），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他认为叙事文本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译注这类的叙事理论，以及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理论，却连泡在放映室里的机会都没有。楔子、情节、行动元、突变、追寻，主角以及其他一些辅助因素：对您来说，身穿俄国海军制服的肖恩·康纳利肖恩·康纳利（SeanConnery，1930…），英国著名演员，1962年首次扮演了代号为007的英国间谍詹姆斯·邦德——译注和几艘位置正确的航空母舰就足够了。
然而，今早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得知，我对合法文化的憧憬被我对其他非法文化的爱好所感染，这并不是一个出身低微、并且通过自学方式得到思想启蒙的我的羞辱标记，而是占据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现代特征。要问我从何而知？那是出自一位社会学家之口，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位社会学家要是知道有一个穿着爽健牌由WilliamMathiasScholl博士的名字命名，于1904年创建的足部健康护理品牌——译注鞋子的门房刚刚把他当作是供在佛堂中的圣像一般顶礼膜拜的话，他会作何感想。要知道，他研究的可是知识分子文化实践的演变过程，而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只会从早到晚沉溺在高等教育当中，而如今却能诸多思想兼收并蓄，雅俗共赏，由此，真假文化的界限被无可救药地弄乱了，他描述了一个有古典文学职衔的老师。要是在过去的话，这样的老师也许只会听巴赫巴赫（JohannSebastianBach，1685…1750），德国音乐家——译注的音乐，看莫里亚克莫里亚克（FranoisMauriac，1885…1970），法国作家，擅长心理描写，代表作《黛莱丝·苔斯盖鲁》——译注的书，看文艺电影和实验电影，而如今，这样一位老师听的是亨德尔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FridericHandel，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创作过《弥赛亚》等清唱剧，他的作品熔德国严谨的对位法、意大利的独唱艺术和英国的合唱传统于一炉，同巴赫、维瓦尔一起，为巴洛克时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译注和麦克·索拉尔麦克·索拉尔（MCSolaar，1969…），法国一位优秀的说唱乐手，出生于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后移居巴黎——译注的音乐，读的是福楼拜和约翰·勒·卡雷约翰·勒·卡雷（JohnleCarre，1931…），英国间谍作家。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有《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召唤死者》、《出色的谍杀》，最著名的作品是《冷战谍魂》——译注的小说，看的是维斯康蒂维斯康蒂（LuchinoVisconti，1906…1976），意大利著名导演，主要作品有《战国妖姬》、《白夜》、《洛可兄弟》、《魂断威尼斯》等——译注的电影以及即将上映的《虎胆龙威》，而中午吃的是汉堡包，晚上吃的则是生鱼片。
在人们原以为看到自身独特性标记的地方发现了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形态，这总是令人感到十分不安的。不仅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恼火。想我勒妮，五十四岁了，既是一个门房，又是一个自学者，尽管幽居在这与自己身份相称的门房当中，尽管孤独让我避免了大众的弊病，尽管自己是一个与世隔绝，对世界的变化不甚关注的可耻的无知者，可是我，勒妮，却是现代精英转变的见证人——这其中也包括一边读着马克思的著作，一边又拉帮结伙地与同伴们去看《终结者》美国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Cameron，1954…）执导的影片——译注的就读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的小帕利埃，或是一边在亚萨斯法学院读法律，一边却在《新娘百分百》美国电影导演罗杰·米歇尔（RogerMichell，1956…）执导的影片——译注前失声啼哭的巴多瓦兹小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一个冲击。原因很简单，对编年学特别关注的人来说，我非但没有模仿那些青年人，反而在广泛的实践之中超越了他们。
勒妮，现代精英的先知。
“没错，没错，为什么不呢？”我自语道，并从提包里取出那给猫咪准备的牛肺。然后又从最底层搜寻出两小片包裹在塑胶袋里的红色鲱鲤，我正打算先淹渍一下，然后放到撒上香菜的柠檬汁里煮上一煮。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深刻思想之四
照看
植物
孩子们
（二） 红十月号（3）
有个清洁工每天三个小时在我家里打扫卫生，但是植物，只能妈妈亲自照看。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喷水装置。她有两个喷水壶，一个装着有肥料的水，另一个装着没有石灰的水，不光如此，她还有个多功能喷雾器，可以“瞄准式”“下雨式”或是“雾状式”地喷洒。每天早晨，她都会对房间里的二十盆绿色植物仔细核查一番，并且老是嘟嘟囔囔地说一大堆废话，冷漠无情地对待周围的世界。当妈妈一门心思地照看她的植物时，你可以随意说话，无论什么，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比如说，“我打算今天吸毒，会吸很多的毒品。”得到的回答是：“肯蒂亚棕树树叶根部发黄了，水浇多了，真是糟糕。”
我们已经推断出这个范例的开头：如果你想让生命浪费得再快一些，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的程度再深一些，那就照看植物吧。不过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妈妈将水喷洒到植物的叶片上时，我看到了带给她勃勃生机的希望。她认为水是一种香料，它将渗透到植物叶片中，将会带给植物为了生长所需要的成分，肥料也是一样。她将小棍儿样子的肥料放到土里（实际上，是在混合土里，包括泥土、腐殖土、沙子、泥炭混合物，这土壤是在奥特耶门的一家园艺用品商店专门为她的每一盆植物所配制的）。因此，妈妈哺育她的植物就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给肯蒂亚棕树一些水和养料，正如给我们四季豆和维C。而这，是这个范例的关键：要对抚养对象全心全意，要由内而外带给它营养元素，在进到身体后，要让它生长，让它健康。只要在叶片上撒些水，这些植物就会武装起来迎击生存的挑战。我们带着忧郁和希望的复杂心情来照看植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我们害怕发生意外，但同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因能够尽到抚养者的责任而感到满意：我们感到放心，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在安全当中。妈妈就是这样看待人生：一系列驱魔的动作，跟喷洒水一样没有效果，却给人带来了这片刻的安全。
如果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不安全感的话，如果我们开始共同经历我们的内心，以便告诉自己，四季豆和维C，即使可以哺育生灵，却也照样不能拯救生命，更不能净化灵魂，这样的话，可能会好过些吧。
（二） 猫咪格雷维（1）
10。猫咪格雷维斯
沙布罗在按门铃。
沙布罗是皮埃尔·阿尔登的私人医生。一个皮肤黝黑、事业有成的老人家，他在他的雇主面前像条蚯蚓一样扭来扭去，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跟我打过招呼，甚至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有我这个人的存在。这使我想到一项有趣的现象学实验，就是在于解决为什么有些人的意识中能显现事物，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意识中却不能显现事物的问题。我的形象能被铭刻在涅普顿的脑海里，却和沙布罗的脑袋失约，这实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今天早上，沙布罗脸色苍白。脸部下垂，双手颤抖，鼻子……湿漉漉的。没错，湿漉漉的。沙布罗，这位大人物的私人医生，居然也会流鼻涕。加之，他居然还在叫我的名字。
“米歇尔太太。”
他好像不是沙布罗，而是地球以外变形的外星人，因为真正的沙布罗思想是不会被下层阶级小人物的信息所困扰的。
“米歇尔太太。”外星人的沙布罗模仿秀以失败告终，他又说道，“米歇尔太太。”
好吧，大家都知道了，我叫米歇尔太太。
“发生了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流鼻涕外星人接着说道，见鬼……他没有擦鼻涕，反而使劲儿往回吸。
简直无法忍受。他大声地吸鼻涕，并将它送到那个并不属于他的地方，速度之快，但我仍没能幸免，亲眼目睹了喉结为了方便上述某个东西通过而迅速收缩的一幕。真是令人恶心，但更确切地说是出人意料。
我看看右边，又看看左边。大厅里空无一人。要是外星人不怀好意的话，我可就死定了。
他又说道，还是前面的那一番话。
“发生了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没错，一件可怕而不幸的事，阿尔登先生快不行了。”
“快不行了？”我说，“真的快不行了吗？”
“真的快不行了，米歇尔太太，真的快不行了，他只剩下四十八个小时了。”
“但是昨天早上我看到他，精神好得像只冠鸠！”我说道，心里感到震惊不已。
“哎，米歇尔太太，哎，心脏衰竭，就是心上一把刀啊，早上，人还活蹦乱跳像只山羊，可晚上一到，人就进了坟墓。”
“难道他准备死在家里，不去医院吗？”
“哦……米歇尔太太，”沙布罗跟我说，样子就跟涅普顿被牵着时一样，“有谁想死在医院里？”
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我对沙布罗产生了些许模糊的好感。我心里暗自对自己说，总之，他也是个人，我们到头来还不都是一样。
“米歇尔太太，”沙布罗又接着说道，这几声米歇尔太太叫得我晕头转向的，要知道这二十年来，他可从来没这么叫过我，“也许有许多人都想来看阿尔登先生，在……之前，但是他不想见任何人，只想见保罗。您可否费心将其他那些讨厌鬼给打发走呢？”
我很矛盾。我注意到，在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除非有事要我帮忙。不过，我暗自思忖：我为的不就是这个嘛，不仅如此，我还发现沙布罗能用我很迷恋的句法表达他自己——您可否费心将其他那些讨厌鬼给打发走呢？——这句话使我心情无法平静，这种早就过时的礼貌用语使我激动不已。我是文法的奴隶，我心里暗自想着，当初怎么没给我的猫起名叫格雷维斯影射莫里斯·格勒维斯（MauriceGrevisse，1895…1980），比利时语法学家，著有《法语正确用法》、《法语语法精要》。其实他叫格勒维斯（Grevisse），而不是格雷维斯（Grévisse）——译注呢。这个家伙虽然让我感到厌烦，但是他的用语却并不令人反感。哦，还有，这位老人家说“有谁想死在医院里？”时，回答是，没有人。皮埃尔·阿尔登也好，沙布罗也好，我也好，吕西安也好，没人愿意。沙布罗这平凡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