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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约翰•；派克（John Pike）事先和如升行谈好，每套瓷器的价格是十二两银子，坎贝尔却坚持不肯按这个价格签订合同，场面十分尴尬。
最后如升行让步，以每套十两的价格签了一部分瓷器的合同。莫福德和如升行之间是否有私下交易，实在难说得很，反正坎贝尔对谁都十分怀疑，但是大班之间内部的矛盾，却对生意多有负面影响。那蓝旗国，虽然不乏能征惯战的将士，却没有熟悉远洋贸易之人。所以首次到广州贸易，派出的四个大班，全部是前外国公司的大班。却不料原来在港脚船上服务的坎贝尔和原来在双鹰国外洋船上服务的莫福德，矛盾十分深刻。
坎贝尔是首席大班，和第二大班布朗先生亲如兄弟，莫福德势单力薄，自然要和双鹰国的大班们亲近些。坎贝尔就十分怀疑，莫福德是否把双鹰国的利益，置于蓝旗国的利益之上，当然也不放心后者和行商之间谈的生意，生怕莫福德趁机中饱私囊。这样的矛盾，在如升行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就进一步激化。
此后，坎贝尔等一众大班在陈汀观的崇义行购买瓷器，也是为了给这家充当保商的洋货行多做一点业务。这也是广州城外贸易镇上的规矩：给外洋船当保商，除了出租夷馆之外，并无其他好处；倒是在官府那里多了不少麻烦。行商所图的，就是要和所保的外洋船多做些生意。这本来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便瓷器价格稍微高点，也算是给保商陈汀观一个面子。
但是坎贝尔在如升行大大地驳了莫福德的面子，后者也不免耿耿于怀。如此一来，当蓝旗国四位大班在崇义行准备签订瓷器合同的时候，莫福德便以牙还牙，百般挑剔崇义行的瓷器价格，足足达几个小时之久。这样令坎贝尔固然十分尴尬，连陈汀观这样沉稳的人，也不免勃然大怒。陈汀观想来不知道大班们在如升行里的过节，觉得莫福德这样做，不是在谈生意，倒像是在消遣他。原文是：“我们到了陈汀观那里，看中了几箱瓷器。但是却用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莫福德先生的争议和对价钱的斤斤计较，简而言之是什么东西都太贵，我觉得这是他同其他行商贸易时决不会产生的一种争议。这件事情持续时间之长，令我和布朗先生都感到非常羞耻。这纯属无理取闹，因为陈汀观的价格本身同其他人一样合理。这种态度也激怒了陈汀观，他说我们不是去买货而是去同他吵架的，说完就走开了。我深感他说的话很有道理，只得告诉大班们要么买货要么走人，没必要白白浪费时间。”见坎贝尔：瑞典哥德堡大学图书馆，瑞典东印度公司档案，GUB，SOKA，H22∶3B，第129~130页。这也为日后崇义行和蓝旗国的外洋船关系彻底破裂，埋下了伏笔。此乃后话。
再说丝绸，丝绸是广州贸易中，唯一不是现货供应的商品。外洋船到港，大班们要先在相关的洋货行看样订货，按照所需的花样和数量，签下合同，并且支付一部分定金。行商在签完合同以后，再去丝绸行订购，大概需要二三个月的时间，才能编织完成。丝绸价值高，分量轻，固然不需要考虑舱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及时签订合同，等其他的货物备齐，丝绸还不能交货，就会耽误回程的船期。
大概广州的各洋货行中，经营的货物也各有所长：比如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的数量很大，价格也低；而黎开观的资元行，却以经营优质丝绸著称。所以黎开观虽然也是坎贝尔眼中众多的“流氓”之一，坎贝尔还是前去资元行投石问路。结果一问之下，非常失望。黎开观的丝绸报价价格高不说，还明言不能保证在一百一十天内交货。这本来倒是做生意的正道，所谓言明在先，坎贝尔却认为别人的丝绸，大都可以在七八十天内交货，怀疑黎开观这样说，多少是在报复。
天下的商人皆多疑，但是坎贝尔却是商人中第一等的多疑之人。这且不说，但是丝绸生意还是不能等。九月十六日，蓝旗国的外洋船和胖子陈远来的远来行签订了一单丝绸合同。这单合同不大，但是陈远来出的价钱，却非常实在，这着实让坎贝尔十分开心。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这单合同会很赚钱，而是坎贝尔此后和行商们砍价的时候，有了一个证据确凿、如假包换的先例：某某某，给我的丝绸价格多少银子。这是用来压价的一个好办法。当然行商们会马上戳穿坎贝尔的话：这肯定又是那个死胖子陈远来。
茶叶 瓷器 丝绸黄埔的外洋船上，洋人放枪作乐
蓝旗国的外洋船，虽然也有点颠三倒四的小问题，总的说来，在九月底之前，生意还可谓进展顺利。陈远来的远来行，货优价低，但是规模比较小，所能供应的货物不多；陈寿观的广顺行茶叶很多，价格也算不错，所以茶叶的购买也不成问题。瓷器主要靠如升行，丝绸除了远来行以外，也在张族观的裕源行订了不少，想来也不至于影响回航的船期。
除了丝绸之外，茶叶和瓷器签好购买合同后，陆续验货装箱，送到夷馆的仓库之中。仓库中一进货物，夷馆买办就开始用他的平底船，陆续从行里的驳口运出，再进入黄埔的岸上仓库。黄埔的岸上仓库虽然简陋，但是面积甚大，一般是先把货物存起来，等到生锌装满压载舱，大船足够稳定以后，才开始将瓷器装入底舱。
在贸易镇上的夷馆买办，手下一般都有数条平底船，专门用来在广州和黄埔之间驳运。货物驳运是一个方面，前后关口都要查货验关，所以夷馆买办也算是专业人士，既负责短途运输，也熟悉验关程序，甚至还要提防海贼的袭击。雍正十年，广州贸易规模巨大，进出口贸易总额，当在二百万两纹银以上，所以行业分工也甚为细致，夷馆买办，就是其中的一个特殊行业。
却说大班们正在广州城外的贸易镇，将生意谈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黄埔的大多数洋人却十分憋闷：十七八条洋船，洋人有好几千，大都却只是在船上船下活动。黄埔村小得很，虽然新奇，转来转去也就不过如此而已。因此，这些军官和水手唯一的快乐源泉，就是黄埔村那家卖中国酒的小酒铺了。想来这家小酒铺，必定是大发横财。
嗜酒如命，本来就是水手的特征，但是酒喝得醉醺醺以后，未必就不再憋闷。中国官府因为当时珠江水域海贼猖獗，所以也没有收走船上的火枪，于是这些水手就放枪取乐，日夜不停。若是往年，黄埔地处偏僻，也就罢了；恰好雍正十年，是三年一试的秋闱，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城的闱场，正好选在黄埔附近的江边。那些老少秀才们，进了考场之后，耳边只听得从江中传来阵阵枪声，无论如何也写不出锦绣文章了。
情况反馈到海关监督衙门，海关监督自然是命行商前去告知洋人大班，不得再在船上放枪。别国的外洋船倒还好，大班的管束还起点作用，唯独红毛国的洋人，大班们正在争权夺利，不亦乐乎，所以红毛国的军官水手，任凭为他们作保的行商苦苦相求，继续不停地放枪，而且在船上大呼小叫，喧闹无比。劝告而无效，主持乡试的考官就一状告到了总督衙门。
两广总督鄂弥达本来已经具名严参海关监督祖秉圭贪墨海关税银，只是朝廷还没有反应。这件事情一出，对祖秉圭更是大怒。是否又上了奏折参他，不得而知，但是移文海关总督衙门，斥责其对外夷教化不力，则是肯定的事情。祖秉圭很没有面子，一口恶气，自然出在为之作保的行商和通译身上：陈汀观被叫到衙门，骂得狗血淋头，但是这位行商向来和祖秉圭关系不错，所以也不好太过于为难他。
骂完陈汀观之后，海关监督大人下令所有给红毛国夷馆服务的中国人全部撤出，另外派兵团团围住红毛国夷馆，不让任何中国人靠近；接着，又将红毛国外洋船的通译，捉到黄埔锚地，枷号示众。可怜的通译估计还被打了一顿屁股，无比凄惨地被锁在红毛国洋人看得见的地方，以此告诫这些“远夷”。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滑稽。这便是雍正十年，著名的洋人放枪惊秋闱事件。
雍正十年，与其说中国官府怕洋人，毋宁说是外洋远夷怕中国官府的多，至少洋人大班们就很怕什么事情不妥，得罪了官府和中国的皇帝，不许他们再到广州来贸易。从洋人大班的记载中看，当时督抚和海关监督，在洋人心目之中，也颇有威信。此外，祖秉圭任海关监督的这些年，对远夷洋人礼遇有加，也算是礼貌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堂堂的海关监督衙门，就是不肯直接和远夷洋人打交道，大概是问题的关键。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行商和通译转达，出了事情，也不找洋人的麻烦，而是唯行商和通译是问：抓来打屁股，或者杀鸡儆猴。这样一来，官府的威信固然不足，行商和通译得不到洋人的尊重，洋人也越来越放肆，好像中国官府只会惩治中国人，而不会直接抓住他们打屁股。有清一代，这种规矩，日后遗患无穷，给官府增添了不知多少烦恼。这是后话，三百年前，自然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崇义行的陈汀观却弄得十分懊恼。无端惹了这种麻烦，可见这保商也不是容易做的。好在海关监督大人还算给他面子，没有把他也同通译一样，给抓起来枷号示众，算是保住了脸面，可见和海关监督大人的交情，还是十分重要。蓝旗国的外洋船到港不足一月，广州城内外，已经有了不少事情，而且气氛日益紧张，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陈汀观唯一希望的是，这蓝旗国的外洋船，能够平安无事，多多在崇义行购买茶叶、瓷器和丝绸罢了。
海部大人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和海关监督衙门
大清粤海关监督关部衙门，在广州城外贸易镇的东边，和镇中间的大街连在一起。衙门前面有个广场，广场上一杆“粤海关监督关部祖”的大旗猎猎招展。广场前面是凭珠江而踞的总巡口，稽查往来船只。清初开关贸易之前，海关监督衙门原是广东省的粮道衙门，本身规模就不小；康熙二十三年开始修缮扩充，最后改成了粤海关监督衙门。
康熙朝为了平定台湾，一是禁海，二是迁海，将广东福建沿海居民，迁离海边。沿海居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禁海禁了二十多年，等到平定台湾，疆域统一，沿海的民生已经十分艰难。康熙皇帝为了恢复民生计，下旨开海贸易。地方大员有反对意见，也受到康熙皇帝严词训斥。康熙二十四年，我们的故事发生之前四十六年，设立了粤海关。
上文说到，粤海关初设之时，外洋船前来广州贸易者甚少，至康熙三十八年以后才渐次增多。外洋船大量来港，已经是雍正年间的事情了。但是康熙朝的海关监督大人，更换频繁，大多数是八旗的满洲战将，丝毫不懂夷务，所以海关监督任上，几乎都没有建树。具体操作者，大概都是以前市舶司的一些胥役和书办。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兼海关监督一职。年希尧是雍正皇帝私家的包衣奴才，也是皇上的大舅子。他的弟弟，就是有名的年羹尧。但是年希尧的官声一直不好，也不算能干。海关事务，都在他的家人手中，以至外洋船的大班们，无不知道海关监督大人之家人的重要性。家人有放肆的，加上书办胥役，一应官府之人，竟将这外洋贸易，当作了大饱私囊之天赐良机，敲诈勒索的本事，可谓机智奇巧，层出不穷。
海关监督大人不谋其政，推动外洋船贸易的动力，便成了大大小小的红包。任何事情，只要红包一到，就顺风顺水；红包不到，任何事情也敢叫你办不成。雍正元年，海关监督那山任上，外洋船大班居然通过行商陈寿观，用一个七百二十五两银子的红包，打通关节，向两广总督上书，走了一个大大的后门。红包之威力，不言而喻。这是雍正四年以前的情况。
雍正三年，名臣田文镜手下的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升为广东巡抚，兼署粤海关监督。杨文乾是重臣杨宗仁之子，向来有能干的名声；本人既当过一省的按察使，又当过布政使，熟知刑名和钱粮，和前任的那些满洲将军比，自然作风和方法大大不同。雍正三年至七年，杨文乾在任上三载多时间，也是第一任居官超过一年以上的海关监督，任上所出的政令又多，所以他这个“抚院海部”的名头，在外洋大班当中，十分响亮。
雍正年间，广州贸易的通用语言，乃是一种特殊的英语，即最早的所谓洋泾浜英语。这种英语，虽然词汇还是以英语为主，但是吸收了大量葡萄牙语的词汇，却以广东话作为语法基础。奇妙的是，广东话的语法和英语的语法并无很大差别，所以这种英语也大为流行，行商、通译、买办，也有个别衙门里的胥役，都用洋泾浜英语和洋人交流。
之所以是洋泾浜英语，乃是因为语法简单，词汇量少，简单而通用。比如海关监督衙门发的部票，无论是引水持的红票，允许卸货的货票，还是最后放关的部票，一律称为Chop。对于洋人来说，Chop最是重要，代表官府的许可。以此引申，重要和快，也都称为Chop，比如Chop Chop，就是“快，快”进行催促的意思。以讹传讹，筷子也变成了Chopsticks，在英语中使用至今。这是题外之话。
再说海关监督。“粤海关监督关部正堂”的全名经过简化，到了洋泾浜英语那里，就变成了Hoppo，中文再翻译回来，勉强是“海部”这两个字。研究广东十三行历史的，多受梁嘉彬等人之误导，把Hoppo说成是“河伯”，甚谬矣。这个名词一发明，在洋泾浜英语里面，使用的范围和频率非常之高。海部既指海关监督大人，也指海关监督衙门，甚至一切和海关有关的人和物，都称为海部。比如“海部的人”Hoppoman指的是海关的胥役，“海部船”就是海关衙门的官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海部大人的名字，和洋货行的字号和行商名字一样，洋人大班自然是不耐烦记的，海关监督，一律都称海部；万一要加以区别，就加上个前缀，基本上和称呼行商的办法是一样的。杨文乾的称呼，就是“抚院海部”，（FouyenHoppo 或GovernorHoppo）。其实兼署粤海关监督的巡抚甚多，只是杨文乾独得了此名，可见他对广州的外洋贸易，影响巨大。
海部大人抚院海部杨文乾的改革，“规礼”和“缴送”
上文说过，杨文乾是个大大的能员，颇得雍正之器重。上任伊始，从洋货行当中选出六家，任为行头，专责为外洋船担保。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洋货行的行商要为外洋船承担责任，既要担保行为准则，又要担保外洋船按例纳税。衙门的责任减轻不少，行商们分成了两等。这项改革，尚算温和，得罪的人并不多。行商们甚至大有实惠。
据说任命为“行头”的行商当中，可以从海关监督衙门借官银一万两，用作资本，在外洋船未到黄埔之前，从内地采购大量的茶叶瓷器。这样一来，行商的资本和实力大增，外洋船到，也有足够的货物可以购买，对于促进广州的外洋贸易，自然是功劳不小。但是杨文乾把官银借给行商经营，实属胆大无比，此后对他的诸多攻讦，也有许多由此而起。
杨文乾的第二项改革，乃是把各种名目繁多的红包，统一归并成一项“规礼”，合银一千九百五十两，统一上缴海关监督衙门。上缴海关之后，再予以分派，其中一千零八十九两许作为关税收入，五百十六两许分派给守关的绿营军队，一百二十五两许转给粮道衙门，余下的作为通译的报酬和其他费用；粤海关官吏上下人等，私人口袋里却一钱银子也不见了。
本来，沿前朝之例，丈量船只仪式结束之后，中外双方互送礼物，基本原则是价值对等。但是关务管理松弛，天长日久，那些家人胥役的敲诈勒索变成了规矩：好比引水的红包多少，查验枪炮的红包多少，准许卸货的红包多少，花样繁多，统统落入私人口袋。想来那些把守关口的绿营官兵和相关的粮道、盐运使、布政使衙门，官吏上下也各有妙法，杨文乾任之前，皆大欢喜。
雍正四年，杨文乾这一改革，可以说是把广州城翻了个天。把这许多官吏的私人好处统统夺走，而且严令此后不许敲诈勒索，引发的矛盾和怨恨，可想而知。毫不夸张地说，官吏们彼时杀了杨文乾的心都有。官场上下，登时串通一气，设法要把杨文乾扳倒。雍正四年五月，广东按察使官达首当其冲，上疏参奏杨文乾营私舞弊，贪墨税银。《文献丛编》，广东按察使官达疏。其他的官吏，也纷纷上疏参他。这是官面上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