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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参考大量各类统计数据和学术观点，从对不同时间、不同国度、不同信仰、不同种族、不同经济形态的各种人群的反复测试和比较中，探索如何提高人们信任感的共同规律。作者在反复强调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使美国人民的信任指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它远远超过“越战”、政府更迭等事件对美国人民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在我国又何尝不是隐忧？本书虽然完成于2002年，但书中的议题可谓既古老又超前，书中涉及的和谐、信任、民主、平等诸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不患寡，患不均”，透过历史的反思，也可预见未来社会的问题乃至危机。在书的最后，作者疾呼：“不要致富，要平等！”
本书始终力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信任陌生人，为什么这种信任是重要的。作者认为，信任是一种价值，它不取决于个人在公民群体中的一般社会交往。人们起初是从父母那里学到信任的，而信任取决于乐观主义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良好的地方，人们能使它更美好。信任他人更有可能通过慈善捐赠和志愿工作得到实现，信任感的提升能使那些受歧视的群体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具有信任感的社会更有可能对资源进行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它的政府也会有更高的效率。在近三十年中，美国社会的信任感在衰落，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乐观主义的衰落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作者记录了各个市场经济体制中有代表性的数据在各种时间序列中的变化趋势，具象地描述了这些观点。
埃里克·尤斯拉纳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college Park）的政府与政策教授，他发表过许多著述，其中包括：《和谐气氛在美国国会中消退》（1993）、《行动者与罢工者：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理论家》（1999）。还编辑过的《社会资本与日常生活中的参与》和《社会资本与向民主的过渡》等著作。作者是位犹太裔的美国学者，他的书中显示了带有犹太民族特色的机智与思辨，并包含了一系列生动的比喻。
“信任是最复杂的、多维度的和被误解的概念之一，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承认。尤斯拉纳的这本书缓解了这种经验和概念上的混乱……以非凡清晰的思路，对关于信任的现有数据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朝着搞清楚这些数据的意义走了很长的路。那些有兴趣对社会资本和公民参与的衰落进行辩论的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或其他任何有这种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此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R。乌斯诺教授这样评论本书。
阿姆斯特丹大学H。塞梅特科教授说：“这是一本吸引人的书，他是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的重要读物。尤斯拉纳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其基础是对概念的精心阐明，以及对美国的调查数据这笔财富周密的分析。然后他又说明了这种阐明和分析在世界上其他国家也能成立。他告诉我们，人们需要做的事情是给未来带来更多的信任。本书对数据的讨论也能为熟知多变量模型的人们所理解，而且这一讨论的笔触生动，其中不乏趣闻逸事。”
从本书译后记得知，去年三、四月间，尤斯拉纳曾来华访问，一直由本书译者张郭敏陪同，期间他们共同探讨了在翻译中文版时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这无疑对保证本书的翻译质量有极大的帮助。
（《信任的道德基础》，＇关＇埃里克·尤斯拉纳著，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00元）
读《语言变异与变化》
芮东莉
2006年底，南京大学徐大明教授主编的《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出版，这是国内当前介绍西方社会语言学理论最新的一本书。该书前六章系统而精要地介绍了国外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与变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并在最后一章对中国社会语言学近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这是一本汇集国内外“语言变异与变化”课题研究新成果的完全手册，在编写过程中，为方便国内学习者理解和掌握书中的新理论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从读者的需要出发”、“出于方便研究者的目的”这样的句子，整本书从头到尾贯穿着与读者的交流和对话，这与当前大多数学术书以冷面孔示人的风格形成了强烈对比，也是该书最令读者感动的地方之一。
从内容上来看，《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代表了当前国际上社会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语言变异理论一反传统语言学只研究静态、封闭语言系统和语言规律的做法，它认为，语言变异是语言的本质性特征之一，对异质语言的有序系统进行研究才是语言学研究的核心所在。虽然目前语言变异理论在西方已被广泛接受，国内也有少量介绍该理论的文章，但该理论对于国内语言学习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新的课题。要将这一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给国内读者并非是一件易事。为使国内读者更为容易地掌握语言变异理论，推动这一研究新成果在国内传播，《语言变异与变化》一书从结构的安排到术语、人名翻译的选用上，都极尽心力。
考虑到国内对变异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流派都已有了较多的介绍，该书“对读者可能比较熟悉的内容，在保证整体的系统性前提下尽量简述”，而对国内以前从未或很少介绍过的变异研究的方法、语言变异与语言结构系统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说，该书从内容的安排上完全实现了编者“结合读者已经熟悉的内容，恰到好处地填补读者知识层面上的空白”这一质朴的初衷。
近一百页的参考文献和附录绝对是该书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译介作品，书中少不了对中外文献的征引，编者不仅严格遵从学术界标注引文出处的规定，而且更多地是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出发，在书中的重要章节之后列出了“主要参考文献”和“延伸阅读”，使这部译介作品看起来更像是一本自学手册。书后列出的七百多条参考文献，不但是对全书征引文献的归总，更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完整的社会语言学学习书目。书目中有读者熟悉的文章和书籍，也有读者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博士论文、会议提交论文名目，更有一些网络上新发表的文献资料。附录中，《语言变异与变化》为读者提供了详尽的“人名汉英对照表”和“术语汉英对照表”。为方便国内读者结合以前的所学，编者在选用人名和术语译名时，尽量参照国内已出版的权威工具书，对新的人名和术语则“尽量参考已发表的有关译名，特别是社会语言学专著中已采用的译名”。如果有的人名或术语有较为常见的两种以上的译名，书中叙述时取其一，而在附录的“对照表”中则将几者全都列出，以方便读者进行比照。《语言变异与变化》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西方最新语言学理论译介》丛书的第一本，丛书主编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家煊在序中说：“科学的进步、学术的前进就是不同学术传统不断碰撞、交流和交融的结果。”他对包括本书主编在内的一批学者寄予厚望，希望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新时期语言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语言变异与变化》的编写宗旨与此不谋而合：“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关于该研究领域的更多的介绍和更新的观点，希望能有助于中国社会语言学学者在这方面的创新研究”。
（《语言变异与变化》，徐大明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3。00元）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
聂永华
记得几年前，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中的两句歌词家喻户晓：“得民心者得天下，看江山由谁来主宰？”“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说得非常清楚。《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者，天下人心向背，爱憎臧否也。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这实际上是生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衍化于秦汉以后的“民本”思想的通俗表述。两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似乎成了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尺度，民众权利主体资格和政治诉求的终极凭借。它给统治者带上了一副“紧箍咒”，某种程度上成了民众利益的“保护伞”。
“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殷商时期的“神本”，而成熟于两周时期，它不是上帝的恩赐，更不是统治者的施舍，而是关联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凝结着大量的失政教训，饱含着哲人的沉思。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赴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因此，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经典表述的民本思想，有着巨大的本原大义和深厚而辽阔的阐释空间。探索其生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和衍变的历程，追问其间的微言大义，从而为确立新型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制度提供借鉴，有着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王保国著《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朝着这一目标所做的积极努力。著者以“忧天下，探世变”的拳拳之诚，踏上了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清流探源的艰辛历程。作者认为，从萌芽到转型，两周民本思想的发展在整个传统民本思想的演进历程中构成一个明晰的单元，故而全书把两周民本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了细致的勾勒，从商周政权的转移谈民本思想的萌芽，从春秋民人地位的提高谈孔子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战国政治空间的开放谈民本思想的百花齐放，从封建集权的确立谈民本思想的工具化改造。这样做，就清晰地展现了民本思想在两周发展的脉络，给人以系统完整的印象。
关注民本思想的历史根源和发展轨迹，探讨两周民本思想的内涵，是本书着力所在。而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两周民本思想犹如一颗宝石，只有拂去厚裹的岁月尘埃，洗尽长期批判烙下的现代垢印，才会熠熠生辉。全书主体部分由八章组成，按照时代顺序，将两周民本思想置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大环境下进行考察，正源辨流，勾勒出两周民本思想演进的总体画面。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远古之时，“钻木取火，以化腥臊”，燧人氏能让人民“饭熟食”是对“民本”思想的践行；“构木为巢，以避群害”，是有巢氏能让人民“安居”而对“民本”思想的践行。黄帝为民操劳，得民心，顺民意，颛顼“养材以任地……治气以教化”；帝喾“顺天之意，知民之急，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帝尧“九族既睦，便章百姓”；舜能“举八恺，内平外成”；禹为治理洪水，造福于民“乃劳身焦思，三过家门而不入”。“民本”思想自有史以来，就有萌芽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散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以及新出土的帛书、简牍中，由文献的爬罗剔抉，从而阐幽显微，在对远古洪荒时代的追溯中，分明已感受到了民本思想胎孕的信息。
在五帝的重民、爱民之后，出现了夏桀、商纣的轻民和虐民，汤武革命的发生则使统治集团对民本政治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商周政权的转移催化了民本思想的诞生。于此著者提出了一些富于新意的独到见解。周人借鉴“殷鉴”之教训，开始怀疑“天命”，进一步看到了“民本”的重要性；提出了治民就必须“先知稼穑之艰辛”，要做到“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代的统治者，已将民本意识升华到“保民”如同“敬天”的高度。故而对“天命”产生了怀疑，认为“天命靡常”，继而责难天命：“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民本意识的一大进步。作者认为，商周以前的原始民主风尚和人道主义，以及早期社会的重民保民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本精神，同时促成了中国早期社会的人本主义特色。“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是周初民本思想最基本的内容。
第三章通过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考察民本思想的兴起，以《左传》《国语》《论语》《墨子》等典籍为据，客观而全面地显示时代思潮概貌。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空前的提高，民本思想也随之取得了重大发展，于是，“民为神主”、“君为民设”演化成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孔子对国家的暴力作用进行反思，提出“仁者爱人”原则，主张重教化而轻刑罚，强调“使民如承大祭”。他的博施于民的圣王观，实际是从人道主义高度，对殷周和春秋以来重民、得民、保民、有民、爱民、成民、养民、利民、亲民、富民、裕民、便民等治国理念和执政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民本思想体系，这使民本思想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飞跃。
进入战国中前期，激烈的政治竞争和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终将民本思想的发展推达前所未有的高度，民本思想在诸子的思想体系中都结成了十分完善的形态。著者对战国儒、墨、道、法诸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条分缕析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托管晏之名而明确概括出的法家化的“民本”提法，还是此时产生的农家“饔飧而治”的政治空想，抑或是老庄基于悲天悯人而形成的淡化政府权力的深邃思辨，都显示出民本思潮的多角度展开和全方位推进。但直接把民本思潮推向巅峰的是以道德为本位、以教化为己任的孟子。孟子呼吁解民于“倒悬”及“水深火热”，强调从“恒产”即产权制度入手建立社会和谐。孟子将君与民放在政治天平上权衡，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超越政治的结论，奏响了民本思潮的最强音。孟子还深入阐发了“忧民之忧”及“与民同乐”的思想，从而使民本真正成为一种文化信念及精神境界，著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礼赞。著者认为，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以及“节用”、“节葬”、“非攻”、“尚贤”等主张，荀子的立君为民和舟水之喻，老庄的“高以下为基”和“无为”观点，都是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理据，均为颇具识见的破的之论。
众所周知，在秦汉以下的中国历史上，“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政治虽然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但从未制度化与法律化，实际上已经异化为统治者手中玩弄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术，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政治空话。著者设《民本思想的转型及其与集权政治的整合》一章，通过对“霸道”的胜利和战国中后期“势利主义思潮”的分析，探讨“民本思想”被“君本思想”所改造整合的过程，认为随着封建集权的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民本思想也逐渐向集权靠拢。战国后期的荀子及其法家弟子韩非初步完成了对于民本思想的理论改造，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则最终在政治实践论中使民本思想完成与封建政治的整合，由一种先进的政治理念沦落为统治者手中的权术、工具，逐渐丧失了对封建集权的制衡能力。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著者“探世变”、“忧天下”（龚自珍语）的热忱，思接千载、洞幽烛微的识力。据笔者所知，在著者的学术规划中，一部《中国民本思想史》正在筹划中，其中将有更为深入而精到的探究，笔者期待这一巨著早日面世。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可谓一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探源之作，全书以两周时期民本思想渊源为线索，既有民本思想的生成与衍变，又有学者的论说和治者的实践。显然，著者在以两周民本思想研究作为自己庞大学术计划的开篇之作时，不是着意在写一部民本史，也不仅仅满足于把历史现象和事实准确地表述出来，而是在此基础上，站在客观的立场，以冷静的心态，运用现代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原理，对民本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衍变进行理性的思考与评判，全书提供给读者的既有知识，又有思想，还有发人深思、令人回味的未尽之言。
还要提及的是，全书虽然资料引证丰富，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但行文清新流畅，呈现出一种平易之态、朴实之风。
（《两周民本思想研究》，王保国著，学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