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詈笾率故≈莆侍饬鞑杈烁稍ぶ葡艿慕杩冢葡芙淘俅问О堋！保ǖ�291页）直到1923年，首届国会第二次复会，制宪派议员才和直系军人掌控的北京政府达成制度性和实质性的妥协，制定出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在形式上完成了近代制宪过程。但在此前的1922年，孙中山已经在南方发动国民革命，认为“国会招牌已成废物，不足起国人之信仰，故国会之纯洁分子，如能同来革命，则无不表示欢迎。”（第298页）——而此后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训政”制度，则又充分说明：一旦抛弃了“法治国”的理念，一个强大到了足以保护每一个人的国家，也就强大到了足以压迫每一个人。
《运气均等主义》，葛四友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32。00元
所谓“运气均等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平等观念：平等在于消除一切运气的影响。这里的“运气”（luck）泛指一切存在于个人选择和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包括“生来具有很差的自然禀赋、坏的双亲、令人不悦的个性、从意外与疾病中受苦等等”（第228页）。这种观念在古人看来未免渎神，因为在所有的宗教和神话语境里，运气都绝非纯粹的偶然性，而是某种神秘的秩序、力量或意志的产物，换言之属于适用于因果解释，而非概率解释的范畴。然而，自从休谟站在经验论立场上否定因果关系，将其重新表述为仅仅是“固定的关联、时空的邻近以及时间上的居先”以来，因果解释即使在科学领域中也是节节败退，现代社会科学更是普遍使用概率来解释因果关系，对运气问题似乎也就理所当然地确立了概率解释的合法性。加上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很难接受个人对其选择和控制范围之外的因素负责任，因此，主张一种消除一切运气影响的平等观念，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从学理上讲，运气均等主义可以追溯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提出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无知之幕”假设，这一假设旨在“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损”。但罗尔斯并未明确界定他所说的“机遇”和“偶然因素”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只有在如前所述的对运气问题的概率解释基础上，才能由“无知之幕”推导出运气均等主义。
然而，一旦顺着运气均等主义的理路走下去，就免不了遭遇悖论。不妨摘录本书编者对这一理路的论述：“当所有人都不受到运气的影响时，那么相当于说，我们要抵消一切运气因素的影响。我们先来看这个观点实际蕴含着什么。首先，我们将这种抵消理解为消除。但是，这就要求我们无所不能，能够随意地改变身边的一切事情……但除了上帝外，我们凡人肯定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必然有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即运气）要对我们的生活起作用，只在于是以哪种方式起作用，谁来承担这种作用的后果……因此，除非我们打算否认个人责任，否则我们就不能将不受到运气的影响视为个人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这样我们转向对抵消的另一种理解。第二，抵消不是消除，而是大家共担运气的影响，实际上就是运气的影响属于集体责任。一方面，这承认了我们在承受运气的影响时，能够承担个人责任，也就是说不受到运气的影响并不是我们承担个人责任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必然要受到运气的影响，那么我们每个人必须承担相同的运气影响。这里集体责任就转变成了让每个人均担不可避免的运气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为他们的选择承担后果才是合理的，才是道德上可辩护的。”（第315页）——这里的悖论在于，为了“让每个人均担不可避免的运气的影响”，就必须假定“运气”在某种意义上是可分配的，但这也意味着“运气”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因果解释而非概率解释，因此并非纯粹的“机遇”或“偶然因素”，不符合“无知之幕”的适用条件。本书编者也从伦理学的理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运气均等主义是自我挫败的。”（见“编选说明”）
上述论证中提到的因果解释和概率解释的分歧与悖论，背后其实涉及到现代性问题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现代人当然不必盲从古人对运气的因果解释，但那类因果解释中所蕴含的某种非人类中心的立场却是不无借鉴价值的。事实上，如果不是为了设计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好”社会，人们根本无须设想“运气均等主义”之类的概念；反过来说，“运气均等主义”的内在悖论也揭示出，设计（还不是建设）一个既是以人类为中心、同时又是“好”的社会是何等艰难乃至几乎不可能。
《赛伯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荷＇穆尔著，麦永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38。00元
互联网创造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正在渗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根据柏拉图以降的西方传统本体论，赛博空间作为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要低一个等级。从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出发，难免会把它视为陷入类于“异化”绝境的洪水猛兽。本书则根据波普尔和帕里斯勒（Helmuth Plessner）的“三种世界”理论，为赛博空间的本体论地位提出了辩护：“第一种世界是物质客体及其物理属性的世界；第二种世界是人类意识的世界，由思想、动机、欲望、情感、记忆、梦幻等构成；第三种世界是文化的世界，由人类的精神产品构成，例如语言、伦理学、法律、宗教、哲学、科学、艺术和社会体制等等。尽管这些产物皆源自人类的精神（第二种世界），但是却具有某种独立性和永恒性。在此层面，它们类似柏拉图的永恒的理式世界，超越昙花一现的物质世界。我们可以把由全世界电脑网络所拓展的赛博空间视为第三种世界的最新发展阶段，这种新空间比过去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尽管赛博空间还依赖像电脑和缆线之类的物体，但是它已经大大地超越了第一种世界。”（第55～56页）
波普尔的学说在国内知识界曾经有过一番普及，但帕里斯勒就知者寥寥了。其实，“这位长期处在同时代人马丁·海德格尔阴影笼罩下的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在英语世界也是直到最近几年才受人重视。然而正是他在1928年问世的《有机体与人类的发展阶段》（Die Stufen des Organischen und der Mensch）一书中提出的“离心定位”概念，“使我们能够对信息和传播技术，例如电子显现和虚拟现实获得更好的理解，远胜过我们原来从一种笛卡尔式的二元本体论那里所获得的目前关于技术的大多数诠释。”（第189页）所谓“定位”是指生命体和其自身的空间界限之间的关系，所谓“离心定位”是指人不仅“内在于他的身体（作为内部体验或灵魂），并同时作为特定视角外在于他的身体”，而植物“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都不存在一个中心”，动物则只能“内在于它的身体”。（第191页）
与海德格尔以时间为中心的“此在”概念相反，“离心定位”概念是从空间和共时性的维度把握人的存在。技术在帕氏的人类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说：“人试图逃逸他本性无法承受的偏离中心的状态，他想弥补他生命形式构成的不足。偏离中心和需求的弥补是同一回事。我们不应从心理学意义上或从作为主体的某物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语境中的‘需求’。它是某种在逻辑上优先于所有需求、驱动力、趋势或意愿的事物。在这种基本的需求或裸裎（nakedness）中我们发现了万事万物的动机，尤其是对人类而言，这种动机集中体现在对非真实（irrealis）的关注和人工方法的运用，这是技术人工制品和它所服务的文化的终极基础。”（第193页）——这和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贬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本书接着帕氏的话头引申说：“技术和文化不仅是——甚或在首要意义上不是——维系人类生存的手段，而且还是一种‘本体论的必要性’。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宣称人类从来就是赛博人，亦即：人类是由有机因素和技术因素双重构成的生物。”（同上）——由此有望建立一种赛博空间的人类学。这种新型的人类学非常必要，因为，“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在技术的影响下，经历了某种基本的认识论转向。如果认为当今智人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标志了人类进化的终点，则未免太天真了。”（第18页）
《柏林日记：二战驻德记者见闻》，＇美＇夏伊勒著，张若涵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2月版，47。00元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早已脍炙人口，但就现场的真实感和细节的丰富性而言，这本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他在柏林担任记者期间的日记选萃无疑更胜一筹。它问世于美国尚未卷入战争的1941年7月，因此读者大可不必担心作者出于政治正确的后见之明对原始材料做了手脚。作者对国际事务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敏锐的洞察力，无论对纳粹德国、西欧民主国家还是苏联都不抱幻想，然而又始终心怀正义必胜的信念，比同时代许多深陷意识形态泥潭的大知识分子要好很多。
《茶叶之路》，＇美＇艾梅霞著，范蓓蕾、郭玮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2月版，35。00元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从北京经蒙古至彼得堡的“茶叶之路”成为清、俄两大帝国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茶叶也长期成为欧亚大陆腹地的硬通货。本书全景式地描述了这条商业大动脉的兴衰史。不同于传统的中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作者将重心置于茶叶之路的中间地段，探讨了茶叶贸易对蒙古草原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的塑造力量，以及蒙古民族在贸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新书信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本书系2007年《文化蓝皮书》。《文化蓝皮书》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与文化部、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合作，着手编写的年度性国家文化产业报告，迄今已出版六本。《2007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突出我国文化产业在“十一五”时期的“发展”基调，针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产业发展态势、产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形势等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文化产业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权威性的参考价值。（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2007年2月出版，58。00元）
《2006年：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本书系2007年《教育蓝皮书》。《教育蓝皮书》是由二十一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创，我国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任主编，从民间角度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和问题。2007年《教育蓝皮书》突出当前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针对中国教育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多角度分析，并为政府决策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杨东平主编，2007年2月出版，55。00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国际学术前沿观察丛书） 本书是作者从国家作用层面探讨国际事务的一部新作。福山指出，我们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成功地应付弱国或失败国家的问题，因此国家建构就被列入当代首要的议事日程。本书从强化国家部门执行力、制度移植的角度探讨了构建国家能力的问题。西方学者认为，本书具有“前瞻性”、“现实性”与“洞见性”，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等译，2007年1月出版，15。00元）
《活学活用经济学》本书是“梁小民经济散文系列”的又一本新作。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活学经济学”重在“学”，即介绍经济学的普及性文章；“活用经济学”重在“用”，是用所学到的知识来分析所见到的各种现象，以帮助个人做出较为正确的决策；“走出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其他问题。三个部分各有侧重而又互相关联，相得益彰。梁小民的经济学散文一直深得大众的喜爱，这与他简朴的叙事风格和深入浅出的内容阐释分不开。而作者每年一本的新作已成为读者的期盼。这也是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读经济学不累，用经济学颇爽，从经济学看其他，有豁然一新的感觉。（梁小民著，2007年1月出版，24。00元）
《中国学术思想史稿》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侯外庐先生创建的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论述自先秦至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对于每一朝代、每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学派、思想家、重大的学术活动以及其产生、发展的经过、其对后世的影响，都有精到的论述。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撰，至今尚未见一本全面的专著。本书将以其内容的全面和文笔的通畅赢得更多的读者。（步近智、张安奇著，2007年1月版，59。00元）
华东师大出版社
《文化江南札记》本书以随笔的方式，记下了作者的读书心得和真实感受。作者不拘体例，揭示了一个个地名背后的文化渊源。其中对江南文化有深入阐发。本书指出，明清之际的江南文化是民族思想的播种地，而明清之际的民族思想是现代文化的发源处，文化江南的内涵值得现代人进一步发掘。（胡晓明著，2007年2月版，29。80元）
《教育：塑造未来奇迹的创造者》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课题”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06年度决策研究的重大项目，本书则是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课题组对此课题进行广泛调查研究后得到的成果，是对该课题的研究报告。（李宣海著，2007年3月版，39。80元）
《治校之道——20位名校长的智慧档案》校长不同于一般的行政领导，在某种程度上，校长决定着所在学校的命运。作为一种特殊的角色，校长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对师生进行精神引领与思想指导。正是从这个角度着眼，本书作者采访了20位优秀校长，从思想引领教育行动、文化促进学校发展、智慧成就非凡事业、个性凸显特色和奋斗抵达特殊境界六个方面介绍了这些校长的治校之道。（陶继新著，2007年3月版，29。80元）
商务印书馆
《道学的病理》本书通过对中国传统理学的梳理，部分地揭示了道学的病理和蕴含于其中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并从中日近代学者对道学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比较研究，本书在承认东西方近代化价值观给中国思想界带来过重大影响的同时，着力辨析了百余年来形成于中国的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第三种传统”，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构想。（韩东育著，2007年2月版，20。00元）
《晚清洋务学堂的外语教育研究》 中国现代意义的西方语言文字教育始自晚清的洋务学堂。本书对晚清洋务学堂外语教育进行语言学考察，既有对学堂办学背景、机构组织、师资、课程设置、教材、考试等内容作描写和梳理的微观视角，也关注晚清的外语教育规划，包括晚清政府在实施外语教育过程中发挥的职能、相关政策、经费来源以及外语教育与汉语教育的关系、成效、得失等宏观层面。全书采用史料考据的实证方法和横向参照的比较史学方法，考察了晚清外语教育实践的基本事实与规划的得失。（高晓芳著，2007年1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