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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姆齐对概率的理解中，不难发现他对经济政策的理解：经济政策必然存在最优解并且可以找到最优解；而凯恩斯则认为经济政策是一门管理公共事务的艺术，只有合适的政策，没有最优的政策。
拉姆齐面对的世界本质上是个确定性的世界，即使在短期内存在扰动，从长期来看也是确定的，合理预期是人的理性行为，一切不确定性最终都将收敛到客观概率，从这一意义上说，拉姆齐可以被看作合理预期学派的先驱，而在200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也是拉姆齐确定性世界假设的必然结论，在确定性世界中，市场机制是完善的，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会导致短期经济波动，但最终能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理论至今争议不断，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确定性世界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也是拉姆齐与凯恩斯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拉姆齐是最早将宏观分析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的人之一，然而，拉姆齐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宏观和微观的区别，社会可以看成一个个体，其行为可以通过建立一个优化模型来求解，在一个确定性世界中，社会和个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任何经济活动最终都会转化为一个数学求解问题，而这正是凯恩斯早已抛弃的方法。
从凯恩斯对概率的理解来看，他认为世界本质上是个可感知但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或者说世界在某个短暂的时期可以看作是确定的，但从长期来看是不确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住我们所能把握的。凯恩斯有句名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是对凯恩斯的世界观的最好阐释。
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正是由于意识到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凯恩斯毅然地同古典经济学决裂。他不关注有限资源使用的优化问题，因为在确定的世界中，只要给出目标函数和合适的约束条件，必然能找到最优解，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人们不需要选择，一切都将按照既定的逻辑发生，人们不是自己的主宰，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凯恩斯所要关注的是在不确定的现实世界，人们如何作出选择，正如他在1938年所宣称的：“在上帝面前，我们发誓要做我们自己事务的主宰者。”
1924年11月，凯恩斯在牛津大学做了题目为《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演讲，这篇讲稿于1926年出版。凯恩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根据凯恩斯的看法，“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独立行动将产生最大限度的总财富”这个结论依赖于各种不现实的假设，并要求人们能够事先对经济情况作出预测。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这些假设显得极为简化和幼稚，既然政府放任不能成为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就需要找到它的替代方案。凯恩斯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理想的替代方案。尽管他对社会主义的某些方面表示钦佩，但他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医治自由放任主义弊病的良方。因此他提出了政府干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像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将政府的职能极度扩大，他说：“我们必须将那些技术上有社会属性的事情，同那些有私人属性的事情区别开来，政府干预的日程安排上最重要的项目不应该涉及那些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那些落入个人领域之外的功能，即那些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的决策。”（第420页）凯恩斯将政府的职能界定得非常清楚：政府不是去做个人所能完成的事情，而是去做个人不会去做的事情，政府干预不是为了侵犯个人利益，而是要更好地保障个人利益。
凯恩斯所设想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构成的，由他们来对国内经济组织进行管理和协调，他认为，经济的最大弊病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所造成的，必须“以一个中央机构来对货币和信贷加以控制，这个机构同时还应当对经济活动的事实进行搜集和传播。”政府干预不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是通过提供服务和信息，使人们更好地运用理性。凯恩斯用政府干预来取代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反对个人主义，相反，这恰恰表明他要更强有力地捍卫个人主义，他说：“政府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凯恩斯所提倡的是介于政府不干预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虽然哈耶壳一直试图将凯恩斯当成一个伪自由主义者来进行批判，然而，哈耶克本人也主张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政府干预。实际上双方之间的争论并没有原则性的冲突，只不过存在实用性判断的差异，哈耶克强调的是警惕政府的消极作用，而凯恩斯强调的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
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
如果说《概率论》是凯恩斯的思想源泉，那么《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就是《概率论》的应用。凯恩斯之所以将自己的著作称为通论（即一般理论），就是因为他认为古典经济学所针对的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特例。的确，确定性世界可以看作不确定性世界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理——“供给能够创造需求”，萨伊定理成立的前提是没有现金囤积，在确定性世界中，货币只在交换中瞬间发生媒介作用，没有其他用途，因此，囤积现金是不理性的，萨伊定理的前提自动得到满足。而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对人类的行为有着巨大的影响，货币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储蓄价值，持有现金可以减少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担忧，由此他提出一个基本心理法则，给出了小于1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就意味着消费需求小于供给。
另外一种需求是投资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投资倾向偏低，在《通论》中，消费需求相对比较稳定。这样，总产出（或实际总收入）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而投资需求则是由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率的对比所决定的，资本的边际效率是借款者愿意支付的代价，利率是贷款者所要求的代价，只有资本边际效率大于利率时，人们才会进行投资。从长期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只有利率也相应降低，投资才不会减少，因此，利率就成为决定投资需求的关键因素。
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利率的认识，在古典经济学中，利率的调整将弥补自愿投资与自愿储蓄之间的缺口，而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利率是持有现金财富的欲望与可持有的现金数量之间进行均衡的一种“价格”。利息是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放弃货币的周转灵活性而能够得到的报酬。由于人们有对未来利率的不确定性进行投机的动机，人们会选择以现金方式持有财富，即对货币的流动偏好。当人们对投资利润缺乏信心时，货币的流动偏好就越强，利率也就越高，由此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就构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这就是《通论》的核心内容。由于就业依赖于有效需求，非充分就业就是常态，这样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分就业成为特例而非通例。
《通论》出版以后，凯恩斯不断警告人们不要把他的理论形式化，但他的学生希克斯仍然在1936年将凯恩斯的理论用一套联立方程式来表述，并且在1937年发表了著名的IS－LM曲线图。希克斯的论文在1936年10月送达凯恩斯，而凯恩斯对此沉默了半年之久才回信说：“我觉得这篇东西非常有意思。就批评而言，我无话可说。”凯恩斯的沉默是有道理的，他从不认为风险可以被精确计算，不确定性只能用于逻辑推理，不能用数学来描述，任何数学模型都无法容纳不确定性，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正是他与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数学模型的使用就隐含着已承认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确定性的世界，这就使得古典经济学以一种新的方式复活。他的另外一个学生卡恩曾说，将《通论》简化成“曲线图和代数碎片”是一大悲剧。尽管凯恩斯对年轻一代学者将他的理论淹没在代数中的做法表示异议，然而，最终流行于世的正是这些被模式化的方程和曲线。在给他的学生哈罗德的信中，凯恩斯感叹道：“我在我那一代人中没有思想伴侣——不管是最早的老师还是学生。”随着时光的流逝，在经济学的长廊中，凯恩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孤独的背影。
（《凯恩斯传》，＇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著，相蓝欣、储英译，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79。00元；《凯恩斯传》，＇英＇R。F。哈罗德著，刘精香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6月版，23。80元）
“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梁 捷
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著《孔门理财学》（Chen Huan－Chang；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恐怕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就在从1907年到1911年这短短四年里，进士出身的陈焕章从一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写出洋洋六十万字巨著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进步之快让人瞠目，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100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100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E。Ross）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M。Keynes）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浞浞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modern essay）。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被废除。但是“文以载道”，文体背后包含着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凯恩斯更不清楚陈焕章的“学术背景”。陈焕章八岁入塾读书，11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考上秀才，15岁赴省城学习，18岁到康有为主持的“南海万木草堂”学习，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后来，陈焕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不久就组织了“孔教会”，写出比《孔门理财学》影响更大的《孔教论》，变成中国人都觉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义领袖”。
陈焕章在1912年写的《（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1949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著当属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要迟至1936年才问世。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
但是陈焕章毕竟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着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却都是严格的今文经学体例。偶尔也会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但无不是以与中国学者思想作对比的形象出现，而且陈焕章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另有一点很有趣，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著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颇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可是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坚持下去。
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倡办孔教会，甚至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虽然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1912年，清室逊位、帝制终结以后，很多学校立刻废除读经，很多名人也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尊孔尊君。恰逢陈焕章学成归国，对儒学颇为不利的环境使得他坚定了创办孔教会的决心。
陈焕章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是年孔教会成立，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并开始刊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是会长，但具体事务皆由陈焕章负责。
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