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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是镇里出钱租的，那开销也太大了。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贴啊？因为这里的牛市隔一天一次（阴历逢单日），等于两天一集。镇里要照这么没完没了地“贴钱”，那柳林的老百姓早就逃荒要饭去了。
当然，假如“无名氏”们的投诉是“真”的话。牛县长在这篇日记中用调侃和“戏言”掩饰了他的“青天”意识。但是，明摆着的“东西”是掩饰不了的，不管怎么说，牛群的这次“微服私访”（虽然他是公众人物，老百姓能认出他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蒙城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一直颇有争议。民间甚至流传一首极不好听的“民谣”：“站在阜阳向东看，一溜三个牛皮县。蒙城牛头吹得响，利辛牛尾翘上天，涡阳也是大牛皮，夹在牛腿正中间。”一位经济学家专门从北京到蒙城做过调查，他公正地说：“蒙城的养牛数字肯定有假，但造假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独蒙城。官方报的数字是九十万头，我调查的实际数大概在六十万头左右。都挤掉水分，蒙城还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这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蒙城的养牛业又有大的发展。但对于柳林黄牛大市场，非议就不曾断过。说“市场的牛是镇上花钱租来充数的”，“有些拉牛的汽车也是镇上租来做样子的”。对于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挂职副县长，牛群敢于面对现实，进行了“突击检查”，其结果他满意，老百姓满意，我们大家也满意。因为我们不希望“无名氏”们的指责变成现实，老百姓真正富起来，毕竟是件好事。
牛群到安徽来做“官”（实际是做事），安徽是“包青天”的家乡。尽管是个小小的“七品”，他却干得有声有色。首先，他是清廉的，不在蒙城拿工资，却为蒙城招商引资。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牛群认为仅有自身的清廉（这一点许多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已经很难做到）是不够的，还应该拨云见日（比如带领群众富起来），让灿烂的阳光照在老百姓的身上，也照在老百姓的心上。老百姓欢迎也喜欢牛群这样的“官”，而他们口中最好的溢美之词也是莫过于“青天”两个字。
牛群的“青天”意识恰恰是表现在他在全心全意为蒙城人民办好事的时候，也想最大限度地让蒙城老百姓了解他，从而让全国人民都了解他。《南京晨报》记者一篇不切实际的报道，却忙得他团团转，按照常规，且不说是外省一家小报的记者，就是中央大报，地方官员也未必理你。牛群做到了“例外”，“孙廷海事件”不仅让乡党委、乡政府反复调查，自己深更半夜又跑去核查，他抓住这个新闻“由头”，把文章做得很足。他虽然是半夜出动，却也带着县电视台的记者，对他调查的全程进行了录像，而且做了公开报道。雷锋是做好事不留名，牛群做好事偏偏要“扬名”。雷锋是普通一兵，牛群是“七品县令”，牛群在很大程度上是蒙城的代名词，牛群所做的事，其他县长做了，未必算得了“新闻”，牛县长做了，大报小报都跟着“炒”。“炒”牛群就是炒蒙城，市场经济讲竞争，蒙城的知名度越大越利于竞争。扬名就是大白天下，这大白天下不正是“青天”意识是什么？！
牛县长为猪拍照
正因为牛群有“青天”意识，他才日夜操劳，为蒙城做了大量好事，其中值得老百姓永远称道的就有三大件：一是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发掘，倡导并负责筹建尉迟寺遗址博物馆；二是引来巨资建成了牛群中国商贸城；三是办了一所牛群特教学校，资助了一百多个残疾孩子。一件大喜事，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善事。这三件事有的前边提到了，有的后边还要写，每一件事都是对蒙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注定要写进蒙城历史的。
这使我想起了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据说，他在1085年10月间在山东登州当过五天太守。他一到登州就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解决了因盐事加重农民负担和在登州屯守水兵的两件大事，使得登州人民能安居乐业。虽然只是五天的太守，但苏轼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两大作为，令百姓敬仰，于是，当地的老百姓便在蓬莱阁建起了苏公祠。
牛群在文学上的建树无法和苏轼相比，但苏轼当时的知名度肯定无法和今天的牛群相比，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宣传媒体。一个是历史上的文学家，一个是当今的艺术家，在老百姓眼中，他们都是爱民的清官。苏公祠建在蓬莱阁，“牛公祠”建在蒙城人的心中！
牛群是艺术家，他把“真、善、美”从艺术舞台带到了政治舞台，难能可贵的“牛群现象”所表现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现实，必然永久地激荡在蒙城人民心中！
第二部分第六章·笑星有泪（1）
公元2001年4月12日。早晨。
鲜亮的太阳从涡河湾一跳就是几丈高，阳光洒在蒙城漆园宾馆的院子里，金灿灿的，明媚而又温馨。一只只小鸟在嫩绿的枝条上“唧唧”地亮着嗓子，仿佛在喊“牛群”、“牛群”。
牛群刚刚起床，他推开二○一房间南面的窗子，贪婪地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那张为亿万人所熟悉的脸膛上，立刻浮现出像阳光一样灿烂的笑容。
对于牛群来说，这是普普通通的一日。他走牛蒙城，出任挂职副县长已经一百零五天了。在过去的一百天里，他曾五上北京、四赴上海、一下海南和成都，他不是忙个人的事，也不是个人在忙，他随行都带着蒙城县政府代表团，所到之处，只有一个目的：招商！招商！招商！
为了让蒙城的牛经济尽快牛起来，牛知县像陀螺一样，飞快地转动着，转动着。7点半钟，房间电话铃响了，县委书记孙克杰亲自打来的：“牛哥，早饭吃了吗？”
牛群笑道：“哎呀，昨天忙到凌晨3点才睡，我刚起床，早饭还没顾上吃呢。”
孙书记用关心的口吻说道：“天天这么熬夜怎么能行！你抓紧时间吃早饭，8点钟我去接你，咱们一块下基层搞个调研。”
“好的，孙书记，我8 点钟准时在楼下等您。”牛群听说下去搞调研，显得很兴奋，放下电话，便忙着刷牙、洗脸，然后急匆匆地向餐厅走去……
8点差5分，孙克杰书记提前来到了漆园宾馆。
“牛哥早餐吃了吗？”孙书记一下车便关切地问。
牛群点了点头，反问道：“我们今天去哪儿？”
孙书记诡秘地笑了笑：“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接着他便岔开话题，“托牛哥的福，咱们黄牛大市场的牛价又长了！”
牛群舒心地笑了：“好事儿，咱们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牛市就应该牛起来，牛市不牛还叫牛市吗？！”
孙书记满面春风，显得很得意（他已经在2001年2月中旬当选为亳州市副市长，当时还兼着蒙城县委书记。在我写这部报告文学的时候，他已经死于车祸）。作为“牵牛”书记，孙克杰知道牛群的优势是什么，也知道怎么最大限度地发挥牛群的优势。下乡镇视察也好，去企业调研也好，孙书记总是拉着牛县长一块儿。他让几乎所有的局长和乡、镇长向牛县长汇报工作，并把所有重要文件都批转给牛县长阅处。每到一处，孙书记总是把牛县长推到前面，让他代表县里讲话。就连县、镇、村三级干部大会都让牛县长做动员。牛群才华横溢，激情恣肆，讲话诙谐生动，感染力强，每次作“报告”的效果都很好。说到底，牛群这个县长是个“品牌县长”，他既无人权，也无财权，有的就是知名度。孙书记用的也就是他的知名度。孙书记在干部大会上说：“我们不但要利用牛哥的品牌，还要吃牛肉，喝牛奶，扒牛皮，抽牛筋……”这位县委书记讲的不是笑话，而是实话，在蒙城人的眼里，牛群就是一头浑身是宝的“老黄牛”。
牛县长和孙书记正谈着，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过来，下车的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杨玉萍和县教育委员会主任荀凤鸣。
荀凤鸣主任高兴地握着牛群的手说：“今天上午劳驾牛县长到我们……”
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即被孙书记打断：“牛哥到了地方就知道了，这个包袱现在不能抖。”
牛群和几位领导一起上了那辆白色面包车。
孙书记拉着牛县长去调研的到底是个什么单位呢？这个包袱不让牛群“抖”，更不能让孙书记去“抖”，我们还是跟着那辆面包车去看一看吧，百闻不如一见！
哦！这是一所学校，一所特殊的学校——
学校竟然建在涡河大堤的内侧，距离河床虽然还有一段距离，显然也是违章建筑。当然，“违章”不独这一所学校，校园周围早已竖起了“水泥构筑的森林”。杂乱的居民楼和不知名的小厂都是后盖的，地基远比学校要高。如果说，这也是涡河“遗留”的一个“旋涡”的话，那么，这所学校就是“涡底”。
学校大门的两个水泥墩矗立在堤坡上，天长了，日久了，水泥已经成块脱落，露出残缺的旧砖来。紧挨水泥墩挂靠的钢筋大门已是锈迹斑斑，推动铁门立即发出拉锯般的声响。门堆上依稀可以看到“蒙城县聋哑学校”几个模糊字迹。
低洼的校园像时刻承受着周围建筑的无形挤压，令人感到沉闷而窒息。惟有敞开的校门，像张着嘴巴替那些不会说话的聋哑学生呼唤着什么！
这大概就是特殊学校的特殊形象吧！
学校为三合院格局，坐北朝南，背靠涡河，面临堤坝，取仰视位。后院到校门的地面步步升高，从校门向院内走一路下坡，非常顺畅。老天一变脸，哗啦啦的雨水从河堤上飞流而下，在校园里汇合，而后毫无顾忌地破门而入，直涌教室、宿舍之内。水往低处流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这所学校始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来叫“水上学校”（名副其实），是当时蒙城县水上运输公司职工的子弟学校。“水上人家”把孩子的学校建在“水上”，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1995年，因为安徽省教委普及九年制教育，每县必须开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在这硬指标的压力下，蒙城便把这所“水上学校”改为“蒙城县聋哑学校”。一个县就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却把它选在“水上”，这无论如何不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先天不足，后天不顾，残疾孩子的学校只好一副“残疾”相。
校院内靠东侧的建筑，是一排五间高不过两米五的平房：一色石棉瓦盖顶，烂砖铺地、砂灰抹墙。如果摘去房门处挂着的“办公室”、“总务科”几块标牌，在门口放上两捆破塑料、几个啤酒瓶，人们一定确信这里是个老资格的废品回收站。
校院西侧和北边最低洼处，分别是三层和二层水泥结构的黑灰色楼房。西边的教学楼楼上是教室，楼下是教室和食堂；校院后排的两层楼是学生宿舍。学校全部用房只有四十九间，加之活动场地，总共占地面积不到两千平方米。
学校的墙壁就是邻舍的院墙，打开宿舍和教室的窗户，外面就是人家的院子或巷子，学生们没有任何安全感，有些窗户被外面的高墙堵死，失去了最基本的通风条件。
更糟糕的是：遇上天下大雨，就屋漏小雨，有时天上的雨水停下来了，房顶的雨水还下个不停。由于地面凹陷，院子里的水都往屋内灌，室内积水最多时深达一尺还多。学生白天不能上课，夜间不能睡觉。地面水深，他们就挤到二层床架上，像池塘里蹲在残荷烂木上的蛤蟆。他们虽然一句话不说，也一句话不会说，但从不停发出的“啊、啊”声中，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每当雨水过后，看到孩子们到处寻找漂失的鞋子、衣服时，老师心中就有说不出的滋味。
由于长期水湿浸渍，地面和墙面已表皮脱落，砂灰裸露，像经久不愈的皮肤溃疡。
两栋楼房已经被城建部门分别定为一级危房和二级危房。学生宿舍楼那赖以支撑八间楼顶的七道牛腿梁，外伸的梁端全部断裂或断落，无一完整。从断落处可以看到梁内使用的不是钢筋，而是一撮撮芦苇秆或高粱秸。不知是谁用铁条或绳索、木棒将断裂处左扎右捆，试图补救，以求继续支撑着。
西面和北面的楼房，无论是牛腿梁或墙壁均出现大小、长短不同的裂痕，看来，这些楼房已不是暗藏杀机，而是明明白白地提醒人们，它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
风雨之夜，当聋哑孩子的父母看到寝室里水深及膝，看到孩子们蹲在二层床架上那凄惶的眼神，看到电火闪照中那断裂的牛腿梁，他们会作何感想？今天我们听说这些残疾孩子的学习处境，又会作何感想？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之心于子女也有差异吗？
同样的阳光普照，同样的春风沐浴，于之孕育的生命也有差别吗？
同样意义上的育才树人，所有健全孩子的学校为什么没有出现聋哑学校这样危机四伏的情况？
聋哑人生理上残疾了，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观念，能对他们健全的思维、人格、理想再去人为地制造残缺吗？
我们对残疾人的认识和对待残疾人的态度，能因他们的生理残疾而残缺吗？
对于这一切的形成与存在，社会、政府、家庭，观念都似乎是无意的，也似乎是无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聋哑学校的外伤，其实它还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内伤，内伤导致外伤，才经久难愈呵。外伤是那些断梁破壁，而内伤则是多方面的。
比如，这些年来，省、市、县领导多次前来检查，每次都肯定学校房屋是危房，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加以解决，却一直拿不出解决办法，只刮风不下雨呢。更有甚者，一些不负责任的领导，无视学校的困难和危险，竟表扬这个学校的师生有坚持办学，迎着困难上的创业精神！危房塌了，就是上百条人命呵，这大可比天之事，那些官僚不知是不愿想，还是不敢想。
后来，上面检查的人少了，学校反映的也少了。上面看了也白看，下面反映白反映，就拖一天算一天吧。这就出现了上上下下的“漠视”态度。“态度”来源于认识，认识来源于困难。困难、认识、态度形成不易打破的恶性循环。
第二部分第六章·笑星有泪（2）
到贫困学生家慰问
再如经费问题。按规定，聋哑学生每学期交各种费用总计五百元（学费、书本费、生活费、住宿费、洗澡费、理发费等）。学生自交费二百五十元，县财政补贴二百五十元，这样低额费用却被学生、财政两方面拖欠。近几年，财政拖欠补贴费及收取“调拨费”累计六万元，学生拖欠一点六万元。总拖欠学校八万多元。严重危房加上大额资金拖欠，使学校面临的困难雪上加霜，不仅学生最低生活费用不能保证，连最低的教学条件也难以维持了。
财政欠款的原因我们不说，让“财政”自己想去。而学生欠款原因主要是家庭困难。
一位女同学名叫黄松松，父母自生下这个哑女就不再和睦相处，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父亲忧郁外出，非但未能消除忧郁，反而惨遭车祸；母亲则远走他乡，另寻人家去了。家中撇下七十多岁老奶奶，开学伊始，老人把孙女往学校一送，分文不交便一走了之。黄松松爱学习，成绩好，品行佳，学校别无选择，只有收留她，而费用也别无办法地拖下去。
更为不幸的是王安乐、王安平、王洪安三兄弟和王省事、王乐、王佳茹三姊弟，他们全是聋哑人。对于这两个家庭各有三个聋哑孩子的父母来说，苦恼可想而知，失望不言而喻。学费也因之拖欠，甚至分文不交。对于孩子的不幸，社会无法解决，而学校却无法拒绝接收，但学校收留了一个这样的学生就是收留了一份困难。
种种因素导致了聋哑学校极为困难又极为尴尬的处境。而这种种困难和尴尬又由谁来解决呢？什么时间开始解决？什么时间能够解决？困难、失望，孩子们并不知道。一个叫郑树磊的学生，因家庭特困，退学外出打工，两年后，带着他一点一滴积蓄的工钱来交学费，要求重新上学。失望的学校，依然被孩子们当作心目中的理想和希望之地。在聋哑儿童心中，学校、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公平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财政拨款，什么是财政拖欠，应该不应该拖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偏见，什么叫漠视，或该不该存在偏见和漠视，他们根本没有了解过或观察过健全人学校，更没去过贵族学校，抑或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下雨天，房子里漏水或进水，墙面的脱皮与裂痕，牛腿梁的断裂与断落……一切都是作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