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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善视之，毋使因于隶卒。”既就道，使者每食，必先馈余，同逮者余喙。就逆旅，必问安否。既至京，揖余曰：“吾在江南，惟马公遇我独厚，问何以然？则子之急也。于今至矣，为我报公，子无伤也。”余告以未事时，与公实未谋面，闻者莫不嗟叹焉。
这是很动人的故事，他又写一位张丙厚：
张公丙厚，字尔载，号腹庵，甲戌进士，磁州人。壬申癸酉间，余至京师与相识，或间曰：“某甚轻君。”越数岁，相见于江南，始得自解说，而为交亦未深也。及余被逮，公适为刑部郎中，时上震怒，特命冢宰富公宁安，与司寇杂治。富廉直，威棱慑众，每决大议，同官噤不得发声。余始至，闭门会鞫，命毋纳诸司。公手牒称急事，叩门而入，问何急？曰：“急方某事耳！”遂抗言曰：“某良士，以名自累，非其罪也！公能为标白，海内瞻仰；即不能，感毋以刑讯。”因于案旁取饮，手执之，俯而饮余，长官暨同列，莫不变色易容，众日皆集于公，公言笑洒如。供状毕，狱隶前加锁，迫扼喉间，公厉声叱之，再三易，仍用狭者。时事方殷，长官曰：“俾退就阶墀，徐易之。”公曰：”下阶终不得易矣！”既易锁，亲送至狱门，谕禁卒曰：“某有罪，彼自当之。汝辈如以苛法相操者，吾必使汝身承其痛。”是狱朝士多牵连，虽亲故，畏避不敢通问。公为刑官之属，乃不自嫌，而讼言余冤，相护于公庭广众中，诸公自是乃服公之义也。
这又是很动人的故事。文章中又写一位宋梦蛟，在方苞受难中—直“易姓名尾余后”、一直偷偷在起解途中照顾他；又写一位杨三炯，这人冒充狱吏，混进牢里去探望方苞，并且一再留宿。“狱中地狭，自春徂秋，疫厉作，死者相望，秽气郁蒸，虽仆隶不可耐。而君旬日中必再三至，或淹留信宿，道古今，证以天道人食，慷慨相勖，虽余亦忽不知其身之危与地之恶也！”后来方苞发现在别人找他麻烦的时候，独有一位狱吏老是帮忙他。后来村听，原来这位狱吏是杨天炯“竭其资”买通来卧底的！
方苞在受难后写《狱中杂记》，写他受难时的种种见闻，又一一写出在他受难时帮他的许多奇人奇事，两百七十年后的我们读起来，深感今日黑牢固然依旧，但是黑牢中的那些光明却已不复长存。以古证今、迫昔忆往，真不禁令我们大感其慨矣！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十时写起，两点写成，共花四小时
经典排名战
中国学术的主流之一是“经”，它在四部分类——“经”、“史”、“子”、“集”——中独占魁首。研究“经”的专门学问就是所谓“经学”。
“经”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一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沿山而下，渐渐闹得有点四不像。因为最初的“经”，多是古代一些文字记录，可是后世的人因为尊古狂热，慢慢把“经”的范围扩大，有的以记为“经”，有的以群书为“经”，甚至有的以诸子为“经”，如《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明明是子书，可是偏偏被抬举为“经书”！又有的还以经解为“经”，如《十三经》中的《尔雅》，明明是经传的释词，可是硬梆梆地被列入为“经”！这些都是后话。在原始的“经”里，最基本的是《五经》。照汉朝班固《白虎通》中“五经”说法，“五经”是《易》（《易经》）《尚书》（《书经》）、《诗》（《诗经》）、《礼》（在汉朝时指《仪礼》，后来指《礼记》）、《春秋》（后来又和《左传》合并。）“五经”之外，又有“六经”就是加上《乐经》，今文家说“乐”本无经，古文家说有“乐经”，但是秦始皇焚书时给烧掉了。汉朝以后，“六经”也叫“六艺”。
“五经”也好，“六经”也罢，它们的排名次序，有着有趣的兴衰史，其中最令人侧目的，是《周经》，《易经》就是《周易》。
《周易》
《周易》是卜筮用的一本签文总集。（《左传》、《国语》里记占卜的事，都以根据《周易》来说明为主。）根据《周易》，我把卜的结果排比如下：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计算：说“吉”的爻一百二十一次；说“凶”的爻五十二次；说“旡咎”的爻八十五次；说“何咎”、“何其咎”、“匪咎”的爻四次；说“厉”的爻二十六；说“悔”的爻二次；说“有悔”的爻四次；说“悔亡”的爻十八次；说“无悔”的爻七次；说“亨”的爻三次。这些名堂；在在都显示了《周易》这部书的卜筮特色。古代人喜欢问卜，卜出来的结果就是“繇辞”或“爻辞”。这些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争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就可以援用累积的结果，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使，所以叫“易”；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累积的结果，就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周易》本文（就是“经”的部分）以外，后来冒出了“传”的部分。本来解释“经”的叫“传”的作用，本来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越帮越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传”就是《易传》，包括七篇，就是《彖传》、《象传》、《系辞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势传》、《杂卦传》。其中《彖传》、《象传》、《系辞传》各有两篇，汉朝以后，就把这十篇一起叫做“十翼”，就是十篇辅翼的意思。现就“十翼”来细说一下。
“十翼”包括：一、彖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彖辞”，就是断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彖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爻之象，爻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象，如“乾为马”），九、序卦传（解释六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牛头不对马嘴
“十翼”是谁作的？从汉朝到唐朝，大家都没有异议，都说是孔子作的。但是古文家说“十翼”全是孔子作的，今文家说有文王、周公的份儿。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提出像样的怀疑。欧阳修说：
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乘戾也。……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易童子问》卷三）
欧阳修仍是今文家的路数，所以仍相信孔子作《易》、相信“河图”、“洛书”的神话，不敢怀疑《彖传》、《象传》。因为孔子是作者之一，于是，“孔子传易”的说法，便在中国牢不可破，《易经》有孔子撑腰，在中国，就变成了影响力最显赫的一部文献，在中国思想上，上下通吃，以至于今天。
但是，“孔子传易”这种说法，一经仔细检查，就站不住了，因为《易经》中《彖传》、《象传》里头的意识形态，跟《沦语》里面的完全不一样，以对“天”的看法为例，《论语》中孔子的“天”是有“神性”的、有意志的、有情绪的：
子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夫子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雍也》）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子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罕》）
子曰：”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子曰：“噫！ 天丧予！天丧予！”（《先进》）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而《周易》中的“天”。却是没有“神性”的、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彖）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彖）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彖）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乾》文言）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系辞》二传）
论断孔子，当然要以《论语》为准，但是《周易》的《彖传》、《象传》出来，这样的孔子，就变成一个跟《论语》牛头不对马嘴的孔子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因很简单：《易经》中的孔子，是假造的。
孔子眼中的“易”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早喜易”、“读易，韦篇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段文字是很可疑的。因为整部《论语》中，根本没有这类喜“易”的记载；也没有读“易”读得次数太多，以至捆书的绳子都断过三次的记载，从《论语》中看孔子，一点也看不到他老先生如此对“易”着迷。古文《论语》中只有一段话：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这段话，陆德明《经典释文》解释得极明白：“鲁读‘易’为‘亦’，今从古。”从古以后《鲁论》的原文，该是
假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
可见孔子同“易”的关系，是后来附会出来的。
何况，所谓“六艺”之名， 是后起的，孔子时候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学科，但不叫“六艺”。这些学科，是贵族学的，甚至贵族也没机会学。《左传》记韩宣子到鲁国后，才看到《易象》与《鲁春秋》；季札到鲁国后，才看到各国“诗”与“乐”。《国语》记士麆教楚太子，课目表中就有“诗“、“礼”、“乐”、“春秋”。《左传》、《国语》中记当时人的许多谈话，也对这些学科多所引述。可见所渭“六艺”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是附会的。事实上，孔子只是一位教这些学科的教师，是把这些学科从贵族化普遍到平民化的一位功臣，孔子明明说自己是“述而不作”的，说“六艺”出自孔子之手，是不通的。
即使在“六艺”中，孔子讲的，也是“诗”、“书”、“礼”、“乐”，他对“易”却没什么。孔子以后的孟子，那样崇敬孔子，却没提到孔子对“易”有什么，而孟子一辈子，都不谈“易”。荀子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也不谈“易”。
若说孔子作“六艺”，跟他“晚年”喜读“易”对照起来，也是不通的。把自己“作”的，“晚年”学起来以求“无大过矣”，对自己“作”的如此处理、如此对待，能通吗？
所以“易”只不过是孔子时代的一门学科而已，并且在孔子眼中，是不能跟“诗”、“书”、“礼”、“乐”、“春秋”等量齐观的。
“易”的后来居上
“易”成为“六艺”，是一步一步挤入的。在《荀子》中，我们看到的，还只是“诗”、“书”、”礼”、“乐”、“春秋”五项，从五项变为六项，是《庄子》以后的事。《庄子》说：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下篇》）
到了汉朝董仲舒手里，“六艺”之名早巳形成。董仲舒说：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春秋繁露》）
“易”本来是卜筮手册，它本身本来很简单，有玄没有理，但喜“易”的人，意犹未足，硬要弄出玄理来，所以愈来就愈弄得不简单了。把“易”弄到玄理化，他们很自然的要找个大师依附，孔子就在这种需求下，被“易”攀上了亲。于是孔子变成了喜“易”者，“易”变成了“六艺”之一。
喜“易”者不但攀到了孔子，所有道统中人物，也大攀特攀。他们说“易”中的“经”和“传”，都出身圣人之手：演卦的是伏羲；重卦的是神农（或伏羲、或文王）；作“卦辞”、“爻辞”的是文王（或周公、或孔子）；作《彖传》、《象传》的是孔子。其实这都是造谣。因为这些说法的来源，都是战国、秦、汉之间的书，是不可信的。
造谣中最登峰造极的，是《系辞传》中说五帝先王“观象制器”的玄理系统，根据这种系统，五帝先王做的每一件事，都从“易”而来：伏羲做渔具，神农做农具，黄帝、尧、舜垂衣裳、做船、服牛乘马、盖房子、造棺材等等等等，无一不取自卦象，没有“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就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易”的重要，当然超出一切之上。这样看来，“易”不但是“六艺”之一，甚至是“六艺”的头头了。于是，在西汉后来，古文家起来，就把“易”提到“六经”之首了。
于是，《庄子》里的“六经”次序——“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朝，就变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了，班固说：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务，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汉书》艺文志）
就这样的“易”，由后起之秀变成了“为之原”的一切根本，在经典排名战中，摇身一变成为龙头老大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夜十二时半
孔融“父母于子无恩论”申义
二到三世纪的孔融（一五三——二○八），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才”，十岁时就登门见李膺，《后汉书》写这段故事，说：
融幼有导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仰融口：“然，先君孔于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辑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做主，收留了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们母亲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门争死”，侠义感人。后来皇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在旦夕，但是他“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跟曹操不合。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于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年五十六岁。《后汉书》记这一惨剧始末如下：
曹操既积嫌忌，而郗虑复构成其罪，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见王室不静，而招合徒众，欲规不轨，云‘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与孙权使语，谤讪朝廷。又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又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