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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
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那年我二十岁，二十岁的女孩儿，有着怎样一种寻觅知己、倾吐心声的渴望！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半年以后，受朋友牵连我身陷囹圄，我们的交往被迫中断了两年。
一九七七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又一次敲响了他的房门。还是那张铁床，还是那盏台灯，还是那真而纯的目光，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清晰地感觉到了时间给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他不相信生病住院的解释是我突然失踪的理由，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发生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接受现实。
从那以后，我们的交往多起来。我知道他放弃了英文，开始写作。我想，他之所以选择写作，并非因为这条道路更加轻松，而是由于命运的坎坷使他备感人生的忧郁和孤独。人在快乐的时候，往往愿意同别人接近，同亲人们以至路人分享自己的快乐。人在忧伤的时候，也需要与人交流，只不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式，陌生的耳朵是无法懂得忧伤者的语言的。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总带有一丝伤感的情调。这种伤感，不是那种使人落泪的伤感，而是令人无可逃避、无可奈何的伤感。一九七九年，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刊物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爱情的命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印成铅字。过了没多久，他写了又一个短篇《兄弟》。当时，我和一些朋友正在编辑文学刊物《今天》，他看了以后很感兴趣，也很钦佩那些在《今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我准备把《兄弟》拿到《今天》去发表时，他似乎并不那么自信，结果却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很快《花城》便转载，并引起了极大的注意。他创作初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没有太阳的角落》最初也发表在《今天》，《青年文学》杂志转载时，将题目改为《就是这个角落》。
十几年过去了，他从一个街道厂的临时工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然而在我们彼此的心目中，仍然是普通的、又是不可缺少的朋友。他把爱和理解带进我的生活，他帮助我摆脱了许多烦恼和怨恨，他帮助我希望、热爱、生活。他知道，我需要；我也给他同样的回报，我知道，他也需要。在经历了够多的人生的悲欢之后，我们越来越感到，这是多么难得，因而又是多么珍贵。许多次，我梦见他像健康人那样迎面走来，高大、健壮……是的，我多么希望他能重新站起来，行走、奔跑……但梦醒之后，我又想，如果他不病，我们便不可能相识，在这匆忙而又短暂的人生中，我将失去这份珍贵的友情。不，不仅仅是自私，我是想说，也许上帝终归是公正的，把他放在火上烤，同时也使他有了涅的可能。他没有腿，但他会比许多健全的却是平庸的人走得远，他经历了常人经历过的一切，还遭遇着常人不可能遭遇、甚至无法想象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失去双腿，确实是命运对他的恩宠。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住在前永康胡同一个大杂院的最里边，从院门到屋门，手摇车得走过小几十米坑洼不平的土路，他的小屋只有六七平米，屋里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最初是奶奶照顾他。看过《奶奶的星星》那篇小说的人都可以想象，他的瘫痪对于奶奶和奶奶的死对于他意味着什么。当时，他父亲下放到云南的林学院还没迁回北京，妈妈只好请了事假照顾他。在我的记忆里，她显得非常年轻，戴一副白边眼镜，不像我们许多同学的妈妈已经是老太太了。现在挂在他书柜上的一块白底深蓝色图案的花布是他当年的窗帘，那块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近乎于寒碜的小屋里，惟有那块优雅而又朴素的花布，流露出母亲的趣味和素养。看见这块布，我便想起那位文静的中年知识妇女的形象。她病得突然，死得更突然。那篇每每使我泪下的散文《秋天的怀念》，没有写在妈妈病危的日子里，他怎样摇着车到药店和一个又一个熟人的家里去寻找可能使人起死回生的“牛黄安宫丸”。一位四十九岁的母亲，能够承受为儿子治病欠下的几千元债务的重负，能够承受后半生服侍一个病人的磨难，却怎么也承受不了生龙活虎的儿子失去双腿的打击。她走了，留下残废的他和十三岁的妹妹。由于生活拮据，他不得不摇着车到街道工厂去上班，日复一日地在鸭蛋上画仕女，每月挣十几元钱贴补家用。大约有两年，他每星期奔波于民政局、知青办、房管局，终于得到了政策明文规定的伤残补贴和面积增加了一倍的房子。一九七九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一九八六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提起这样的境遇，人们往往会想到忧郁、凄凉、孤独这些字眼，想到一个夹着纸烟，闷闷不乐、敏感而又古怪的形象。但是，这种形象不属于他，他代表的是无论怎样冷酷的境遇都具有的积极的一面。只要见过他笑的人，就绝不会认为我的话有丝毫的夸张——他笑起来十分热情，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像是对某个恶作剧彼此心照不宣似的——你绝不可能在他那个年龄的其他作家的脸上看到那么单纯而又灿烂的笑。
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描绘一个尽善尽美的形象，就如同对他的作品——我爱他的作品，但我说不清楚，是他作品本身的魅力呢？还是因为它们生动地反映了他写作时的心境和生活？我没法退回到一个对他一无所知的读者的地位，把那些作品仅仅看成是一篇小说；同样，我也无法像一个崇拜者那样，把他仅仅看成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或一个身残志坚的英雄，我所能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史铁生，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的、在北京一个大杂院中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里活动着的史铁生。
如果说他有什么特别的话，最突出的要算是嘴馋并且胃口好。他爱吃肉，又正好属虎，所以朋友们都叫他“食肉动物”。他喜欢所有好的和好吃的东西，对文学的迷恋都远不如对吃的迷恋更甚。患尿毒症住院，高烧连日不退，大有活不下去的危险，他躺在病床上，想的全是吃，把生平能想到的东西像过电影似的过了一遍，可惜筛选出最想吃的是猪蹄。好在，他并不特别挑剔，对于那些杂七杂八的红白下水、蹄子、脑子，不管是猪的、牛的、羊的总是一视同仁。有的人馋，但苦于吃不下，他可总是来者不拒。煮好的茶鸡蛋放在桌上，他一会儿吃一个，压抑了又压抑，还是能连续吃六个而不觉得满足；买来的豆腐丝，还没等做成菜，他就一撮一撮全抓着吃了。无奈，怕他吃坏了，他父亲只好像防猫或防老鼠一样把吃的东西紧着收起来。在他的嗜好中，尤以北京风味小吃为甚。因为地坛庙会有小吃，开张第一天我们就去了，吃了爆肚、炒肝、茶汤、豌豆黄还不算，又买了灌肠、白水羊头带回家接着吃，边吃还边给来做客的法国朋友讲各样小吃的来历和吃法。他常给我这个不正宗的北京人讲街头挑担、夜晚叫卖的旧景，还每每感叹北京小吃的今不如昔。当然，如果你问他烤鸭或炒肝哪个更好吃，他肯定会说是前者，但是他总也脱不掉“土”劲儿。如果让他选择，他宁愿每天吃炒肝而不愿每天吃烤鸭。看到他托着碗吃炒肝时的那个香劲儿，那种有滋有味的模样，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个精于品味北京小吃的美食家的形象。
谈这些似乎不太雅，但这确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就像他作为一个孝子要为父亲操持生日家宴，作为一个兄长要为妹妹准备结婚的陪嫁一样。他接受他所看到的现实世界，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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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史铁生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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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得病的那几年，有人嘲笑他的腿，他说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和那些人同归于尽；现在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有的不再是恨，而是怜悯。一次，我们骑车推着他的轮椅去紫竹院公园，路上一个警察硬说我们是扶肩并行，要扣我们的自行车，还要让我们去派出所罚款。他怎么容忍得了这种欺侮！便和警察吵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气愤得直发抖，大有要拼命的意思。几年之后，他看到一个警察训斥一位骑车带孩子的妇女，等耀武扬威的警察罚了对方钱把妇女打发走了以后，他把车摇过去，心平气和地对警察说：如果你自己的妻子每天必须要带着你的孩子送幼儿园的话，你又会怎么想？大家活着都不容易，应该心怀善意。
他变了，变得平和了，变得洒脱了，变得宽容了。丁玲曾经邀请他和几个青年作家到家里座谈，由于对名人的敬，也由于对名人的畏，他拒绝了。后来，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同志又一次去邀请，他才答应去。过了没多久，丁玲去世了，他用一张白纸写了挽词来表示自己对这位文坛前辈的悼念。他对我说：年龄可以是一堵墙，但墙可以有门和窗。一个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只要是真诚的，是自己的，她（他）的死都是一座纪念碑。
以前，有人为什么事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竭力用自己的观点去说服别人。比如对爱情的看法。他认为爱情的标准应该是或者一百分，或者零分，对于除此以外的其他恋爱观念他总是很不以为然。现在，他的思想方法改变了，他认为任何观念都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重要的是要符合双方的意志，强加是最最错误的。所以现在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引导别人弄清楚双方的意愿。似乎这很现代，可他自己却仍然传统。强烈的怀旧情绪、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很难使人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小学校的一棵白杨树，一个扎着翘翘辫总是和他争第一的小姑娘，使童年的回忆罩上了一圈儿玫瑰色的光环。为此，他常常摇着车到他母校的门口去转转；吹糖人的小贩使他对奶奶的怀念变得那么真切、那么温暖。为此，他追上去买两个，像是完成了一个宿愿；除夕夜，从“小板凳、摆一排”唱到“让我们荡起双桨”，从《三套车》唱到《走西口》，唱出了他三十多年歪歪斜斜的脚印和颠簸的车辙……在这往昔的回味中，他舔干净自己的伤口，丢下了许多委屈和怨恨，但却不曾忘记如何去同情、如何去爱。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日，一清早他就到了我家，神情显得特别沉重，他只说了两个字“噩耗”，然后拿出刚刚收到的西藏青年女作家龚巧明遇难身亡的讣告。我们都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长时间的沉默。他说：“错了，全错了！死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她！”龚巧明是我有生以来最尊敬的女性，一九七九年我们认识时，她还是四川大学的学生，已经有了个五岁的女儿。她的小说《思念你，桦林》表现了一位女性作家的细腻、柔美，就像她的人一样，晶莹、洁白、高贵，她执着追求的人生哲学深深地影响着我，她待人热情、善良、真诚的态度极大地改变了我。时至今日，我仍然感到，如果我在生活中忽略了这些影响，我将无颜面对亡友的在天之灵。也许，这就是人之所以需要朋友的真正意义吧？巧明和铁生认识是在她去了西藏以后，她送给他一把漂亮的藏刀，现在还端放在他的书柜里。就在那年初春，她来北京出差，还请郑义、铁生、我和我爱人在东兴楼吃饭，半年以后，却无端地死于车祸。据她的姐姐说，她的遗体葬在拉萨的公墓，她上小学的女儿小妮子在葬礼上焚烧了一封长长的信……现在，当我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她仍然穿着那件橘红色的滑雪衫，站在西藏晶莹的雪地里，高原的太阳照着她，她微笑着通过山口向人们走来……我没想到，巧明的死会如此震撼铁生，他和我们一起，摇到团结湖通知北岛，又摇到戏剧学院通知万之。他嘱咐我，一定要尽快发一封唁电，嘱咐我一定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郑万隆和李陀。一直到分手他仍然一遍又一遍地说：“她有爱人有女儿，死的不应该是她，而应该是我。”我相信，不是他要这样说，而是他想不到可以不这样说。如果他的死能使巧明起死回生的话，他是绝不会犹豫的。
如果你不光是读过他的作品，不光是仅仅见过他一面，而是同他交谈、交往，那么他给你留下的这些交叉、矛盾、模糊的印象，就会被他具有的吸引力糅合在一起。不只是他的喜怒哀乐，就连他不管春夏秋冬总是喝凉开水的习惯，都是他个性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假象。
小伙子们到他那儿谈球赛、谈长跑；姑娘们到他那儿去谈失恋的痛苦、谈对爱情的渴望；母校清华附中的女生去向他讨教人生、北京四中的男生去向他学习写作；老同学生了孩子让他给取名字、年轻朋友找了对象请他给当参谋；王安忆给他寄来了手织毛衣；内蒙皮鞋厂为他特制了棉靴……
是怕他孤独吗？是。也不是。更多的时候是感到孤独的时候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聊聊。这些年，每当我有什么烦恼时，已经习惯于先去找他一吐为快。并不是他能提供解除烦恼的妙方，而是你不用为自己的软弱或尴尬的处境而难为情，他绝不因自己的不幸而蔑视别人的不幸。他给予别人的，不是枯燥的说教，说几句迎合口味的话更不是他所擅长的，他给予的——至少，给予我的，总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对人生的苦苦思索。这是他能够写，而且写得好的依据。然而，他不像许多人那样，把自己的发现埋在心里，不告诉别人，生怕别人“偷”去。情感——欢乐也好，痛苦也罢，是任何旁人所无法取代的，分享或分担都极其有限，充其量是到他那里去说、去哭、去笑。这就够了。我们常说，人生充满爱，然而当我们扪心自问，你有多少时候、给过别人多少爱的时候，你才会懂得，能够耐心地倾听，陪着你哭陪着你笑的朋友具有怎样的意义。
也许有人认为，他活着，而且快乐，是因为写作，因为写作的成功。我认为这话只对了一半。的确，他一直在写，用心血而不是用墨水在写。他希望自己写得尽量好，但并不奢求百发百中。在他看来，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允许发而不中的，否则就成了神枪手而不是艺术家。事实上，有些作品，他自己和读者都并非满意。他写作的速度很慢，一个短篇有时得写几个月，一个句子不满意，他能翻来覆去修改一天，写了上万字的稿子，只要不满意，撕了他也不觉得可惜。他坐在轮椅上、躺在床上欣赏聚在他周围的人的怪癖，观察人们情绪的起落，从别人无意识的谈话中搜集素材，他的许多构思都是想了几年而不是听任一时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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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史铁生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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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看到过一个知名作家面对崇拜者，尤其是面对真诚的赞扬，会显得那么不知所措；也从未听说过一个在文坛上被承认的青年面对新闻界会显得那么踌躇不安。一九八五年初，《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奖，全国数十家报刊、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蜂拥到他家，把他“围困”起来。他是又怕、又烦、又愁。我们在一起商量“突围”的办法。我建议他白天到朋友家去躲躲，但都因为房门太窄手摇车进不去、房间太小轮椅转不了弯儿、或楼梯太高上下不方便而告吹。无奈，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他只好全副武装，到地坛公园去“逃难”。好像是故意捉弄他，他躲了，倒没有一个人来访，他一在家，来访者又连续不断。在那段时间里，我甚至都恨起了我的同行。
他院子的门上贴着“敬告来宾”的字条，内容大意是：史铁生愿与各界新老朋友交往，但精力有限，不按规定时间来访者，恕不开门。他的房门上贴着“来客须知”的字条，内容是这样的：“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有一段时间，他的轮椅上、写字台上、书柜上贴满了这类字条。
这是一个知名者的故作姿态、故弄玄虚、以奇取胜吗？其实，他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