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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的李南常常出手阔绰。一九九六年，她把自己仅有的钱全部借给了一个朋友，那人随后出了国，眼看她的全部家底要打水漂了，朋友们都替她打抱不平，她自己倒是不慌不忙。我去美国时，发誓非替她把那钱要回来不可。那次居然让我得逞了，我带回了美元，还带回了一个让大家笑翻了的故事。可气的是，还没等我们脸上的笑容退去，本可以用来治牙的美元早进了别人的账户。更可气的是，当你一脸严肃地责怪她太轻率时，她会像孩子似的给你一个鬼脸，或者瞪着大眼睛来一个无辜状，干脆不做任何解释。她帮朋友，找了麻烦朋友再帮她。李南就是这么闹。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如果评论一个人“很实际”，谁都认为那带有贬意，等于是批评你太俗，太势利，太急功近利。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世上有个著名的海德格尔，更不知道海德格尔有“人，诗意地栖居”这样一句经典，但那时的我们的确比现在活得更有诗意。我们心安理得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穿四块钱一件的衬衫买两毛钱一斤的青菜，却总是无忧无虑。那时的李南没有一点儿烟火气，我们也透着清高；那时的李南不讲究衣装打扮，我们也一样不习惯逛商店；那时的李南不在乎职业收入，我们也羞于谈论金钱。所以，那时的李南在人堆儿里并不扎眼。
不知不觉间，“很实际”的评价，已经从贬意上升为中性，而“诗意地栖居”成了小资生活的装饰。我们中的不少人习惯了花几百元吃一餐有名堂的饭买一件上档次的衣服染一次花白了的头发甚至洗一次脚，却开始为生计担忧。那时，文人中有为女人大打出手的，却少有人为争名利而闹翻。如今则刚好相反，分分合合倒不会再有大的波澜，反目成仇却大多与名利扯不清楚。所以，现在的李南像是出土文物，在人堆儿里变得越来越突兀了。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舒服。比如我，看她穿着我二十年前穿过的衣服，我不好意思说出我新买的衣服花了多少钱，与消费水平几乎等于零的苦行尼相比，不管多么节俭都是奢侈。我可以拉她跟我去干任何事，就是从不拉她去商场买东西，虽然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受刺激。我总想说服她稍微跟一跟潮流，只要她愿意，别说是我的衣柜，连我的钱包对她都是敞开的。我更愿意在她面前诉苦，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开销多么大，挣钱又多么不容易，好像这样更能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也更能博得她对我的理解，维持她对我的尊重。看起来什么都比李南好的我，在她面前却显得那么没有自信。
李南突兀得有时候让人不安。她从不怕与陌生人打交道，不管你是如雷贯耳还是名不见经传，在她眼里都一视同仁，可是往往却难为了对方。她既不像下岗女工可怜兮兮，又不像知识分子满口道德文章，既不像精英分子慷慨激昂，又不像白领女性潇洒时尚。在这个社会，连另类都成了准主流，该把李南这么个色的人归到哪一类，实在是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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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的存在让我不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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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是上过天堂入过地狱的人，看破了红尘却从不消沉。她走路总是高昂着头，目光明亮，身板也挺拔。她既不维着有名有钱的人，也不刻意躲着有名有钱的人，更不用为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犯踌躇，那份坦然和从容是绝对装不出来的，没有底蕴学也是学不来的。没有工作的李南整天都很忙，像一个救火队员被呼来唤去，一会儿帮别人带孩子，一会儿义务帮助搞环保展览，一会儿跑到北京郊区为别人看房子，一会儿又为捐助活动做义工。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年代，遇到张不开嘴求人帮忙的事，只能去找李南。她还在遇难的人周围忙来忙去，自己却不立言，不标榜。你问她在忙什么，“我玩儿呀，玩儿得可开心了！”不经意间，自己先就颠覆了道德优越感。
这几年她反反复复把一个插队时的故事写了好几遍，故事的主角是个女知青，因为左调唱得高而在知青中不得人心，李南虽然和她是同屋，但绝不原谅她总以一贯正确的面貌打压别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正统的女知青在众目睽睽之下隐瞒了十个月的身孕，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晨生下了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女婴，女知青自己在结了冰的房子里剪断了胎儿的脐带，用报纸擦干净血迹，并试图把婴儿冻死。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李南早就给我讲过，但文章中李南把更多的笔墨用在了对自我的反省。三十年后，李南质问自己：是什么力量使得政治上的正确压倒了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们在生活的污泥浊水中自我消耗的时候，李南也没闲着，她在心灵的荆棘中自我救赎。
长久以来，李南的存在让我困惑。是她落伍了，还是我们随波逐流？什么才是完满的生活？物质与精神，是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还是非此即彼？
身边很多下海经商的人都曾信誓旦旦地发过誓，只要挣够了活命钱一定金盆洗手。记得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目标是挣两万元，有这样的目标，在当年应该算是个大野心家了。当年两万元的银行年利息是二千元左右，那时我的年薪才不到七百元。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有了这样一笔钱后的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遗憾的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野心早已经实现，但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却并没有到来。挣了钱的与没挣钱的，挣了小钱的与挣了大钱的，都没有挣脱被物欲驱赶的命运。撇开那些利欲熏心的不说，只说那些怀着“用钱买自由”的美梦的人吧，不只在商场上历尽艰辛，在精神上也同样是伤痕累累。富并痛苦着的人越来越多，富并快乐着的并不多见。于是，一些人膨胀了物欲而收缩了精神，不是原本不聪明，而是非要由聪明变糊涂；另一些人热衷于推理、辩证，试图在安贫乐道与追名逐利之间寻找平衡。
泛泛地说，人人都对“极端”持否定态度，“妥协”作为一种处世态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似乎不懂妥协就不是现代人了。“底线”这个词使用频率也颇高。其实底线也是分高低的，不同的人会设置不同的底线。不杀人是底线，不害人是底线，不说谎是底线，说真话也是底线。如果没有界定，就等于没有底线。同样，自由也有不同的质量，钱可以买到时间的自由、享受的自由、堕落的自由，却难以买到心灵的自由。所以，有些人为渡出苦海，煞有介事地吃斋念佛，但是仍然静不下来，放不下来。这与真诚无关，或许也与信念无关，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即使从生理上来说，退也比进要难许多。就像吸毒，底线不是吸多吸少，而是连沾都不能沾。
李南一开始就看穿了禅机，不用身体力行，就看清楚了追求物欲无止境，她用不着“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就一步到位地达到了“看山还是山”的境界。她原地不动，而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集体绕了一大圈儿却又回到了原地。这时我们才发现，不入套的，惟有李南！她说勤奋就勤奋，说偷懒就偷懒，想忙就忙，想闲就闲，快乐得让人嫉妒。李南的超脱与其说是悟性，不如说是天分，与其说靠修炼，不如说靠直觉。难怪她像个巫师，看着我们忙我们累我们愤怒我们焦虑，只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笑。
李南是自成一体的，不可以与什么人比较，也不需要与什么人比较。很难想象，身为主妇的李南怎样操持日常生活？身为母亲的李南怎样教育子女？我是尘世中人，对于这样的人只有景慕，没法步她的后尘。对于几种类型化的人，我也许能了解更深，描述得更清晰，对于李南，我却不能。所以我实在无法回答，如今无牵无挂的男人女人大有人在，为什么如此超脱的只有李南一个？
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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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世界的旅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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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刚过，田晓青打来电话，告诉我刘羽因为肺癌住在复兴医院。这消息让我半天没反应过来。我说，不会吧，去年年底他还好好的，说好回波兰把餐馆卖了就回来，回来就再也不走了。那时我正在装修新买的房子，我们约好，有了大房子把老朋友都叫上好好聚。晓青说，是真的。六月在波兰查出肺癌，当即就做了手术，八月回到北京开始化疗，其实那时肿瘤已经转移到了腹部。刘羽是要强的人，他不愿意在医院病恹恹地见朋友，或者说，他不相信自己会从此爬不起来。十月，检查出肿瘤转移到了脑部，他意识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意识，再不与朋友们见个面可能真的晚了。
我到病房时，护士正在和刘羽讨论一种止疼药的药效，那是一种进口的贴剂，每贴八十元，据说二十四小时内有效。护士认为刘羽虽是自费病人，但他从国外回来，一定用得起进口药。后来听他家里人说，在医院每天的费用超过五千元。记得刘羽说过，他的目标是攒够十万美元就彻底回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攒够了那个数，即使真的够了，也仅够他花几个月。十几年的积蓄最后都扔给医院，真是为刘羽喊冤。
我给他带去了白色的百合花，找来饮料瓶插上放在他的床头，而且从始至终握着他的手。我不在乎病友们狐疑的目光，我握着刘羽的手，希望一只健康的手一只女人的手能传递给他一点儿温热。因为瘦得脱了形的刘羽让我想起丈夫临终前的样子。那时候我常常这样握着他的手，我知道他需要，不仅因为我是他的妻子，更因为他肉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刘羽说，振开的妈妈来看过他，还给他带了些钱，振开也从美国打了许多次电话，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北京见面。我知道振开对他很重要，这么多年来，不管他多么失意与落魄，振开始终和他走得很近，况且，振开还有“北岛”这样一个著名的笔名，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我不知道振开对此有什么感受，但如果我是振开，会很情愿让刘羽这样的朋友享用一下自己的名字。人活着谁没一点儿虚荣？活在俗世里怎能没有一点儿世俗？
说实话，我愿意把更多的宽容给予刘羽，不是因为人之已死其言也善，实在是因为刘羽一生追求的太多得到的却太少。
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但他肯定比老三届年长，“文革”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厂里做工。他家住在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宿舍。那是一个著名的院子，院子里住着许多著名的人，而他的父亲只是一个工人。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都是在那种著名的院子里长大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还出生在一个个著名的家庭。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好处是见多识广，可以让你生出美好的向往，但同时也会让你经受残酷的失落。比如，老一辈摄影家钱江是他家的邻居，钱江的儿子钱涛涛与他同龄，在那个年代，钱涛涛开始玩摄影。那是一个被说成是撕票子的爱好，刘羽当然没有那个条件。他一生中惟有一次与摄影沾边，就是八十年代与香港中新社到西藏去拍纪录片，他请了假和摄制组一起进藏，担任的职务是场记。让人心酸的是，刘羽临死前念叨说，他一辈子就想有一架好相机。对于少年刘羽来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向往，也是一个太奢侈的向往，它像一粒种子撒在心里，他用一辈子浇灌它，但却无法预料它开出的是罂粟还是玫瑰。
刘羽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居然赢得了院子里书香门弟名门之后的尊敬，他性格谦和，为人厚道，勤奋进取。他读了许多书，据说专攻文学理论。大家给他取外号“刘公”，有少年老成之意。操持遗体告别会的，正是当年院子里的发小，如今有的是名校的教授，有的是公司的老板。
刘羽是北京地下文学圈子里资格最老的人。七十年代初他就与芒克、彭刚相识，这两位结义的北京最早的先锋派，已经是地下文学历史的正本，而对于这段历史刘羽无疑是见证人。当年大家戏称他是先锋派的联络副官，芒克与北岛相识也是通过刘羽的介绍。在《瞧，这些人》一书中，芒克专章写到北岛，写到彭刚，却几乎没有提到刘羽。只有一处，在写陈凯歌的那一篇里，芒克写道：“至于什么……刘羽……等人物，在我的记忆里就太遥远了。”的确，刘羽实在没有值得书写的历史，没有诗，没有画，没有小说，没有电影，他的名字很少见诸于报刊和荧屏，被忘记是很自然的。刘羽死后不久，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我告诉芒克：“刘羽死了。”他说：“是吗。”他再无话，我也再无话。
刘羽在北京先锋派文学青年里游走，却没能成为先锋派人物，还一不小心陷入了政治的泥潭。一九七三年，他在工厂无意间说到毛泽东，“人都会犯错误，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犯错误。”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式逻辑推理，就如同说“人都会死，毛主席也是人，毛主席也会死”一样，说的是最简单的常识，或说是最精辟的真理，大约都不会错。可是，在当年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不知道刘羽那时是真的看出了什么，还是想卖弄一下他懂点儿逻辑学，总之，他为此进了监狱，一蹲就是三年。也巧，竟与聂绀弩关在了一起。从章诒和的文章得知，聂绀弩当年关押在山西临汾，我不清楚刘羽当年案情的具体细节，也许是判了刑，否则何以就关在了山西。
聂绀弩是诗文俱佳的作家，又是一个有血性的老人，胡风集团、反右、“文革”每次运动都没把他落下。所以不管是就他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人格风骨，在文化界都算是说得上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因为与聂老的交往，刘羽又进入了文化老人的圈子。我认识他时，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嘴边尽说出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让我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了八十年代，和他一块玩儿了十几年的北岛、芒克这样一群另类的边缘人物，像是商量好了似的，没跟他打招呼就冒将出来。与他一样在北影宿舍长大的陈凯歌、田壮壮、钟阿城们也在一夜之间突然崛起，而且一个个都身怀绝技、身手不凡，着实填补了浩劫之后中国文化界的真空。刘羽身边像是流星环绕，一些由远而近，另一些由近而远。流星的光晕笼罩着他，他始终想飞，却停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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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世界的旅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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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重病病房）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一九九○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创办《今天》的所有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不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