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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安排在身边，就是把七大姑八大姨的十亲九故安排在单位，以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党的事业变成为自己承包的家天下。
这些，宿得盛有权力这样干而没这样干。
他任某市市委副书记时，四叔从家乡来，让他把全家的户口迁到这个市的郊区农村。“得盛啊，只要是在你这里，什么地方都行，来以后保证不给你添麻烦。”四叔这个要求并不高，从农村到农村，并不是农转非，也不算违犯什么党纪国法。可是，他还是没有满足四叔的这个要求。
去年见面时，我问他：“你的这些亲属现在怎么说你呀？”他颇有感悟：“咳，现在好了，看到报纸上和电视里说，这个贪官被‘双规’，那个贪官被判刑，有的是子女牵连的，有的是亲属牵连的，他们都不像原来那么说我了，都说我有正事儿。我要那样做了，他们不也跟着受牵连，跟着痛苦？从这一点上说，我不是造福吗？幸福，不仅仅表现在对物质的享受上，还有精神的需求，不是一时一事的满足，应该是长远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有一次，我问他，你老兄以坦荡为快乐，而坦荡的基础是清廉。有些官员受贿不也是没有被揭出来吗？这些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你干嘛那样苦了自己？
“这话不对，我苦什么呢？我乐呵呀！”他笑着反驳，“那些人没有被揭出来，良心安宁吗？他们才苦呢！话又说回来，时机没到，一旦揭露出来，情形怎么样，大家都会知道是什么下场。”
说到这儿，他给我讲了一个典故。
东汉人杨震是一个颇得称赞的清官。从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得知杨震到来，便带金10斤悄悄去拜访。杨震拒绝了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之知者。”杨震立刻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王密羞愧难当，带礼狼狈而回。
“不是没有人给我送钱。”宿得盛说，“一到这时，我的良心就隐隐作痛，真不好受。一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尚能如此，我们还是共产党呢，口口声声讲‘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接了钱，心里能好受吗？我不能折磨自己。”
他不畏官，不为钱，敢求真，干实事，多年来多项工作都在省里和中央挂了号。他说，人生不是为了纵欲和享受，而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你总说我是个快乐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快乐吗？”他举起酒杯，“我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心里没有阴影，我怎么会不快乐？就连喝起酒来，心里都那么舒坦！”
我们举杯一饮而尽，感觉酣畅淋漓。
第五部分第26节 简单的几百块
在我采访的人物中，有些人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没有权势和地位，没有金钱和学识，他们有的只是力气和善良，这构成了他们的一种期望和快乐。他们总在期盼明天、明年、将来。
在江西庐山脚下的红土地上，我认识了一个与我同龄的农民。那是个秋天，他刚从田地里背着一大捆柴禾回来，古铜色的脸上浸满了汗水，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衫。江西老区的贫困，没有使这个老俵忧愁成疾。健康的肤色，快乐的神情，似乎他是天底下最幸福快乐、最富有的人。他放下柴禾，喜气洋洋地大步跨进堂屋，操起一个大水杯，从水缸中舀出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我说，老乡你慢点喝，这样会肚子疼的。他说，不会，这样晚上才睡得更甜哩！
他爱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对我说，他什么病都没有，没有愁事儿，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其实，我们家还有二万多块钱的外债。他总说明年就好了，丰收了，几年就还上了，愁什么？愁顶什么用？可我们都盼多少年了，多少个明年都这样，丰收了，也剩不下几个钱。可是还得过日子呀！
为了还债，农闲时节，他就到南昌城里做农民工，在一个建筑工地用三轮车推运水泥。每天要干10个小时，晚上在工棚中他倒下就呼呼睡着，一饭一菜吃得香，快乐着呢！可到了年终结账，老板没给工钱，只打了个欠条。春节前，他去讨工钱，一连跑了一个星期，早出晚归，饿了买碗面条，累了，依在工棚旁便睡。给工钱那天，他乐得又蹦又跳，用一个大纸口袋装着钱乐融融地回到家里。那天，他还买了一瓶啤酒喝。
我们是忙，是累，可是不觉得苦。只要一家人能快快乐乐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过几年就好啦。他轻松地说。
在大连这个物价颇高、工资较低、竞争激烈的海滨城市里，我认识一个从黑龙江某农场来的农民。他在这里做小本生意，买卖海鲜产品。每天凌晨天刚亮，夫妻俩就爬起来到铁路北边的大菜市场或海边去拉货，再乘车到南石道街的自家摊点卖货，每天也赚不了几个钱，还要供两个女儿上学。
生活是清苦的。冬天的寒冷，夏天的海鲜腥味儿，他们都不在乎，只是勤奋地劳作着，目的是盼着两个孩子能考上大学，将来不再做他们父母的营生，有一个好工作，有一份清闲。
他们盼星星，盼月亮，一天一天地盼着，一年一年地盼着，到大连已经10年了，还没攒下几个钱，但也不愁什么。他们说，都这样，发不了大财，年吃年用，只图个乐呵就行了。盼到多久是个头啊？孩子大了再说吧。
一天清晨，夫妻俩一块去海边上海蛎子，身上带着二百多元钱，在路上被小偷给偷去了，不仅海蛎子上不成了，回去的车票钱都没有了。夫妻俩步行10来里路走回摊点。
中午，他们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似的，还与左右摊点的摊主们其乐融融地吃着刀削面。一个邻居半开玩笑地说，你还乐得出来，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丢了二百多元，还不愁呢？他说，愁顶什么用，丢二百多元不还得活着吗？过一段时间就挣回来了。
几年过去了，境况如斯。他们还在期盼着，快乐着。我每天上班路过这个摊位，或去买海鲜，都要问一句“生意还好吧？”“近来生意怎么样？”他们都乐呵呵地回答：“还好！”“不错！”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们夫妻俩每月能挣七八百元钱就不错了。
在一些人看来，七八百元能算什么呢？只能是请客吃一顿饭的价钱，甚至还不够。可他们快乐地认为，这就不错了。能供两个女儿读书，够全家吃住穿就行啦。
第五部分第27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1）
面前的这位长者是这样神采奕奕，有力的手势伴随他或急切或舒缓的情绪，偶尔会像孩子一样地窃笑，偶尔也会头倚沙发，显示出沧桑过后的平静释然。你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书法家原兴国那极富感染力的言谈，回到以往的岁月中，同他一道艰辛，一道快乐。如果说是书法赋予了我们这个主人公以神韵，那么书法也使他在知天命之年体悟到了什么叫超然和自由。他用军人的气度、诗人的情怀、哲人的深刻及一个书法家的狂傲洒脱告诉我：心灵有多自由，快乐就有多真实。
——采访题记
我于1943年出生在辽宁黑山的家乡。我在七、八岁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字帖、练毛笔字了。
195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李惠文的老先生。在当时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小学校里，没有新中国师范大学培养出来教师，大多是旧社会私塾里的先生。这个李先生就是一位典型的私塾先生，他的毛笔字和古文功底很深厚。他看我写的字要比其他孩子好，是块练习书法的材料，就每天在放学之后将我留下，教我练字。那个时候李先生在课余时间教我完全是无偿的。就这样，我在小学毕业前一直都坚持着和李先生一齐练字。
我家住在农村，家里有十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爸我妈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到了年底，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领不回来，更不要提能够供我们十个孩子上学了，所以有钱买笔墨纸砚就成了我从不敢奢求的梦想。
我现在对我练字时的“装备”记忆犹新。一张四尺见方的大白纸，5分钱一张，或者用一个鸡蛋换，折叠成32开，用针线装订好。第一遍用铅笔写字，第二遍是用钢笔写，第三遍才轮到用毛笔写。钢笔，准确的说是蘸水钢笔，就是在一个木杆上加一个钢笔头。而用的钢笔水很有意思，是用开水泡开来的一个去痛片大小的药片的溶液。墨盒就更有意思了，当时的农村根本就没有现在的铝盆、搪瓷盆、塑料盆，更没有不锈钢盆了，就有那种黑乎乎的泥瓦盆。那种泥瓦盆的边儿特别爱坏，我看谁家扔掉了坏的泥瓦盆，就拣回来，用钳子把盆壁掰掉，就留一个盆底，然后再用石头把边沿磨平，翻过来，用它的底座当砚台。用的墨条是拿四个鸡蛋换的“大小由之”或者是同样价钱的“金不换”。就是那样，我都很仔细很小心地用。
晚上练字的时候用的不是电灯，也不是蜡烛——蜡烛一般都是在过年的时候供奉祖先的奢侈品，平时是看不到的——是电视里演的那种一个小碟一个棉花灯捻儿的豆油灯或者是菜籽油灯。
虽然条件连简陋都谈不上，但是我依旧没有放弃书法。别的孩子在外面玩耍打闹的时候，我就坐在屋子里看书、看字帖、练习写字。我并不觉得枯燥，相反，我乐在其中。我觉得我当时的感受应该和外面游戏的小朋友是一样快乐的，因为我在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仿佛我在书写的不是楷书草书，而且在铺洒自己的快乐。特别是在家人都睡下后，我一个人在昏黄的油灯下，小小心灵和灯火一起跳动。我意识到，是书法带我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整个世界就剩下毛笔和我一起舞蹈，贫穷和饥饿在那一刻已经逃遁到了远离我书法的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俗世中去了。
转眼，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当地的一中，即后来的省重点中学。我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对我们十个兄弟姐妹说了：谁有本事能考上，能争取到国家补助金就念，家里不会拽着回去上地干活。很幸运我考上了国家的三等助学金：一个月七块五角钱。
在一中的时候，因为离家太远了，只能住校。我每个月都会精打细算一番。我早上在食堂打两份早饭：两个4分钱的馒头、一份高粱米粥，外加一份豆腐炖白菜之类的最便宜的菜。这样一个早上吃了一毛多。中午的饭菜会贵一点，因为不像早饭那样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吃了一份早饭还要带出一份的原因。我会把早饭放到当时那种大的铝饭盒里，放到行李卷里保温。等中午放学，别的同学都跑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就回宿舍吃早上打好的“早午饭”。到了晚饭，我就去食堂打一份最便宜的饭菜将就一下了事。这样我每个月的饭钱从不超过6块钱。剩下的一块五毛钱，我全部用来买字帖和书法用具，其中已经不包括纸了，因为报纸出现了。我会去机关或者我们学校的办公室求爷爷告奶奶般地讨要过期的人民日报或者解放军报。折叠裁剪整齐后当个宝贝似地用。
在那个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年代，我就是这样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满足自己对于书法如饥似渴地追求，即使再艰难都不曾放弃书法艺术。如果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地方存放灵魂的话，书法就在那个时候，成了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我的桃花源。我似一只飞蛾，热切地迷恋着书法带给我的光和热。
可是平时的花销虽然有了，我又怎么交学费和书费呢？
我就利用假期到离家80多里的一个建筑公司当小工，一天挣一块七。一个假期我至少干三十天，这样在开学前我就能赚到六十多块了，比当时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工资都高。
开学了，我交五块五的学费和五块五的书费，剩下的就由自己支配了。我大多是用这笔钱补贴家用，余下的去买很难遇见的书法理论类图书。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练习书法上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我就想从理论上给自己加点儿油。
很凑巧，当时我们一中的美术组里有两个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师，一个是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的，另一个是从省城师大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和他们走得很近，也是从那个时候我很系统很正规地学画了。可以说是那两个老师让我走上了艺术的正路，使我的书法艺术在理论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有了两位科班出身的老师的指点，使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写起字、画起画来顺畅了许多，我在艺术上也越来越有感觉了。这使我更加痴迷于书法，课余时间完全被书法和绘画占据，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这也正应了我在我的《半步斋赋》中的一句话：雅兴来时诗能下酒，书意常至墨可调羹。
第五部分第28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2）
有了良师益友的教诲和陪伴，我的高中时光飞快地过去了。我到现在还非常清晰地记得，1966年我们学校在考完了毕业考试后，在6月20日停课。我在高中的文科成绩非常出色，历史政治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学科，学得也非常不错；外语成绩从来没有低过96分；还经常会有诗作在报纸上发表或在广播站播发。所以我相当自信地在高考志愿表上只填了一个“北京外国语大学”，梦想着大学毕业后当大使，当外交官，当领导人身边的翻译。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彻底粉碎我的大学梦，不过倒是提供了我很多练习书法的条件。
我字写得好，很多人就过来求我写大字报或者横幅。他们无限量地提供给我笔墨纸砚。外加我的苦出身，所以就没受到什么冲击，并且正好可以借用这个契机更加系统地研究和练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及其他大家的代表作。
在那个黑白颠倒、群魔乱舞的年代，书法又一次给予了我一个灵魂休憩的桃花源。我将自己沉浸到书法中，并想从中汲取一些纯净和祥和。可是我终不得超脱，于是决定去当兵，去军营中找寻一些简单生活。
参军后，我在1968年底到了北方的一个大山里放了一年的马。在这一年中，我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打猎、放马、练习书法，甚至非常系统地读了资本论和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这使我在思想意识上得以飞跃，同时也可以从哲学的高度指导书法，让我的作品可以形神兼备了。
今日再回想往昔的岁月，在深山老林放马的那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快乐时光。谁都可以管我这个小战士，却又谁都不屑于到深山老林中去和我找事。而我只要养好那几匹马就算无过了。
没有“名”的“枷”和“利”的“锁”，读自己喜欢的书，做自己喜欢的事，终日与大自然、与马匹、与书籍、与我热爱的文房四宝为伴，少了世间俗物的拖累，简单却又精彩的生活，使我的心灵变得无比地自由和轻快，心情自然变得平和、明净、快乐。
可是好景不长。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我服从命令去了离我家乡很远的武装部做人事工作。进入了干部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机关干部，执掌着基层军队干部的任免权，生活和工作条件要比在大山中好过不知道多少倍。但是这个时候的我，虽然熟读了哲学名著，世界观和价值观也都有了基本的雏形，但是依然无法适应人事工作的复杂性。
我的心灵依旧想自由地飞翔。然而琐碎复杂而且非常微妙的人事工作，却将我的身体和灵魂牢牢地锁住，每日对着形形色色的人展露着虚伪的笑颜、说着无关痛痒的话语、做着违背意志的决定。我仿佛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捆住了手脚，任凭我怎么努力都挣脱不开，并且越捆越紧，让我无法自由地呼吸和思考。就连我一直顶礼膜拜的毛笔都无法拯救我，相反还要受制于我快要变形的精神空间。最后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提出调换工作。
于是我被调回到离家不远的军分区的宣传科。平日里的工作主要是一些类似于记者或是新闻干事的工作，这正好又重新调动起我对于文学的爱好。良好的工作条件更加让我如鱼得水，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有123篇稿子得以刊登和播发，平均每三天一篇。在保证量的情况下，我的文稿的质量勿庸置疑，很意外地获得了“全军优秀报道员”的称号。
军区的领导听说我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有水平，当然不肯浪费能源，凡有个大事小情的，肯定拉不下我。写发言稿，写横幅这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