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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青年报社期间，他靠诚信凝聚队伍，众志成城，一起创业。在北京娱乐信报社期间，他以他的诚信向纸厂、印刷厂赊帐，为《信报》的突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认为现代报业竞争拼的不只是资金、人力，还在拼运营的策略，包括品格、诚信等。他看到了管理当中人的因素的重要性。
反对“四少”：“四少”是崔恩卿1994年在深圳一个全国性的青年报刊研讨会的发言中提出的，“四少”概括了旧有办报体制的弊病。“四少”指的是“千报一面少特色，上传下达少新闻，舆论一致少监督，高调自赏少知音。”显然，新型都市报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增加新闻、增加舆论监督，拥有广大的读者影响力（知音），具备自己报纸的特色和风格（内容定位）。作为社长，崔恩卿主要管的是报社的经营管理工作，而反对“四少”则是他如何办好报纸内容方面的深刻体会和经验结晶。
立足北京，面向市场：这是崔恩卿在北京青年报社改革初期抱紧的一个办报理念，其核心就是坚持市场化，坚持地域化。坚持市场化比较容易理解，坚持地域化这点当时很多同行并没有清醒认识。《北京青年报》上升势头，也曾想把它的报名改成《青年日报》，办全国性报纸。崔恩卿最后否决了这样一种选择，今天看来，他的市场决策是正确的。当年坚持了地方报纸的定位，没有迈向全国市场，《北京青年报》才保住了今天的市场优势。
团队办报，办给大众：崔恩卿用这样的理念反对学界、业界一些人强调的“大腕办报，办给精英”理念。当然，他讲的只是综合性日报的办报理念，不包括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媒体。他主张团队办报，如果只突出大腕，而构不成和谐的团队，将会一事无成。
三分编、七分发：崔恩卿认为发行是报业经营中心环节，他用“三分编（采编），七分发（发行）”来突出发行工作的中心位置。他说这并不是贬低编辑记者的工作，内容产品必须做好，但是编出来的东西，如果到不了市场上，到不了读者手中，就是内容再好也没有用。在发行这个环节里，不能过分地计算成本。
上市入户，零距服务：这也是体现崔恩卿发行理念的，他认为这是“立足北京、面向市场”办报方针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市和入户分别指零售和订阅两个发行市场，“零距服务”是指及时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时效越快越好，这是为读者服务的基础。他的这八个字可以说抓住了报纸发行工作的要害。他还用“加大压强，重点突破”来概括发行工作的营销原则，他认为必须主动出击，创造条件，集中兵力，迅速突破重点地区，占领市场。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把劲用在最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地方。现在的办报者一般强调精确定位、“精确制导”，无非也是在表达这样一种报纸发行理念。
报纸为本，广告为血：无本何以有血，无血何以有本。崔恩卿认为广告经营是报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动力是报纸本身营销过程中内在的持久的自身造血功能。他认为报纸的内容与广告的关系就是“本”和“血”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他的这个比喻使笔者想起了中医的阴阳理论，中医以太极阴阳作为基础理论，把人体中物质的方面称为阴，功能的方面称为阳，阴阳互相影响，相辅相成。这种物质和功能的关系和崔恩卿所指的“本”和“血”非常相似。
利义并举：这是崔恩卿诠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系时提出的，他认为《北京青年报》不是重利轻义，而是“利、义”并举，逐之以利，求之以义，无轻无重。作为利，报纸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经济效益观，把追求最佳经济效益列为报业经营的经济目标；作为义，报纸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效益观，就是报纸的有用性、服务性，报纸的使用价值。它的衡量标志是读者的满意程度，是市场的接受程度，是社会的肯定程度。此前，更多的人认为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重要，甚至完全不提及经济效益。即使他们在实践中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任，但理论上、口头上仍然承认社会效益的第一位。但崔恩卿坦诚地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一个平等的、“无轻无重”的位置。据他回忆，当年他在一个刊物发表文章阐述过这个观点，最后受到了批评，导致该刊物一个副社长被免职，他个人为此一直感到很抱歉。
今天回头看这段争论，应该说崔恩卿提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等重要”的观点很有勇气，也很诚实，在当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把采编、经营部门都作为一个宏观总体来考虑，才提出两个效益同等重要。笔者认为考虑到报业业态的特殊性，这个问题最好分开来看，报业分为采编和经营两大部门，经营部门的目标是经济效益第一位，而采编部门必须保证独立性，必须追求社会效益的第一位。这个独立性在西方体现为采编的独立、舆论的独立，在国内政策环境下体现为在党和国家的宣传纪律、政策方针做宣传工作，促进社会进步、国家发展。采编部门不能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放在同一位置，否则编辑会因为批评报道伤害广告客户的利益而撤稿，或因为有助于客户利益而大发“公关稿”、有偿新闻。由于一些人看到崔恩卿这个观点时并没有弄清前提和真正读懂文章的意思，反而给相关的人造成伤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报业经营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遗憾。
团队、理念、目标、诚信：对于报业的核心竞争力，崔恩卿还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团队、理念、目标和诚信。首先要有一个团队办报的意识，他认为人才是真正的创造力所在，人很重要，但这个人不是个人，而必须是团队。第二，一个符合企业发展的理念，如果发展的理念不对，不符合客观规律，企业很难发展。第三，目标，他比喻，要想在哪个庙里念经就得念下去，不能今天在这儿念明天在那儿念，打游击战，没有目标。第四，诚信。他认为“信达三江”，做事业没有诚信是做不成的，做产品对社会一定要有用。这也是诚信的一种。
以上梳理列举的只是崔恩卿诸多办报理念中比较著名的几个，既有宏观的管理理念，也有采编、发行、广告各个环节的经营理念。他善于用简短、生动的话来概括工作重点或指导思想，再举些例子：人心齐、泰山移；服务好、读者找；信息快、好叫卖；广告多、好生活。这些短语虽然浅显却都是真知灼见，形式上扼要有力，很有鼓动性。
第三章 运筹千里第19节 报业观与学界观点的对比
把崔恩卿的报业经营管理观和学界的观点进行对比，才能看清楚他的理念和实践给理论界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哪些是崔恩卿的报业创新，哪些又带有时代和客观环境的局限性。
一、主流的媒介经济学观点。
首先是对媒介经济的基本认识，什么是媒介经济？主流的学界观点认为：媒介经济是基于信息的公开而广泛传播而产生的经济活动。媒介经济学研究媒介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及为谁生产的问题。一般认为，媒介经济的范围包括了新闻传媒和信息传媒，新闻传媒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信息传媒则指互联网络、杂志、图书、电影、音像制品（录音、录像磁带、光盘）等。
在媒介经济学中，信息是一个重要概念，崔恩卿敏感地把报纸信息分为有偿信息和无偿信息，后来还有些学者把信息划分为宣传（广告）信息和新闻信息的划法。
中国人民大学传媒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就是在对媒介经济的基本单位“信息”进行剖析得出媒介经济的规律，他有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论述如下：
“媒介即信息”。这是传播学界耳详能熟的命题之一。的确，媒介的主要产出之一就是信息。媒介收集、加工并向社会公众传播各类信息产品。就本文所主要研究的三种媒体而言，它们的主要信息产品可分为新闻、娱乐、教育和其他实用信息等类别。担负这种职能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实际上是“信道”，即被社会普遍接受来作为公众的信息获知及信息沟通的渠道。
从媒介经济运作的实际过程来看，媒介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各种资源，主要并不是通过与其信息产品的使用者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获得的，而主要是通过向广告主有偿提供广告服务获得的。因此，大众传媒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最终产品实际上是广告服务。大众传媒业在经济上实质上是一个提供广告信息传播服务的服务业。其中主要起作用的是媒体的信道功能。
大众媒介因此在经济运作上出现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现象：它提供给最广大公众的信息产品实质上成为一种免费的公共服务；而面向少数广告主提供的广告信息传播服务，却成为它获得资源补偿的主要产品形式。
对于广告为什么能成为资源补偿的主要方式，宋建武还有进一步的解析：
信息作为产品有许多自然特性。主要有客观性、普遍性、无限性、传播性、动态性、依附性、可计量性、共享性、异步性、时效性、可伪性等。
以上性质中，他认为对信息产品的经济运作方式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是依附性和共享性。
依附性指的是：信息产品在结构形态上是信息内容与信息的记录手段、传播手段的组合。信息本身没有体积和重量，它必须依附于某种物质载体而存在。信息传播实际上就是这些信息载体的传递交换过程。人类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进步的方向是不断减少对某一种具体信息载体和传播技术的依赖，但是却无法从根本上使信息产品脱离对物质载体的依赖。因此，依附性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共享性指的是：同一内容的信息产品可以在同一时间由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使用者使用而不影响其完整性和使用价值，信息提供者让渡信息产品的行为也不会必然使其失去这些信息内容和信息量。共享性是以依附性的相对性为前提的。
这两种特性带来了信息传递在经济运作的特点：
信息的依附性使信息产品的交换必然伴随能量与物质的传递和消耗，信息的共享性则使信息产品难以建立排除性，难以分割销售。随着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信息的依附性的相对性越来越强，使得信息产品的经济运作方式受到极大影响，信息产品以其自身的独立形态，越来越难以通过一般的商品交换方式，完成其价值补偿过程。
实际上，信息产品作为独立的商品形态出现，或者说信息产品的商业化和产业化，开始于17世纪20年代的英国，其标志是1624年英国“垄断法”颁布，建立起了专利制度。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以人为的立法手段，来补强信息产品较弱的排除性条件。版权和著作权制度的建立，也具有这个意义。现代出版业乃至所有直接销售信息产品的产业都是在版权的保护之下，借助于信息产品复制技术和信息产品介质本身的屏障，来完成其产品的商品化的。
信息作为产品还有许多社会特性。
信息成为商品之后，不同的信息其资源补偿形式也不尽相同。
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观念，一般而言，信息产品的政治性、公共性较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主要可以用“外在性”强来概括。所谓“外在性”，也叫“外部影响”，指的是一种产品在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溢出”的影响。即一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生产者和直接消费者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
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产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公共物品，一种是私人物品。其划分的标准是：
1、竞争性（条件是可以分割销售）；2、可排除性；3、外在性。
由于信息产品具有共享性，其竞争性较弱，其自然形态的可排除性也较弱（由于依附性，某些形态的信息产品具有较强的可排除性和竞争性）。从外在性角度来考察，信息产品由于其内容、时效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外部影响。
宋建武认为，一般而言，在大众传媒的信息产品中，新闻的外在性最强，而且，在现代社会，社会制度的基本逻辑也要求尽可能地消除新闻这种特殊信息产品的可排除性。因此，新闻产品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特征。这一点，对以新闻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大众传媒经济运作的影响极其深远。
大众传媒的其他信息产品的公共性相对较弱，而其私人物品的性质则随着这些产品与个人兴趣与偏好和个人利益关联度的增加而增加。一般而言，纯粹的娱乐产品基本上属于私人物品。其资源补偿和经济运作方式也与新闻产品有所不同。
他的这两段阐述指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同信息对广告信息的运载能力是不同的，有些报纸适合刊载广告，有些报纸不适合，只能通过卖内容（发行）赚钱。不同的信息通道搭载的广告也不尽相同，比如全国性报纸的广告市场和地方性报纸的广告市场就有着很大区别。
宋建武认为，广告服务才是大众媒介经济意义上的最终产品。就报业而言，报纸的发行只是为了让报纸到达读者手里，实现新闻与广告的传递效果，生产出广告服务的价值，所以他认为要把报纸的发行视为生产环节。
二、崔恩卿的报业观
虽然崔恩卿没有系统地把他的理念总结为报业经济学、媒介经济学，但是从他的报业观中可以看到他对媒介经济的规律已经有了深刻认识。
广告服务是大众媒介经济意义上的最终产品。这一点崔恩卿10几年就认识到了，他提出，广告是报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报纸是本、广告是血。这些话都生动突出了广告在媒介经济链条中的核心位置。把广告作为最终产品来经营报纸，才导致了报纸的迅速扩张。
对于发行在报业中的位置，崔恩卿提出“三分编、七分发”，突出了发行工作在形成报纸最终价值——广告服务的过程中的重要位置，这个观点其实和宋建武的“发行是报业的生产环节”已经非常接近。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理解在报纸发行上的亏损是必要的。
信息是媒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之一，这一点崔恩卿早就注意到了，他早期提出的“两论”指的是媒介论和经营论。媒介论认为：报纸本质是媒介，即信息载体，传递信息的工具，其功能是传递社会发展的实用信息。他还把报纸上的信息分为有偿信息和无偿信息。
关于信息的认识进一步深刻影响了崔恩卿的办报总体思路，他提出的三化就贯串着媒介经济学中信息的规律。三化指的是大众化、市场化、地域化。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由于信息的特征不同，他们搭载广告（最终产品）的能力也不同，一般而言，公共信息、大众化的信息比娱乐信息搭载能力更强，新闻内容比可读性内容搭载能力更强，这就解释新闻类报纸主要收入靠广告（如各类晚报、都市报），而娱乐类、可读性报纸主要收入靠发行（如《体坛周报》、《参考消息》）。
地域化的提出是由于报纸的载体更适合刊载零售广告而非品牌广告，电视媒体在画面、音效丰富程度和覆盖面都远非报纸可比，电视媒体才是品牌广告的首选。
崔恩卿在《信报》时提出的“四轮驱动”就不如他此前那么有理论勇气了，因为四轮驱动基本只是把报业产业链的三个环节再加上“社会活动”，没有太大突破。
总的来说，在中国报业的英雄时代，或者说史诗时代，报业经营的实践和理论都一片荒芜，有一批报业英雄以他们的实践勇气取得了很大突破。到了后史诗时代，报业供给充分，竞争白热化，单靠一人的英雄行为让报纸崛起就不太容易了。
第四章 英雄本色第20节 对个性的揭示
心理学和管理学研究方法对个性的揭示
古典的管理学偏向于把企业管理看作一个机械的过程，现代管理学更多地突出了人的因素，尤其是管理者的个人因素，认为管理者个人的领导力、领导艺术、领导风格，对企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一个企业的成功不只是资金、技术、规模这些硬性条件所决定，企业的制度、文化、氛围这些软环境也是关键。而领导者的管理取向、个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组织的制度、文化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