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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新华侨预备军的日常生活（1）
我耳朵听着《蓝色的多瑙河》，但心又飞到工作上。下一步，我不是要追踪流浪汉郑先生，更不想去采访那位“胃癌”偷渡者，而是要亲眼看一看已经定居到海外的偷渡者的生活状况。
我求在维也纳采访中认识的一位中餐馆的老板，介绍一个有偷渡者打工的饭店，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地方上的中餐馆。
次日下午，那位老板特意用车把我送到那家饭店。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到时速170公里，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惬意。
这家中餐馆名叫“峻岭”（化名），在距离维也纳约80公里的一个镇上，位于一条交通干线的旁边。据说这条干线通到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峻岭”的店铺并不大，但典雅脱俗，据说很受当地人喜爱。因为附近就是观光胜地，所以从初夏到晚秋，人出人进，门庭若市。
到达“峻岭”的时候，已经红日西斜，据说饭店将进入一天最忙碌的时间段。进去一看，果然是先来的客人还没有走，后面的客人又不断进来。除了老板一家之外，还有几名年轻的华人男女，忙前忙后，不见一个闲人。看来只能等到饭店关门才能采访，好在已经安排我住到偷渡者的宿舍。
晚上11点，饭店终于关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这一带就变得非常安静，附近森林的上空，星斗垂天，好像悬挂着闪烁的珍珠。只有偶尔经过饭店旁边的车声打破周围的寂静。“峻岭”的二层呈现出一天最热闹的景象。简易淋浴室传出喷水声，员工寝室传出笑语声，老板房间传出“早点儿睡”的关照孩子声，还有从当晚为我腾出来的寝室里传出卫视10台的甜美歌声……从长达12小时的漫长劳动中解放出来，终于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一种轻松欢快的气氛荡漾在饭店的二层。
到了采访时间，现在该我上班。我很焦急，因为劳累一天，大家都很疲乏，淋浴洗涤完了，肯定一步就得迈到床前，翻身就睡，好迎接明天繁忙的工作。我必须在他们就寝前，采访完全体员工。于是我把录音机调整到录音状态，安装好录像机，跑上通往二层的楼梯，可是出现在眼前的情景却令我愕然。
有的人装好大概是从店铺租来的台湾或香港的影碟，正准备看录像；还有人在寝室中央放张桌子，开始打扑克，谁都没有马上睡觉的意思。一打听，据说都玩到深夜两三点钟。我刚才的估计是猴子吃麻花——满拧。好在采访的时间充足，我就放下心来。
“这里是乡下，平时没有可玩的去处，也没有时间，所以，工作完了，就玩个尽兴。”
“峻岭”的老板从旁边解释员工为什么睡得那么晚。
“是嘛，平时的确没有看电视的时间哪！”我冒昧地附和。
“不，就是有看的时间，他们也不看。因为不懂德语，所以就租借台湾或香港的影碟，他们看录像。”
采访开始，下面是再现当时采访的情景。
和我交谈的共五个人，三男二女，据说都是通过蛇头偷渡到奥地利的。他们之中四个是浙江省青田县人，一个是浙江省永嘉县人，都是经由匈牙利入境奥地利的。他们支付给蛇头进入奥地利的手续费折合成日元是130～140万元。
要想弄到侨居奥地利的资格，那么行情折合成日元，还得花200万。为了赚到这笔钱，必须干三至五年。据说想在奥地利扎根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店铺攒钱，这是第二阶段，据说也得三至五年的时间。在“峻岭”这里，还没有从第二阶段“毕业”的人。这里的人都自称为“打工人”即雇工。
偷渡者或蛇头把偷渡叫做“办人”。这“办”字本来是动词，词义是“做”、“干”、“处理”、“操作”、“解开”等，但是这里所使用的“办”字，其词义在任何华语新辞典中都查不出来。
我把麦克风指向一位打扑克的打工人。
这位圆脸型的可爱的姑娘叫“小凌”，大家都喊她“山口百惠”，23岁，未婚，似乎已有男朋友。她是七个月前刚来到奥地利的。她高中毕业后，曾在故乡的县副食品商店做店员。据说是托在维也纳开中餐馆的伯父过来的。
“为什么不在你伯父的饭店干呢？”我问。
“来到奥地利之后，在那里干了几天，但是亲戚之间麻烦事儿多，所以就求人介绍来到这里。在这里每月能挣8000先令，小费在外，吃是饭店的，住是饭店的，还不用花水电费。要说花的自己的钱，也就是买件西服，所以这等于挣多少就攒多少。这地方是农村，没有玩的地方，但我喜欢旅行，所以就去了趟维也纳和萨尔茨堡。穷打工的，还没有那么充裕的钱旅游哇，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那么剩余的钱，都可以还‘办人费’了？”
“不，没那个必要，那钱早还完了。”
“啊，七八个月就还完了！”
“山口百惠”露出一口白牙笑了：
“那是老家的哥哥代还的。”
“那么大一笔钱，你哥哥说还就还了？”
我惊诧地问，大概样子很滑稽，四个打扑克的人都笑了。
不知是谁告诉我“‘山口百惠’的哥哥在家乡做大买卖，那点儿钱算不了什么”。
还有一位姑娘“小蒋”，也是通过蛇头来到奥地利，已经四年，现在已经获得正式侨居资格，即已“入学”第二阶段，大家称她为“新华侨”中的“老华侨”。
“老华侨”和“山口百惠”一样，也未婚，但有四年海外生活的磨练，显得稳重老成，答话也头头是道。
“无论维也纳的中餐馆还是农村的中餐馆，都干过，半年前来到这里，是朋友介绍的。因为是乡村饭店，所以没有玩的地方，但工资比维也纳高。我想拥有自己的店铺，所以趁年轻必须拼命赚钱。但是最后能否开店，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要是攒不够开店的钱，就这么一直打工也不错嘛，也不用操老板的那份儿心。”
“来到奥地利之后，回过中国吗？”
“不，没有。出来好几年，习惯了，不大想家。回一次国，至少得花一年的收入哇。衣锦还乡，那是用钱堆出来的，用汗水钱去买风光，不值得呀。每年都邮给爹妈2万先令，就算尽儿女义务了。”
33岁的刘先生和26岁的武先生都来自青田县，是邻村伙伴。据说两人在三年前通过蛇头来到奥地利。蛇头首先把他们的户籍迁移到没有多少偷渡者的省，而后使用公务护照，乔装成国家公务员到海外出差来到国外。以一团十几个人的规模移动，经由莫斯科进入匈牙利，在匈牙利等待七天后，顺利地入境奥地利。
据说刘先生有挠头事儿。
“我有家庭，还有两个孩子，现在做厨师。忙了，时光倒还好打发；工作告一段落，非常想家呀。工资超过1万先令，每月有四天公休，月支出不到4000先令，工资能攒下一多半。很想回去一次，看看老婆孩子，但听说回一次国，至少1年的汗水钱就全飞了，只好死了那条心。不会德语，就是有工资高的工作也干不来呀。所以，我总是唱台湾的歌。”
说着，刘先生放下手上的扑克，唱了起来。
我想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新华侨预备军的日常生活（2）
歌声里包含着孤军奋战在海外的男人的寂寞，一种无法言喻的寂寞。刚才还是十分欢快的氛围陡然消失，人们一下子就坠入思乡的哀愁中。从我房间里传出来的依然是卫视10台的歌声，那演唱恋歌的娇滴滴华语，好像对这些天涯孤旅轻呼低唤“回来吧”，大概刘先生已经把那种呼唤幻化成妻子的夜半私语。
刘先生唱完，武先生说道：
“我很理解老刘的心情，在奥地利——不，在全欧洲的华侨社会，都是男的在厨房学习烹饪，女的在大厅学习接待客人的方法和德语，夫妻合伙，奋斗几年，要是能闹腾出来开店资金，那就拨开乌云见晴天了，独立出来，自己开店。但是老刘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人蹦NB741，无论怎么干，怎么攒钱，也不能独立呀。没有内助哇。”
原来如此。刘先生的歌声中之所以隐含着一种独特的凄凉与悲伤，原来还有乡愁之外的因素，我暗暗点头。
“那么武先生年轻，没有家庭带来的烦恼了？”
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所以尽量往轻松的话题上引导。
“不，我也有烦恼。我的女朋友在家乡。我来奥地利已经三年，一天天拼命地干活，现在经济上没什么困难。可是一次都没去过维也纳，因为路途往返就得三小时，我没有那些闲时间。再说，我还不能把钱花在自己游玩上，我必须把女朋友闹到奥地利。可是命运不济，我委托‘老板’两次，都失败了。所以，我的烦恼更多。”
大家都高兴地打扑克，旁边有位微笑着看热闹的38岁的黄先生。据说黄先生家乡有两个孩子，大的已经18岁，但黄先生本人性格好像也不比他家18岁的孩子大多少。他是七个月前经由匈牙利偷渡到奥地利的，但引导黄先生的蛇头好像相当能干，他们一行只在匈牙利住了一晚上，次日就顺利入境奥地利。
黄先生淡然地对我说：
“我在奥地利一个亲戚也没有。您问我为什么选择奥地利，来到奥地利共花费多少‘办人费’，实不相瞒，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些事儿都是家里的老婆管，我是只管干活的。”
黄先生自陈老婆当家，不像谎话，我瞥见那些了解底细的其他伙伴偷着笑。但他本人却脸不变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客观介绍，这就更让人忍俊不禁。
他到这里才20天，年龄最长，但资历最浅，似乎平时也没有讲话插言的机会，看见大家笑，不啻受到赞扬和奖赏，更来了精神：
“真的呀。我没有任何烦恼，老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没有需要我操心的。刚来时，我在老婆的熟人开的‘天仙’（化名）饭店干——就是在维也纳13区的那家中餐馆——是吗？您采访也去过呀？那家饭店真不错，饭菜味道好极了——但是，维也纳对非法就业的管理越来越严，这话好像传到家里老婆的耳朵，她就打来国际长途，说让给我换换地方。这样，‘天仙’的老板就把我介绍到这里。”
“是吗，是‘天仙’老板介绍来的呀？那么我回维也纳要是见到‘天仙’老板，我替您问好，把您的近况告诉他。”
我漫不经心地随声附和，黄先生却慌忙阻拦：
“不，那不行，不行。‘天仙’的老板是瞒着大家把我介绍来的，您要一说，大家马上就知道，该恨他了。”
原来如此。在华侨社会德高望重的“天仙”老板，不愿卷进无谓的纠纷中。幸喜黄先生讲述他偷渡奥地利的有趣滑稽的经过，二层的氛围又恢复了原先的欢快。
因为明天还有采访，所以我告别大家先睡。
黄先生的确娶了一位值得放心的妻子，因为他虽然来到“峻岭”打工，但连每月能挣多少钱都不知道。
就寝前，到老板的卧室致谢，又谈论起黄先生。老板也证实他现在还不知道在“峻岭”打工月薪是多少，是求“天仙”老板介绍“峻岭”的黄先生的夫人直接挂国际长途，单方面决定了丈夫的待遇。
不过一介农妇，居然能逾越国境统治丈夫，必有其过人之处。可是，尽管如此，黄先生那种可掬憨态也足以登堂入室，他对远隔万里遥控自己一举手一投足的“总统”级别的夫人言听计从，不闻不问，自得其乐地每天只管干活、吃饭、睡觉。
白天晾晒的被褥干爽轻软，在那个偷渡者的烦恼化做温馨的家庭故事的夜晚，我睡得很香。
像乔装成日本人的郑先生以及那位“胃癌”偷渡者那种依靠行骗为生的人，总体看来，毕竟是极少数。正像从“峻岭”打工人的谈论中所了解的那样，多数偷渡者和郑先生他们都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是说只有能忍耐非常辛苦的人，才能立于人上。华人偷渡者的座右铭就是这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吧？很多偷渡者已经横下一条心：想要过上比别人富裕的生活，那么只能尝尽别人不能忍受的酸甜苦辣。
在第四章，讲述熬过那么悲惨偷渡生活的“青田人”强调的也是这一点。
跋涉到欧洲的生活是非人的生活，欧洲的生活也不快乐，而一旦在欧洲建立起生活的基础，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在老家青田县，我家后面那条街上，曾住着一位王先生，在老家时穷得连老婆都娶不起。但是去趟欧洲，二年后回家的时候，对青田县的女孩子，连看都不屑看一眼，说什么“我要娶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上海姑娘”。而且真就搞到一位溜光水滑的上海姑娘。回到青田县的同乡，都是大财主，脖子、手腕、手指上戴的都是重重的金首饰呀。举行豪华宴会，说句“一点小意思”拿出来的钱，就相当于国内几个月的工资。
看到这光景，大家都傻了，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就在几年前，他们也和自己一样，打发穷苦的日子，并不比自己多一个脑袋或是多两只手。他们能成功，自己为什么不能呢？自己虽不能说比他们聪明，但绝不比他们愚蠢哪！我们出去，也肯定能成功——大家都这么想。
实际上，包括偷渡者在内，在海外成功的华人非常多。到欧洲10年左右，手上积攒下来的财产以亿为单位计算的人，不在少数。我在维也纳采访时曾一起吃过饭的一位中餐馆的老板一族，就是偷渡的成功者。他偷渡到奥地利，灵活运用奥地利的法律——即使非法入境，但如果被奥地利的企业正式雇用，也可以获得合法逗留资格——首先使自己逗留身份合法化，而后把他兄弟等全族人都叫到奥地利。
刚到奥地利时，他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工，积攒到一定程度的钱，再向亲戚朋友借一部分，就开了中餐馆。几年后，他又开业第二处、第三处。住宅也换成带有庭院、游泳池的三层楼房，据说一位刚到奥地利的熟人，看到他的豪华住宅只说句“这不是宫殿吗”，就再找不出来赞美的词语了。
这并不是什么个别的例子，山外青山楼外楼，还有很多成功者把这类老板看成“芝麻”，因为相比之下，他们的成功是“西瓜”。正因为有这些成大功、发大财的偷渡者，所以使国内的华侨神话久传不衰。正是这些华侨神话，支撑着在缅甸热带密林中下过六天人间地狱的偷渡者，无怨无悔地走完偷渡旅程，奔向那充满“希望”与“光明”的未来。
往往被我们说成是没有明天、没有未来的偷渡者，但是，只要有偷渡成功的人，在他们眼里，就无比清晰生动地看到明天，也看到未来；并且雄辩地证明即使和地狱只跬步之隔，也有着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因为这些成功的偷渡，是自己过去的同乡、同学，是朋友，是亲戚，所以他们每一个成功的故事似乎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能说偷渡志愿者的判断错了，但是人们往往忽视像那位被丈夫抛弃、被蛇头奴役、不如妓女、不如囚徒的软禁于泰国窝点的文成县女子那样的偷渡者。外国不是地狱，但也不是天堂。华人偷渡者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这一点呢？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非法侨居者的梦
也有经由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香港以及南美各国流动到日本的华人。
早晨JR高田马场车站周边是寻找工作的日工聚集的场所，在那里一位接受采访的近40岁的福建人证实：
“去到美国或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华人——人数虽然不太多——为了打工，最近有不少人来到日本。由泰国或香港的蛇头引导进来的华人最多。”
另外，我还见到一位非法逗留的30多岁的上海男子，他先入境新西兰，但认为在那里干不下去，后来又用过境签证进入日本。
我还曾采访一位经由南美各国流动到日本的上海赵先生（40岁、化名）。
赵先生在上海是个体经营者，先去玻利维亚，获得定居权后赴秘鲁并搞到护照。用秘鲁护照尝试入境日本竟然顺利通过检查。赵先生来日本前还转悠过巴西和阿根廷等国，到日本一看，据说觉得月亮都比南美圆，所以决心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入境日本这一良机，就求东京的一位朋友介绍，到达日本的第二天就开始打工，平时在工厂干，星期六和星期日在建筑工地干，休息只限于因天气不好建筑工地没有活儿的日子。
“除了逾期逗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