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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逾期逗留，我严格遵守日本的法律。只要不干什么坏事，警察也不能到我公寓搜查。我想在日本干两三年，攒上800万日元，用它作资本，再去西班牙，到那里和朋友开中餐馆。”
赵先生花费一年的时间走过从中国坐飞机只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在高田马场车站，我还和福建陈先生（25岁）交谈过。
只受过小学四年教育的陈先生，把妻子、儿子、女儿留在福建，给蛇头120万日元，在1990年4月来到心仪的日本。为了偿还巨额债务，他争分夺秒地卖力工作。他早晨来到高田马场车站找活儿，白天在建筑工地打工，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在六本木附近一家小酒馆当服务生。
陈先生和在福建时当警察的表兄、朋友一起住在大田区的西大井。他的表兄与朋友也是非法逗留，他们说陈先生来到日本已经很久，每天去高田马场车站都途经品川和涩谷的车站，但没有下过车，估计也没去过银座。他把能利用的所有时间都用在打工上：
“所以，他不仅还清了债务，还在老家福建盖座小楼。再打一个阶段的工，估计就回中国啦，那他可就过上好日子了。”
据说他惟一的嗜好就是租看录像和喝酒，最近接连几天“白板（无日工工作）”日，常喝闷酒。我看到在饭店里默默进餐的陈先生的侧脸，也许是精神作用吧，看上去相当苍老。农民出身的陈先生，当回到中国之后，不知他将如何回忆高田马场车站、东京乃至整个日本的情景。
旅居巴黎多年的华人作家徐刚先生，曾采访过经营未注册的皮革制品厂的老板和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他这样介绍在那里的见闻：
那个工厂的老板、员工都是浙江省温州人。老板曾是温州地方的作家，七年前受到从巴黎回国省亲的伯父“到巴黎干一番事业”的鼓动，夫妇二人决定偷渡。
按当时的行情，谈妥支付给蛇头6万法郎（当时的外汇牌价约折合200万日元）承包到底。很走运，他们跟随蛇头，一切顺利。首先利用蛇头搞到的别人的旅居意大利的签证进入意大利，然后坐着观光汽车堂而皇之地偷渡入境法国。
他们现在已经弄到合法旅居资格，公开身份是服装店的老板，但实际上经营着未注册的皮革制品厂，生意相当红火。曾经身为作家的老板，据说是这样谈论自己的信念的：
“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有趾高气扬的日本人和台湾人，因为他们有钱。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么当然也可以买到安全和尊严。世俗总是阿谀权势和金钱，成功还是失败，关键取决于有多少钱。”
在设于地下室的这个皮革制品厂，温州女工每天得工作10多个小时。
“习惯这种生活吗？”徐先生问。
“生活在外国，关键是能不能挣到钱，习惯不习惯并不重要。每月月初就发工资，节假日加班给双工资。这很不错了。”女工回答。
“但也不能总这么非法逗留吧？”
“攒下钱，总还有办法的。万一在西欧干不下去，老板说带着我们转移到东欧。就是最后没有挣到那么多钱，但年轻时能到世界各地走走不是也很好吗？”女工豁达地回答。
到世界各地走走，这就是温州年轻女子的梦想吗？
不仅在巴黎和纽约，无论在哪个国家，只要有唐人街，就能看到像这家皮革制品厂的老板和在那里工作的女工那样的华人偷渡者。
据侨居纽约的朋友说，在唐人街的街角，常常看见拉着自制的两轮摊车的华人，他们多是像巴黎皮革制品厂老板那样的无证非法经营者，为了逃避警察的取缔，每天利用警察出动之前的清早，贩卖从香港或中国本土进口的便宜服装、日用品和中国乡村快餐，在唐人街的中餐馆或被称为“血汗工厂”的缝纫厂打工的华人是他们的常客。到警察快要出勤的时候，这热闹的市场就像风卷残云似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这种地方被称为“天亮街”，即“黎明市场”之义。
在“天亮街”的非法老板中，有很多曾是中国国内的厂长或处长级别的干部、工程师或知识分子。据说昔日广州某重点高中的校长就在这“天亮街”上卖鱼。
他们，还看不见明天的光明。
在“天亮街”卖油炸豆腐的广东省台山县30多岁的摊车老板苦笑着说：“家乡的人都以为我是阔老板，住着一栋漂亮的洋楼，开着锃光瓦亮的新车——你看，车倒是有，就是这摊车！”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谋求白户口的“老”偷渡者
来到日本的偷渡者，大都像在高田马场车站遇见的陈先生那样，离开中国之前已经确定一定目标，就是拼死拼活干几年，赚上2000万～5000万日元，然后依靠这笔钱，回国度过一生不必劳动的幸福生活。当他们挣到钱后，就用各种办法把钱送到家中，建起豪华住宅。按既定方针，到这时他们该回家享清福了。但是，这时回头一看，他们大多数人发觉当初的目标太渺小，于是人生目标也水涨船高，又升一个台阶，不是回国，而是在海外经营贸易公司或中餐馆，成为可以自由周游世界的华侨。
但是，这样改变人生目标的在日华人偷渡者，却发现日本不像欧美那样，没有大赦制度（通过大赦给非法逗留者以合法侨居身份），非法逗留者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身份，即永远不能获得合法旅居资格。只要没有合法旅居资格，哪怕富可敌国，也不能经商。
逗留日本数年并且手上积攒下钱的“老”偷渡者们，为了走出这种尴尬的境地，好像商量好了似的踏出第二步，筹划用钱确保自由周游世界的合法身份。
1990年前后，发行于日本的华文报纸，不厌其烦地刊登以这些偷渡者为对象的广告，几乎都是介绍向第三国移民的。如“免检可以入境几个国家”啦，“即使所持中国护照逾期或没有日本侨居签证也可以获得第三国的合法侨居资格”啦，以及“两年后可以合法入籍第三国”啦，等等，而所谓第三国则是对偷渡者的母国中国和现在侨居的日本而言的第三国。
这究竟都是些什么国家呢？从家中保存的1989年到1993年的《留学生新闻》里随意取出一份，是1991年8月号的，数一数上面刊登的介绍移民第三国的广告，合计有12则，介绍的国家和地区是加拿大、匈牙利、美国、奥地利、荷兰、塞浦路斯、塞班、英国、西欧各国、南美各国、莱索托……居然遍布欧、美、亚、非各大洲。
后经采访证实，其中虽然有钻法律空子进行移民介绍的公司，但大多数是骗子刊登的以介绍移民为诱饵行骗的虚假广告。
这时，我给一位向塞班介绍移民的名叫江志伟的人打电话，要求面谈一次，但他就是不答应。经过三番五次说服，好不容易约定在新宿小田急商场上面的咖啡馆见面。见到按时赴约的江先生，我觉得很面熟。
“好像我们在哪儿见过……”我说。江先生不好意思地承认：“实际上三年前在刘先生的家里见过您，江志伟是搞这种工作之后使用的名字。”经他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以前在我的朋友刘先生家里见过他，说他曾在中国一个地方电视台搞过技术工作，当时到日本大概还不到两个月。怪不得他不愿意见我，相识者之间的确不大方便。
“咳，几次接到您电话，实在没法拒绝；再者，虽然和您只是一面之缘，我也不想失您的面子，所以我这丑媳妇就决定见公婆。但是，您必须保证，我讲的话至少半年之后再写出来。那时我已经去到第三国，事过境迁也无所谓了。”
江先生先讲出接受采访的条件，而我虽说采访，但还处于搜集素材阶段，还没有预定在什么地方发表，所以就答应他的要求。
正因为有以前那段插曲，所以江先生在如实地回答我的提问时，脸上还不时浮现出几分不大好意思的微笑。
来到海外的华人，谁都想保证自由往来于中国和外国的身份。但是，来到日本，除了极少数人，却得不到华侨这种身份即合法侨居资格。偷渡者就不用说了，就是通过正规途径来日的大多数学生也不可能获得华侨身份，我就是其中一员。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日本不能获得的华侨身份，我要从其他国家弄到手。经过多方面调查，在塞班找到这条路。现在，我在塞班设立公司，从日本出口半旧汽车，到塞班销售。
在塞班获得侨居资格后，我忽然想到向第三国介绍移民。有很多和我境遇相同的华人，他们肯定也千方百计地想在第三国搞到华侨身份，我提供信息和方法，帮助搞到在第三国的合法身份，这对他们来说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不错的商贸工作。
具体的介绍方法和手段，江先生不愿谈及，我也不好深问。
偷渡者来到日本才发现海外并不是金玉打造的天堂，要想获得自由必须遵守法律，所以他们要用积攒数年的财力，即使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把自己的“黑户口”（非法逗留者）变为“白户口”（合法侨居者）。
和当初偷渡不知法律为何物、横下一条心要闯海外而离开中国的情形相比，现在想要白户口，这或许是一种进步。在日华人偷渡者了解到他们不能获得白户口、从无法实现的日本梦中醒来，就把目光转向可能得到合法逗留资格的西欧、美国、加拿大，毅然实施二次偷渡。也有很多偷渡者奔向花钱能搞到永住权或市民权的非洲和部分南美国家。在南非的新华侨中，很多人不会英语，但日语却相当流畅。他们就是原在日非法逗留者，后来从日本赴南非，终于弄到朝思暮想的白户口。
从1992年7月到1993年5月，我在日本的华文报纸上连载有关东欧新华侨的报道，受到旅日华人社会的好评，同时还给我带来“意外的商机”，就是接到很多偷渡者的咨询，都是“请告诉我去东欧的方法”。我如果有往塞班介绍移民的江先生那种商欲，或许通过介绍移民东欧，短期就可赚一笔钱。这时，我深切地理解到偷渡者获取白户口的迫切心情。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海外华人社会的“三黑问题”
偷渡者中，也有为偿还巨额借款染指贩毒的人。1993年3月19日的《福建日报》有篇署名报道，说福建省偷渡者陈某，入境美国尽管拼死拼活打工三年，但也没有还清应该支付给蛇头的钱，最后不得不听从黑社会的摆布开始贩毒，头一回就被警察抓住。
偷渡到日本的华人中也出现了抢劫团伙。据说这两三年，由非法逗留的上海人组成的“上海帮”和由福建偷渡者组成的“福建帮”在池袋、新宿一带“跑马占荒”，为争夺地盘反复厮杀。他们住处保密，似乎日本警察也无可奈何。他们也和日本暴力团沆瀣一气，正在形成黑社会网络。
在新宿歌舞伎町，一位垂青于大款的华人女招待的弟弟，由于在弹子厅捣乱被警察抓住，了解他是非法逗留者就被强制遣返回国。但是几个月后，他又出现在新宿歌舞伎町。他为什么又能回来？令人不可思议。问那位女招待，回答说：“现在只要有钱，入境日本很简单。”再三追问，才说她弟弟委托华人秘密组织，通过日本暴力团安排的路线再次入境日本。
特别是“福建帮”经常瞄准旅日多年、生活稳定、手上有钱的华人，闯进住宅，抢夺财物；还听说“上海帮”，承揽贩毒，伸手到很多新的商贸行业。由于和日本暴力团狼狈为奸，今后恶性犯罪案件很可能呈上升趋势。
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由于偷渡者急剧增加，这几年来一直为“三黑问题”——“黑工”（非法打工）、“黑户口”（非法逗留）和“黑社会”（非法秘密组织）苦恼着。其中特别在地下秘密活动的黑社会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华人黑社会不断制造的敲诈、抢劫、杀人案件使海外华人社会人人自危。
1993年6月29日，从西班牙巴塞罗那中餐馆“皇城饭店”突然传出来“杀人啦，杀人啦”的惊呼，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时，看到一个男人鲜血淋漓地躺在地板上。以杀人嫌疑被捕的“皇城饭店”老板朱先生面对警察的审讯，承认杀死一个姓卓的男子，但说是正当防卫。
据朱先生讲，卓及其同伙一个姓赖的男子，是西班牙华人社会的秘密组织“富华集团”的成员，以前曾多次来到“皇城饭店”敲诈勒索，要150万比赛塔（约125万日元），并威胁说：“要不拿出钱来，就杀死你老婆，要不就捣毁你的饭店！”那一天，两个人拿着刀子来要钱，朱先生早就忍无可忍，加之当时正好许多员工在场，就从守势转为攻势，厮打中误杀卓。
事实的真相如何，自有西班牙警察当局调查，但是朱先生所说的“富华集团”在西班牙华人社会中却是“顶风臭四十里”的秘密组织，伪造护照、介绍华人偷渡、敲诈勒索旅居西班牙华人，简直无恶不作，据说西班牙超过90％的中餐馆都受“富华集团”之害，每月都得支付一定数额的“地皮钱”。
那些来到西班牙但找不到正当职业的华人偷渡者，成为“富华集团”的新生力量。
同年6月初，在中餐馆“天安门饭店”发生的案件中，也有偷渡者参与，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9岁，但偷渡入境倒有好几年历史。
在纽约，这几年也频发暗杀华人案件，而且多和在美华人秘密组织“福青帮”、“长乐帮”有关。被暗杀的华人几乎全是不能支付给蛇头成功报酬的偷渡者。
1993年2月9日的《华盛顿邮报》报道，同年1月8日，在纽约唐人街红都袖珍电话公司的大门前，两名华人偷渡者被暗杀。三个月前，也在纽约唐人街，有个华人偷渡者被几个人用手枪打死。管理唐人街的第五分局的警察艾思认为，“无论哪一宗枪杀案件，都是因为偷渡者不能支付给蛇头谈好的成功报酬而引发的”。
一个姓陈的福建人，也是偷渡到美国的，在唐人街亲戚经营的中餐馆打工，还没等他还清答应支付给蛇头的25万美元的成功报酬，亲戚的中餐馆倒闭，陈某无法支付成功报酬，就被蛇头雇佣的秘密组织成员三个福建人拐骗，蛇头和秘密组织威胁陈某的亲戚说，如果不代替陈某支付成功报酬，就把他沉到河里去。
1993年7月，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中餐馆老板庄先生的家中闯进华人秘密组织成员，被抢走相当于300万日元的巨款。他接受采访时说：
“我马上报警，所以谁都知道我家被抢，可据我所知，被抢走和我同样钱财的中餐馆老板有四五家。但是，一旦惊动警察，会在税金方面引出很多麻烦事儿，所以自认倒霉，不声不响。这样，更助长秘密组织的嚣张气焰，以后他们更肆无忌惮了。”
我在维也纳采访期间，奥地利警察当局决心抓捕华人秘密组织的头头。在抓捕过程中，这个华人秘密组织的头头拒捕，他挣脱警察，跳进多瑙河想要逃走。当警察赶到岸边，用枪口指着他，逼得他无路可走，才最后投降。但是，人们认为彻底清除这些社会垃圾尚需时日。
经奥地利警察审讯得知，这个秘密组织接受蛇头的委托催讨成功报酬，把不支付钱款的偷渡者关进地下室毒打，其势力范围不仅在奥地利，甚至扩展到作为华人新的移民地而备受关注的匈牙利，其组织的秘密成员也不是个小数目。
奥地利华文杂志《欧华》第13期也撰文指出，“对于华人社会的不法分子，应该协助警察给予打击，容忍他们的抢劫、敲诈必将助长类似案件的发生”，呼吁社会各界同心协力清除秘密组织。
从这种呼吁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揭发华人社会的秘密组织之艰难。生活在外国，不愿意和警察打交道，这种侨居海外华人的心理，是揭发秘密组织的绊脚石、拦路虎。
但是，奥地利警察当局，却好像以从来没有的坚定信念，决心清除华人社会的秘密组织。
在同年1993年9月11日凌晨5点30分，奥地利警察当局共出动400名警察，对中餐馆（包括越南人经营的中餐馆）、华人住宅总计47处进行突袭式搜查，逮捕70名秘密组织的嫌疑人。
这一搜查行动结束后，奥地利内务部长立刻发表胜利宣言，“奥地利当局在清除组织犯罪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对以维也纳为中心活动的华人犯罪组织“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经过两天审讯后，9月13日，奥地利内务部长又发表补充说明，这次搜查行动所破获的华人犯罪组织，不过是某个犯罪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起诉的20名华人，几乎都是负责中间过程的偷渡介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