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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天审讯后，9月13日，奥地利内务部长又发表补充说明，这次搜查行动所破获的华人犯罪组织，不过是某个犯罪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起诉的20名华人，几乎都是负责中间过程的偷渡介绍者，指挥他们的元凶在莫斯科。
实际上，这次搜查行动很早就在秘密准备了。半年前，奥地利内务部公安厅长锡卡先生向当地新闻记者讲“中餐馆有洗钱的可能性，它们已占全奥地利餐饮行业的20％，其收入来源有可疑之处”，这是已经放出来实施搜查行动的口风。
但是，奥地利财政部的一位负责官员对利用中餐馆进行洗钱的这种怀疑却持否定态度：
“在理论上，利用经营中餐馆进行洗钱是不可能的，以前还从未听说过。而且，考虑我国把黑钱洗白将课以50％的税金的税法，那么如果真要洗钱，也应该选择其他国家，既容易又便宜。”
此外，这次给华人犯罪组织以致命打击的行动，对健全的华人社会也带来负面影响。
例如，奥地利饭店联合会会长就发表了过激的讲话：“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发现维也纳已经是中餐馆的天下，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这一讲话表明当地居民对华人移民增强了戒备意识。
同时也有人指出，在西欧展开的扫荡华人犯罪组织行动的背后，隐含着排斥亚洲系外国移民的人种差别意识。
根据1992年10月15日奥地利警察当局公布的毒品犯罪方面的统计，在奥地利搞毒品犯罪活动的罪犯，按国籍分，奥地利人5128％、瑞士人883％、德国人712％，其余依次为意大利人、前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哥伦比亚人。如此看来，即使真有华人贩卖毒品，那也少得微不足道。
很多华人认为，由于这次揭发华人犯罪组织的行动和饭店联合会会长的轻率讲话，严重地损害了侨居奥地利华人的形象。事实上，由于排斥以华人为首的亚洲系外国移民的人种差别意识抬头，使揭发华人犯罪组织的问题复杂化。对奥地利警察当局实施的揭发华人犯罪组织的行动，部分媒体争相发表耸人听闻的报道，因而使绝大多数安分守己经营的华人，被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餐馆已经受害于不正当的竞争，今后的经营更将步履维艰，也有人担心是否会有越来越多的中餐馆急剧倒闭。
为了在这种状态下生存，中餐馆的老板们改弦更张，忍痛割爱，尽量不雇用薪金低廉的偷渡者。
这种倾向亦见于美国。因为华人秘密组织的成员多是福建人，所以华人经营的缝纫厂和中餐馆等也确定尽量不雇用福建人的方针，想要把他们清洗出去。为此，深感危机的美国东部福建同乡会，甚至发表这样异乎寻常的声明：“福青帮”的组织成员并不是福建省的青年，纽约唐人街没有“福青帮”，一般的福建省的偷渡者不能被看成“福青帮”的组织成员，等等。
在作为新路线而备受偷渡者欢迎的莫斯科，飞扬跋扈的秘密组织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莫斯科的华人秘密组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其组织成员几乎都是北京人和东北人，并且有前科的人多，因而更加疯狂不可一世。加之俄罗斯治安混乱，莫斯科的华人秘密组织大有用枪武装之势，其犯罪行为也逐日升级。起初正像在第三章里所指出的那样，多是袭击携带巨款的蛇头，但是现在竟公然以暴力威胁北京—莫斯科间国际列车上的乘客，抢夺钱财，有恃无恐。中国公安当局认为由于这种案件频发、被害人增加，中国的国际威信正在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动员有关部门，着手加强北京—莫斯科间国际列车的治安工作，同时还得到俄罗斯公安当局的协助，逮捕一部分华人秘密组织的成员。
但是，对已经演变成高流动性的国际犯罪集团的华人秘密组织，要想一网打尽还相当困难；而俄罗斯社会方面、政治方面的混乱又旷日持久，所以，对北京—莫斯科间的国际列车不可能拿出长治久安的根本办法。莫斯科的华人秘密组织问题还将继续困扰有关当局和俄罗斯的华人社会。
海外华人社会的“三黑问题”本身就错综复杂。因为是以非法手段到海外的偷渡者，所以就得不到移民的正式身份，只能走非法打工这一条路。但是非法打工，就看不到未来和希望。尽管如此，又割舍不下发财梦，结果，这些本来就法律意识淡薄的“法盲”和接受教育不足的“文盲”，势必自暴自弃，投身于秘密组织。
华人偷渡者也有明天，但是光辉灿烂的明天这个太阳，不可能公平均匀地照射到每一个华人偷渡者身上。现在，西方各国几乎毫无例外地陷入深重的经济难民问题的泥潭，对从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大量溢出的偷渡者，能够提供安身立命之地的国家越来越少。这样，抢夺残存馅饼的人们，必将依靠蛇头匆匆奔波在偷渡到海外的旅途。结果，“三黑问题”将更加严重，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劣，正形成恶性循环。
华人偷渡者的未来，或许要变得极其严酷，不是趑趄在雷电交加的风雨中，也将踉跄在冰雪融化的泥泞里。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过剩劳动力
华人为什么历尽艰险、饱尝辛酸苦辣甚至哭干血泪前赴后继地奔向海外呢？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只要到了海外就可以成为“大款”；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压力问题。
西方媒体认为，偷渡者是受蛇头之骗、无知、可怜、贫苦的农民，事实并非如此。偷渡者或许无知，但绝不贫穷。
信息、人际关系和财力是做偷渡者的三个条件。没有这三个条件，就不够格做偷渡者，首先，蛇头就不买账。
今后十年，偷渡者的主力还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要充分估计内陆地区的可能性。国内盲流变成国际盲流，除了偷渡，他们几乎没有进入国外的手段。
人们往往忽视了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本国青年人远避脏、累、险的工作，还是需要国外的移民来弥补。
像在第四章记述的那位青田农民那样，华人为什么历尽艰险、饱尝辛酸苦辣甚至哭干血泪却前赴后继地奔向海外呢？
本章将对其原因稍做探讨。
第一个原因，正如在上一章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很多人迷信“华侨神话”，认为只要能到海外就能成为大款。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国内的人口压力这个大问题。
20世纪进入80年代，由于电视迅速普及，使得众多不能看书、不会读报的农民，通过电视看到外面的世界，这样无疑是给他们心中燃烧着的华侨神话、发财梦想火上浇油。
1993年8月19日的《读卖新闻》曾刊登两名福建省农民的证言。这两名农民（均化名）一名叫王建新（32岁），另一名叫王增（25岁），打算偷渡到美国，但登陆前在海上被有关当局发现并拘留，强制遣返故乡福建省长乐县半野村，他们说：“在老家除帮忙干点儿农活外，就闲逛。”
这就是说，人口过多，很难找到就业的途径。同样的苦恼，从我采访的很多偷渡者的口中都能听到。
上海一位朱女士（27岁）1988年来日，由于异国生活远远严酷于在国内的想像，所以我见到她时，她情绪相当低沉。我劝她“那么就该回国呀”，她回答说“中国是绝对不想回去了”。
她告诉我“在上海那个狭小的家里，连个能生活的地方都没有”。原先她用的那张床，现在被长大的妹妹占用，而家里小得都没有再安放一张单人床的空间。
结果，由于对日本失望，一年后即1989年她付给蛇头85万日元定金偷渡到美国。出发前她打电话和我告别：“如果一周后接不到我的电话，那么你就当我顺利地到达美国吧！”以后一直音讯杳然，大概她顺利地奔向了新天地，但她是否果真如愿以偿地入境美国，则无从知晓。
没有职业，没有住处，找不到收入高的工作……这是很多偷渡者常挂到口头上的理由。从这些理由中，不难看到中国沉重的人口问题。
上海浦东开发研究院的经济学家樊勇明先生在接受NHK的采访时指出“现在中国的农村有剩余劳动力26亿人”（NHK教育电视台，ETV特辑《发自亚洲的声音》1993年9月1日播映）。
以两位数字增长率急剧增长的中国经济，还多是劳动集约型的产业，吸收溢出农村的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农村乡、镇、村经营的企业即俗称的乡镇企业，在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中获得大发展，作为人民公社的托盘，有效地消化掉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面这个数字有些过时，但1989年年末乡镇企业已经提供936万人的就业机会（《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那么考虑其后乡镇企业的飞跃发展，则应充分估计到其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作用还将大大提高。但是，中国经济不可能年复一年地总是一成不变的劳动集约型产业，那么随着向技术集约型产业转化速度的加快，将有以亿为单位计算的剩余劳动力寻求新的就业途径。
中国公安部有材料统计说，1990年以后每年全国有约8000万的“盲流”人口。何为“盲流”？这是中国对那些没有明确目标、只是想外出打工就离乡背井而游荡在国内各地的农民的称呼。
“盲流”是在实施改革开放的中国家喻户晓的新词语。
而且，这种“盲流”还在不断增加。广东省、上海市等沿海地区是这些“盲流”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广东省有关部门推算：20世纪80年代初划分经济特区后，每年有300万“盲流”流进该省，其中1/3的人是新“盲流”。
这种蜂拥到中国沿海地区的“盲流”人口，终有一天要把目光转向海外，很可能成为“国际盲流”。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只要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存在着收入的差异，只要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彻底解决，那么华人的出国热今后至少在二三十年内不会降温。
为什么说在二三十年内不会降温呢？这里有个根据。设立在中国最高学术机关中国科学院的国情分析研究小组，1989年10月提出一份题为《生存与发展》的报告（华语题名是《生存与发展》），这个研究报告指出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将迎来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即总人口至少15亿，劳动人口超过10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
考虑中国人口增长的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前景，在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到来之前的今后30年，以及达到高峰之后及转向缓慢降低趋势的数十年，人口问题将无情地沉重地压在中国身上，只要无法缓解人口压力，那么华人的出国热就不大可能降温。
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顺利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乡镇企业和发展经济的城市地区有效吸收消化，这对迫在眉睫的人口爆炸的危机来说，虽未釜底抽薪，但“扬汤”毕竟“止沸”。这也是最大限度控制华人偷渡案件的上策，无论对华人来说，还是对世界来说，都是使震动降低到最小的方法。因而，我们应该对中国经济的高度成长举双手欢迎，而不应该把它看成威胁，那是忽视中国这个人口问题的短视观点。当然，经济高速增长也会带来公害、破坏环境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必须同时解决。
中国的人口问题，只有通过贯彻中国政府提出的彻底控制人口的政策以及稳定并且持续的经济发展来解决，此外没有灵丹妙药。但是，现实地进行思考，为了解决人口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劳动力出口即人口出口这一手段，尽管是权宜之计，也不得不用。这就像在洪峰到来之前毁坏部分堤防，人工排洪，削弱即欲吞没一切的水势，赢得时间，从而完全战胜洪水一样。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绝不贫穷的偷渡者
以日本为首的西方媒体在有关偷渡者的报道中，往往把他们说成是受蛇头之骗、不谙世事、无知、可怜、贫苦的农民，西方的人们大体也相信这种说法，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偷渡者或许无知，但绝不贫穷。通过以往的采访，我深信这一点。
从中国偷渡到美国，需要付给蛇头成功报酬2。5万～3万美元；到日本需要150万～200万日元。由于偷渡方法和蛇头保证的内容范围不同，有时还要索取额外的报酬。
支付给蛇头的这些成功报酬，对于年平均收入约600元（1990年当时的外汇牌价约为2万日元，见《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的中国农民来说是一笔巨额资金，的确他们向亲戚朋友甚至地下金融业者即高利贷贷款凑足这笔钱，但因此说他们是穷人却太武断了。
据我采访所知，偷渡者绝对不是穷人。他们具有明确的打工意识，知道风险并决心冒险而依靠蛇头踏上偷渡旅途。
1992年11月，我在莫斯科采访福建省长乐县的偷渡者，据说他们故乡的年收入是6000元（当时约为13万日元），这相当于中国城市工人年平均收入的两倍左右。1991年11月，我在东京JR高田马场车站遇见福建省福清县的偷渡者，据他本人说在福建时他是贩卖海产品的个体商贩，年收入不低于2万元。在第一章出现的、经由泰国入境的肖先生也说年收入是3万元。如果考虑现在中国大学教授的年收入在4000元左右这一情况，那么我想应该能够证明偷渡者并不全是穷人这一现实。
在写本书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也开始报道这种情况。1993年8月19日《读卖新闻》刊发有关报道，其标题就直书为《为了更富打工，与贫穷无关》。该报道说，偷渡美国失败而被强制遣返到其故乡长乐县半野村的、前文曾介绍过的王建新先生和王增先生是农户，二人都已经结婚，生活不困难；王增的家是三层小楼，既有电视机又有摩托车；半野村居民3600人，农民占绝大多数，1992年的平均收入约为2000元，该县的干部也承认村民过着在中国说来属于中等以上的生活。《读卖新闻》的采访记者得出结论：“以输送偷渡者而知名的福建省沿海地区，因得天独厚的环境，远离贫穷，估计从那里出来的偷渡者是为了更富裕而明知风险‘非法外出’打工。”
关于这种情况，我在参与1992年9月20日播映的电视《周日漫谈》节目时，在1992年11月1日的《留学生新闻》中以及在1993年4月出版的拙著《来日华人的真面目》里，曾多次指出。
偷渡者的出身地虽说是福建省，但多集中在长乐、福清二县。在这二县，只要登上稍高一点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处处新建的漂亮住宅。这些新建住宅的主人，几乎都是来到日本打工的过去“日语学校就学生”或者是入境日本或美国的偷渡者。
在长乐县边防军大队的拘留所里，拘留着偷渡日本失败而被中国公安部门逮捕的一位农民，他是这样谈他为什么偷渡日本的：
“看到从日本打工回来的人，人家在日本每个月都挣人民币1万多元，所以我也想去。可是1987年申请去日本就学，被法务省退回来。我在中国连小学都没正经读过，没有学历的人想要赚钱，只能偷渡。”
中国除城市地区和部分富裕的农村之外，义务教育没有普及，有数量众多的人没有读完小学。从这一点上讲，或许可以说偷渡者中多是无知的农民。
曾在长乐县梅花鱼粉厂上班的一位青年，月收入500～600元，远远超过中国农村的一般生活水平，但是看到出国的人家里新建起来二层小楼，自己还住在平房里，就决心到日本去。他的梦想是到日本挣5000万日元，建座豪华住宅，而后半生就不必再劳动，只要尽情享乐就可以了。所以毫不犹豫地给蛇头5万元（当时的外汇牌价约为120万日元），登上偷渡船。这和出现在第三章的莫斯科的老林的想法如出一辙。
第七章 国际盲流与出国热做偷渡者的三个条件
一般说来，做偷渡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信息、人际关系与财力。换言之，搞不到海外信息，海外没有可以依赖投靠的人际关系，不能一次付给蛇头即使不是全部的成功报酬也必须相当于中国农民几年收入的定金，这样的人就不够格做偷渡者，首先蛇头就不买账。
另外，虽然都笼而统之地称为华人偷渡者，但是看他们的出生地，却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日本发生的华人偷渡案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发生在福建人身上，其中多是福建省福清县人。而在美国，偷渡者除福建人外，又增加了广东人。偷渡美国的福建人，来自长乐县的人居多。
那么，为什么偷渡者中福建人多呢？
简言之，这就是和其他地区相比，福建人具备信息、人际关系与财力这三个条件。
很多国家都有福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