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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这位华人职业介绍者曾经一起喝酒，他既对我信任，又碰上酒劲儿上来，就顺嘴讲出来这个秘密。据说在他那里两个星期前有四个人、几天前有两个人都“有幸就业”，这些人都是乘坐货轮在大阪或神户的港口登陆的。
“他们连护照都没有，都说在日本先干几年，赚到足够的钱后，再买第三国的护照，到其他国家去——用货轮运输偷渡者，这也是相当赚钱的买卖！”
华人职业介绍者不断地发出由衷的赞叹。
可是关于那方面的情况，我实在无法刨根问底，只好把采访拉回到对偷渡者利用货轮入境日本的话题上。
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几个星期后的一天，听说有一个打给我的电话，电话中一个华人说：“我读了您写的一些报道，能不能允许我不透露姓名和您谈谈？”并且说，一个小时后，为了听我的答复，还要打来电话。
当然，关于那个人的情况，关于他想要谈的事情，我都一无所知。不过，以前类似的经历也有过几次，既然知道是一位处于连姓名都不愿意透露的困境的同胞，尽管我从未觉得自己有救苦救难的本事，但同是华人，岂能袖手旁观。
“好，知道了。我可以和他谈一谈。他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告诉他我的电话号码。”
我决定听一听这位连姓名都不能公开的同胞要说些什么。
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权且把这个人称为A先生。
不久，A先生本人打来电话，讲着一口带有南方人特有土音的北京话，约定次日在六本木见面详谈。
但是，过后为A先生这件事儿，却是别人打来电话。
这个人也没有通报姓名，所以我们权且把他称为B先生。
“白天听A先生说和您约好明天面谈，但他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取消这次会面。”
B先生突然转达A先生单方面取消会面的决定，虽然措辞委婉，但是我再迟钝，也听出来A先生对我的不信任。
“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便暴露身份，也不能在人多眼杂的场所抛头露面，但是他仍希望向您求教，解除心头的苦恼。有关详细的情况，下面由我代为介绍。”B先生说。
B先生所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A先生40多岁，曾是中国船籍的货轮船员，在船停泊在大阪时用船员证上岸，而后就那样非法逗留在日本。登陆之后不久转移到东京，因为在中国时曾学习过烹饪，所以如今在六本木的一家中餐馆做厨师。中餐馆的老板知道他的身世，体谅他的处境，所以尽量不让他到人前走动，而考虑他的将来和家属，给的报酬也较优厚。
但是，总叫他这么藏藏躲躲的也没有个出头之日，所以业主就对他说“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恢复合法身份呢？”他马上敞开心扉：“考虑到家属和将来，做梦都在想尽快取得合法身份！”
这样，两个人就注意收集周围的情报，了解到我正在写书，熟悉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情况，于是求人为之先容，打来要求面谈的电话。
据B先生讲，和A先生同时登陆日本隐姓埋名的船员共有四人，尽管他们和普通所说的偷渡者性质稍有差异，但从广义上讲，仍然属于非法入境的“又副册”人物。
第一章 轰动一时的日本偷渡路线伪造泰国护照的偷渡渠道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通过更细腻的手法偷渡日本。
例如，首先作为外语就读生到澳大利亚，在那里花钱搞到非法工作签证，然后用观光签证或过境签证等进入日本。而且，这些偷渡者甚至被无微不至地关照到每次一组五六个人，由某国大使馆的馆员，护送通过成田机场入境审查窗口。因为这样偷渡几乎从未东窗事发，所以在城市的偷渡志愿者中间，似乎成为备受欢迎的手段。因而其“手续费”也不菲，1992年当时的行情是2万美元。
前文介绍的肖先生就是通过类似的方法进入日本的。
据肖先生讲，申请用这种方法偷渡，必须经过蛇头面试等审查之后才能决定是否被接纳。那些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农民志愿者全被淘汰，被选中的都是那些细皮嫩肉、举止落落大方、衣着整洁的申请人。这是因为要装扮成定居海外的华人或者是持有外国护照的外国人去日本等西方国家，倘若被人一眼就看出来是来自中国什么穷乡僻壤的田舍庄稼汉，那么连本带利都打了水漂儿，所以必须面试审查。
肖先生在五兄弟中行三，1992年3月离开中国，老家是福建省长乐县的一个乡村，人口约2万人，多数的年轻人都去了西欧或者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但是最受欢迎的出国地仍然是日本。
在中国，没有政府机关认可的理由是拿不到护照的，所以，肖先生首先借蛇头之力伪称观光，搞到一本护照，而后经由香港进入泰国。
“我能拿到护照，算是幸运的了，离开中国之后三天就到达泰国。但是还有人没有拿到护照，他们只好千方百计自找门路跋涉到泰国。实际上他们都是以偷渡出国的形式离开的中国，其中还有人是徒步翻越中缅边境的群山进入泰国的。”
肖先生怀着庆幸的心情，喜形于色地讲述着。
蛇头包揽进入泰国的偷渡者的食宿，就和日本海外观光旅行中的当地陪同照顾旅行者的情形一模一样。
肖先生等几名到达泰国的人，被安排住在旅馆二层的两个房间，指示在一层的食堂就餐。也可以外出，但事先必须得到蛇头的允许。而且外出的时候，有蛇头的部下跟随，严禁单独行动。
“听说想要逃跑，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被逮回来，那可没有好果子吃。不过，偷渡者对蛇头几乎是言听计从的。因为怕惹得蛇头火起，被丢到不过是中转站的异国他乡，人生地不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在泰国待命期间，蛇头为偷渡者进行护照的“剃头”作业。而所谓“剃头”是偷渡介绍行业伪造护照的黑话，就是把事先搞到手的外国护照（在泰国自然是泰国护照）贴换上偷渡者本人的人头照片。
三个月后，发下来贴有肖先生人头照片的泰国护照，打开一看，里面还带着日本驻泰国大使馆签发的观光签证。
终于盼到前往日本的日子。1992年6月12日，跟随蛇头带来的两名向导，肖先生等一行七人登上早早起飞的飞机，到达成田机场。入境管理局的官员并没有严格盘查，肖先生他们轻而易举地顺利进入日本。
一离开机场，就根据蛇头的指示，向福建省的老家挂电话，报告平安到达日本，通知向福建的蛇头支付成功报酬。肖先生他们应该支付的成功报酬是每人250万日元。
两周后，帮助肖先生他们一行入境的假泰国护照全部被蛇头收回，而曾一度被蛇头收去的中国护照，又分别返还到所有者的手中。回收的泰国护照，今后再经过“剃头”作业，又将发给下一批偷渡日本的人。
而在返回肖先生手上的中国护照里面，虽然盖有离境中国时的检印和入境泰国时的检印，但是关键的入境日本的检印，却查遍护照也不见踪迹。
有的读者或许担心，那么回国的时候怎么办呢？——活人是不会让尿憋死的，将来可以花钱买第三国的护照作为外籍华人回国；还可以用钱取得第三国的永住权作为华侨回国。这种护照的持有者们稳坐钓鱼台。
然而，支付给蛇头的成功报酬，在中国却是一笔巨款，筹措这笔巨款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肖先生也是从高利贷手上借了12万元（当时约合220万日元）。月息2％～3％，换算成年息则是24～36％，仅利息每年都必须支付3万～4万元，在中国国内，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连这个利息钱都还不上。
“所以，到了东京之后赶紧找工作，因为必须尽快还债。在快餐食品店打工赚不下几个钱，但是和同来的其他人相比，我也应该知足了。”
据肖先生讲，使用伪造的泰国护照一起来到日本的人，除他之外还有六位。但是仅仅四个月后，其中两个人住的公寓，突然闯进东京入境管理局的人，他们两人和通过其他渠道偷渡入境日本的、住在同一个公寓的另外三名偷渡者一起被捕，拘留45天之后，在1992年12月18日，被强制遣送回国。他们背负的沉重债务，还有2/3没有还上。
“他们彻底垮了。就是想在中国做买卖，也不可能东山再起。因为不能归还借款的人，就失去了诚信。并且，这么几天就被抓住强制遣返，谁都看透他们没有还债能力，所以，谁也不会借给他们资金。”
肖先生说，那两位同来的人之所以被从公寓抓走，就是因为不三不四的人出入公寓，引起周围居民的怀疑而捅了上去。
因石垣岛偷渡案件而采访王先生的时候，肖先生也对初来乍到的王先生以长者的口吻传授在日本生活的心得体会。
“特别是对那些形迹可疑的人，绝对不能交往。”
现在，肖先生每天最少也得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6点开始，起码到晚上12点结束。据说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工作480小时，平均每天16个小时。这样，刨除每个月的生活费，肖先生手头最少也积攒了30多万日元。积攒的钱大部分都寄回中国。肖先生的目标是用二年的时间还债，然后再积攒1000万日元。
说起汇款，不妨先抛开主题，顺便说说偷渡者的汇款情况。
侨居海外的华人，也有通过银行或邮局汇款的方式给故乡的亲戚寄钱的，但多数是委托回国的熟人把钱带回去。为什么采取这种方法“汇款”呢？恐怕各位读者很难理解。
这是各式各样的内情使然。首先说偷渡者，他们如果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款，就必须写清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住处，那样做，担着败露偷渡者身份的风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样，他们就不使用通常的汇款方式，而想出来托人带回的方法。
现在，言归正传。
“那么，为什么不去美国，而选择日本呢？”我向他提出每次采访来到日本的偷渡者都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日本比美国容易赚钱哪，村子里的伙伴都想来日本。趁年轻的时候辛苦几年，打下足够过一辈子的经济基础，那样，将来才能尽情地享受生活的乐趣，这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呀！”
21岁的肖先生不愧是福建省长乐县人，他打的就是一时辛苦、一生“长乐”的算盘，所以拼命地在异国打工。
据肖先生讲，使用伪造的泰国护照进入日本的偷渡成功率在90％以上，所以在福建省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偷渡手段。但是，为了伪装成合法的观光者，从伪造护照开始，必须进行形形色色的相关工作，既费手续，又费时间。肖先生一行，从拿到中国护照到踏上日本国土，就是因为必须完成的这些相关工作，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和三个蛇头集团打过交道。所以，这种需要复杂手续的偷渡方法尽管说成功率高，但是一次却不能输送大批的偷渡者。以福建省为首，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一些地方，出国热天天都在升温，正规的合法的出国方式当然满足不了要求；就是加上像肖先生这样伪装成观光旅游的非法途径，仍然是渠道之“供”不应欲出国者之“求”。
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下，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日本和美国，都涌现出大量的新蛇头。组织偷渡成为赚钱最轻捷的地下产业。
与此同时，偷渡手段也开始两极分化：一方面是用更加细腻的“合法式”的手段进行偷渡，即把伪装成合法观光者的作业搞得至精至细，天衣无缝；另一方面则是用更加直接的“蛮干型”的手段非法入境，即不是把偷渡者伪装成难民而是塞进货轮或渔轮运送。
特别是“蛮干型”的偷渡案件，最近三年在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地明显上升。而且，由于以生命为赌注的“蛮干型”偷渡案件接二连三地被查获，所以，以往不大为多数华人所注意的、偷渡案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蛇头也被拉近、放大。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蛇头是何许人？
蛇头中，既有中国的军官、党员干部、新闻记者，也有国营工厂的厂长。这些有着令人艳羡的学历、经历的人物，都成为蛇头，我受到的震动无法言喻。
以往把偷渡者运送到西欧各国和美国时，蛇头大体采取区间负责的方法，由于偷渡日本接连不断地失败，蛇头也引进了这种欧美式的区间负责制。
来自浙江温州的林老板因偷渡成功率极高而成为莫斯科华人偷渡介绍业中的知名人物。他对付人蛇和家属有两手绝招。
在布拉格，蛇头已经实现了企业化，赢得了中国偷渡者的信赖；在布达佩斯，水翼船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则把偷渡者带到另一个国家。
在华人偷渡案件的幕后，肯定有蛇头的操纵。抽去蛇头，就不能揭示华人偷渡案件的真相。
但是，组织偷渡既然是一种地下产业，那么想要揭示蛇头的真相，无疑难于上青天。有的大众传媒和新闻记者，看到华人偷渡案件规模大、区域广和偷渡者移动路线长，就贸然断定蛇头是巨大的秘密组织，发表、播放了诸多夸大的报道。因为也有日本的暴力集团参与的案例，所以在日本宣传媒介的报道中，明显地存在着哗众取宠的倾向，有的还摆出一副直接采访过蛇头的架势。然而，实际上目前恐怕还没有一位亲身住进蛇头窝点数日并与蛇头共同活动的日本新闻记者。
在本书中，我始终不过是通过实际的体验，写下来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事实以及因此而获得的感受。
首先说说名称。蛇头自身反感用透着阴湿感的“蛇头”称呼他们，所以在偷渡者中间，把他们叫做意味着业主、经营者的“老板”。他们始终把自己干的事情看做一种商业运作，自嘲地称之为“人头生意”（与人有关的买卖）；或者意识到这是在干一种与犯法仅一发之隔的钻法律空子的买卖，所以又起诨名为“擦边生意”。蛇头把他们的客人偷渡者称为“鸭子（野鸭）”。不过一般的华人与宣传媒介则把组织偷渡的经纪人称为“蛇头”，把偷渡者称为“人蛇”。
蛇头很像是经营多条旅游路线的中小旅行社，既有专门组织偷渡到西欧的，又有专门组织偷渡到美国的，既有经营东欧偷渡路线的老板，又有在香港—曼谷路线称王称霸的集团。此外，还有护照、入境邀请函、身份保证书、签证等证明文件的伪造“专业户”，以及擅长突破国境的偷渡向导。
引导偷渡的方法也各自不同，有从中国的出发地到偷渡的最终目的地全程一手包揽的；也有把偷渡路线分成几个区间，由几个蛇头集团分别运送的。特别是还有一种搞区域偷渡介绍的蛇头，并不做长距离的偷渡引导，只把偷渡者领到相邻的下一个目的地，在那里让偷渡者本人寻找别的蛇头，继续其偷渡的旅程。
正如从本书“序”中介绍的原军官证言中所了解的那样，蛇头广阔的国际网络，的确有令人惊异之处，但并不是拥有像巨大的多国企业那样组织机构的“黑暗社会”，也不是根据世界规模的地下组织的指令而活动的“暴力集团”，只不过是一种通过横向联系运送偷渡者为目标的单一的团体而已。而就其网络而言，仍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有的偷渡成功者，依样画葫芦，也进入蛇头行业；或者是蛇头物色到偷渡者或交往中的合作者；更有被成功运送到目的地的偷渡者回过头来又和蛇头结成合作关系的。
就我自身的情况而言，能自由地往来于日本和欧洲，在日本干起事来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得心应手，这在蛇头看来大概很有吸引力，所以有的蛇头曾两次找到我，希望结成合作关系。还有的蛇头执拗地问我“能不能搞到大批法务省发行的再入境许可证”啦、“能不能收买入境管理局的官员”啦等等。他们是在拼命开拓新的偷渡通道，我当然拒绝，他们就说我“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能力”。
我曾对侨居维也纳的华人新闻记者常恺先生谈起这事情，他也说因为他在奥地利的华侨社会算是头面人物，所以一年到头总有蛇头要求协作，遭到拒绝，他们也说：“您是把送到眼前的大笔钱财往外推呀！”
因为蛇头是把组织偷渡看成商业行为，所以比起求助于各国的犯罪组织来，更希望借用在外国具有实力的场面人物的力量。有实力的场面人物答应帮忙，那么既安全，又能提高成功率。
而我本人在进入蛇头窝点与他们数日共同生活之前，也猜测蛇头大概原本就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吧。但是，随着采访的进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