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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本人在进入蛇头窝点与他们数日共同生活之前，也猜测蛇头大概原本就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吧。但是，随着采访的进展，了解到曾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原青年干部、出身于上海名牌大学复旦大学的原新闻记者、拥有数百名工人的原国营工厂的厂长等这些有着令人艳羡的学历、经历的人物都成为蛇头，我受到的震动是无法言喻的。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成为蛇头的干部
1992年5月中旬。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经朋友介绍，我会见了陈明明（化名）这位35岁的蛇头。他居住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人住宅街，距朋友经营的中餐馆不远，与一户户带有庭院的住宅彼此相连，处处让人感受到一种幽静典雅的氛围。陈先生的据点就设在其中的一栋楼里面，我住宿数日与他共同活动的场所就是这栋带有庭院的独门独户住宅。
据说陈氏在中国的时候，是任职于福建省福州市政府的青年干部，是位工作起来干净利落的干才。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目睹席卷福建全省的出国热，终于眼热心活，坐不住市政府的办公室。
“听说没有教养、没有技术的农民到海外都发了财，我在国内也待不下去了。我受过一般人没有受过的教育，干起工作来也绝对不比别人差，所以我如果到海外去，即使不能富甲一方，也应该比农民强。这样我就放弃了市政府的职位和纳入轨道的前途来到海外。说起来，市政府的工作很稳定，但是能够满足于那种一碗凉水看到底的前程吗？而到海外去，虽然充满风险却可以实现那种孕育着无限可能的梦想。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陈先生首先到了匈牙利，开始搞偷渡介绍业。但是因为大量的华人铺天盖地而来，所以不久匈牙利中止免检（无签证）入境方式，对华人关闭了大门。这样就击碎了陈先生积累原始资本的梦想，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罗马尼亚为海外定居地。
在经济落后、社会混乱的东欧，很难做上赚钱的买卖。想要大干，但陈先生没有资金。根据把陈先生介绍给我的朋友讲，他起初是在福建省直接招集偷渡志愿者，组织他们偷渡到东欧；但是来罗马尼亚之后，嫌风险大，就不搞亲自直接招集偷渡志愿者的工作了，而是专门伪造申请罗马尼亚入境签证所需要的入境邀请函、身份保证书等证明文件，然后卖给实际组织偷渡的蛇头。同时又和他们签订长期合同，把独门独户的据点作为入境罗马尼亚的偷渡者旅馆，挣些住宿钱。陈先生从直接组织偷渡的蛇头变成间接组织偷渡的蛇头，而间接蛇头可以说是直接蛇头的“后援部队”。
在面对清幽庭院的接待室，陈先生亲口向我讲述了他当蛇头的动机。
我因为长时间做干部，所以只想着干好工作，心思没有放在赚钱上，到了国外才知道，无论干什么，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在生活水平低的东欧，显然做小买卖或者开中餐馆绝不可能发家致富。况且我来到匈牙利不过带了一个旅行提包，两只空手而已，想来想去，最后想通了，为了在短期间内最有效地积累原始资本，除了做这种“擦边生意”之外别无出路。到现在，这“擦边生意”已经做了两年。但是，我绝对不干那种拐骗客人钱财的蠢事。客人来要求出国，我总是说明到国外的机遇与风险，请他们重新考虑考虑。我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仍然决心出国的人手里拿到绝非小数目的金钱，但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我一定把有关的工作做得妥妥帖帖，绝对不能欺骗客人。搞这种买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所以如果弄虚作假，必然遭到怨恨，他们敢对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只要出国，必然是相信能够成为大款的“华侨神话”而来到东欧。但是，东欧国家因为社会体制的变革，背着本国国民大量失业的沉重包袱，哪里还有余力为不请自来的华人提供饭碗。另一方面，当地人获得的那点儿微薄工资，也根本满足不了做梦都想成为公司老板的华人的欲望。正因为这方方面面的情况，所以一部分先到海外的华人就走上有可能迅速发大财的蛇头之路。在采访的最后，陈先生又慢慢地说起他已经开始考虑金盆洗手、脱离偷渡介绍业的打算。
一辈子干这种买卖，毕竟不能梦稳神安。问题是金盆洗手的时机，洗手之后干什么，这还没有想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以后一定得干一种正经八百的工作。对您讲的话——包括对自己不利的话，没有半句是假的，我丝毫没有把自己合法化的意图，所以，才坐在您的录像机前接受采访。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积累时代，也干了很多肮脏的勾当，所以搞“擦边生意”，从生存原理上看，我们并不认为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况且，我们也算不上违法。东欧各国，由于社会体制变革，有点儿混乱，法制不大健全，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一下这种混乱和法制不健全之处寻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谁还能说出分外的话呢？
这位陈明明先生，听说现在已经摇身变为商人，搞进口中国产品到罗马尼亚的贸易。做买卖所需要的原始资金，就是通过组织数百人偷渡而赚到手的。在短短的期间内，就在国民平均月工资数十美元的罗马尼亚，积攒下至少20万美元——了解陈先生底细的朋友断言。
我在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柏林、莫斯科以及日本也见过像陈明明先生这样的蛇头。在曼谷、香港以前曾做过蛇头而成为名流、成为知名商人的人物，绝不止一人，为尊者讳，真名实姓就不必说出来了。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引进区间负责制
最近，暴力集团参与华人偷渡日本的案件被曝光，日本的宣传媒介好像受到很大震动，但是让我说，日本的蛇头最终也只能步欧美蛇头的后尘。
蛇头以前组织偷渡到东欧、西欧各国或通过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地带时，曾利用过当地的犯罪辛迪加，但是，日本的蛇头以前因为用船就可以使偷渡者入境日本，所以没有和暴力集团联手。当然，那样做成本低，利润高。但是，1992年初夏发生八丈岛偷渡案件之后，鉴于接连不断的登陆失败特别是因地理不熟而造成的失败的教训，使蛇头觉得确保偷渡的成功率重于获得高利润，否则其衣食之源的客人就会投到其他蛇头的怀抱，自己就有“歇手”的危险。同时，蛇头又看到因登陆日本失败而蛇头组织被揭发、人被逮捕等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自己不愿身临险境。这样，日本暴力集团才接受蛇头的委托，得以染指偷渡者入境日本的引导作业。
以往把偷渡者运送到西欧各国和美国时，蛇头大体采取区间负责的方法。我在莫斯科曾采访过负责在“北京—莫斯科—欧洲各国边界”区间转移偷渡者的蛇头。
一个大雪纷纷的寒冬夜晚，在莫斯科郊外一座漂亮的红砖建造的会员制旅馆，我耐心等待两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一直在寻找的名为蒋民生（32岁，化名）的蛇头。
我们迅速地转移到我在莫斯科采访时借住的公寓，开始采访。大概是莫斯科的协调人事先已经向对方说明我采访的宗旨，所以蒋先生再一次向我叮嘱不要公布姓名等保守秘密事项之后，就开始讲述蛇头的运作方式。
“比如说运送来自福建省的偷渡者到德国等西欧各国，一般都要分成四个区间实施。首先，第一区间是负责在福建省和浙江省一部分地区招集偷渡志愿者。如果偷渡者是福建人，那么还得把他的户籍转到中国其他省。并且，让偷渡者从那个省出国，用火车送到莫斯科。”
之所以要把福建省偷渡者的户籍迁移到其他省，这是因为对屡抓不绝的偷渡者苦于对策的中国边防检查人员，对于偷渡最多的福建人特别“关照”——离境时严格检查。如果是福建人又手持福建省签发的护照，就别想迈出国门一步。因为和其他省份相比，在福建省最容易购买假护照，或者是收买政府官员签发“权钱交易护照”。
1992年11月初，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二连浩特站，我曾目击几名持有福建省签发护照的福建人，受到中国边检人员不准出国的处理。正因为如此，为了突破中俄边境第一关，福建省的偷渡者必须伪装成其他省份的人。
在第二区间，把偷渡者从莫斯科转送到布拉格。从搞到前捷克斯洛伐克入境签证的作业，到让偷渡者乘坐从莫斯科基辅站开往布拉格的国际列车的护送，都由驻在莫斯科的蛇头或者其合作者负责。当然，照料被称为“鸭子”的偷渡者逗留在莫斯科期间的饮食起居，也是第二区间的工作。蛇头集团之间也有建立合作关系的，那样则通过委托协作地的蛇头照顾“鸭子”。蒋先生是第二区间的负责人。
坐在专做个人记录用的录像机前，蒋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开被拍摄脸的正面，继续讲述偷渡路线中的区间负责制。
“在第三区间，是把进入布拉格的偷渡者带到捷克和德国的边境附近，在那里把他们委托给捷克或德国的当地黑社会组织。这种操作由常住布拉格的蛇头负责。”
熟悉地理环境、没有语言障碍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或德国的当地秘密组织把华人偷渡者带到柏林市或科隆市。然后，在那里的华人蛇头把偷渡者送到他们的接受地，即偷渡者已经侨居在海外、保证支付成功报酬的亲戚处，并且从亲戚那里领取成功报酬的余款。这是第四区间的工作内容。
用这种四个区间分别负责制所进行的运输偷渡者的操作，很像是一种彼此协调一致的流水作业。当然，利益也是各个区间的参与者分享。
使用捷克路线运输偷渡者到西欧，据说最困难的是越过德国国境的作业。如果华人蛇头亲自引导，那么目标太大，并且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所以非常危险。这样在德国边境地带的引导作业只好委托给德国人或前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秘密组织。
鉴于偷渡日本接连不断地失败，蛇头也引进这种欧美式的区间负责制。
潜入日本的偷渡者中不止一两个人证实，蛇头在福建省招集到偷渡者之后，首先在当地雇船——同时要考虑到从当地的身份调查到雇船、联系等方面的具体操作，如果一次运送的人数不能超过50人就没有什么赚头——然后寻找中国边防军的空隙逃到近海。这些是第一阶段的工作。
第二阶段，让偷渡者在海面上换乘去往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中南美的货轮、渔轮、结关船。正如第一章所介绍的那样，由于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特殊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好转，往来于中国—日本—台湾地区的船只数量剧增，所以，安排船只是蛇头驾轻就熟的工作，无惊无险。
第三阶段，接近日本的近海，换乘日本暴力集团安排的日本船籍的船只或小艇。而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香港、中南美籍的船只如果在偷渡登陆现场附近长时间游弋，就会引起海上保安厅的怀疑，所以放下偷渡者马上就离去，过后再向目的地靠岸、登陆。
顺便说一下，对暴力团体，似乎要支付相当于偷渡者付出的成功报酬1/5的保证金。成功报酬如果是200万日元，那么支付给暴力团体的报酬则为每个偷渡者40万日元。如果每次运送50名偷渡者，那么这一次暴力团体就可以进账2000万日元。
第四阶段是和委托人或亲戚等关系人取得联系、送交偷渡者的作业。如果是没有关系人的偷渡者，那么在几年前有的蛇头还负责找公寓、介绍工作等，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打工门路锐减，公寓也明显地不愿出租给外国人，所以蛇头对这些分外之事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莫斯科首屈一指的蛇头—林老板
我在莫斯科采访了被人称为林老板的蛇头。
林老板因偷渡成功率极高而在莫斯科华人偷渡介绍业中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据说他在向西班牙、德国、法国偷渡的同行中具有无出其右的实力。
这是我全凭在莫斯科和林老板交情甚笃的朋友相助而终于实现的重要的采访，因此我比约定的时间早30分钟来到名为高丽的朝鲜餐馆，考虑到林老板的处境，我找了个能避开闲人耳目的餐桌。
比约定的时间稍晚几分钟，林老板现身于高丽餐馆，还带着一名保镖。
林老板用带着浓重浙江土音的普通话说“见到您很高兴”并伸出手来。我也回答一句“你好”，并故意漫不经心地试探说：“您是南方人哪？”但是他不想暴露出生地，说：“不，不对，我是北京人。”我心中暗笑，这种谎话太小儿科了，但不便说破。
看他的衣着打扮，是典型的浙江商人，但是他的眼神中却包含着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着镇静，一眼就看出，常年奔波于中国和欧洲的海外生活把他磨练成了一个极刚毅的人。
因为是由林老板绝对信任的朋友的介绍，同时似乎也看出来我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危险，所以林老板一边慢慢饮着伏特加，一边开始讲述他的经历和所从事的“人头”生意。
他已经结婚，一家五口，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据说他14岁初中毕业后就开始跟着别人学习做买卖，20岁时从父亲手里要到5000元钱独立经商。买卖越做越大，交游越来越广，于是顺其自然地就开始了组织偷渡的生意。
“组织偷渡这种买卖，风险大是大，但是搞得好，回报也相当丰厚哇！”
林老板这样一语道破其做蛇头的动机。把组织偷渡看成商贸活动，这归根结底不过是站在蛇头立场上的逻辑，但他似乎深信不疑。
他起初主要组织沿中国→香港→泰国→法国（或者西班牙、德国）途径的偷渡，从1992年开始改变路线，利用莫斯科通道。
“香港→泰国→西欧的通道，只能使用飞机，成本高利润低，所以进入1992年之后，我就决定利用莫斯科通道。中国和欧洲陆路相连，莫斯科通道可以利用火车，能够把成本控制在成功报酬的一半以下。另外，一次可以大批量地运送，这可是最重要的呀！”
尽管搞的是非法买卖，但是林老板谈论起来神采飞扬。我一边喝着倒进杯里的格鲁吉亚葡萄酒，一边暗想他终究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哪！
谈论中间，林老板似乎对我彻底解除戒心，终于说出来他真正的出生地。
对真人不说假话，我是浙江省温州人，在温州经营着一个规模不小的私营企业，在当地是名副其实的大款哪。偷渡志愿者都放心大胆地求我帮他们偷渡。如果我欺骗他们，中途卷走他们的钱财逃跑，那么也是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哇！因为我不能带着工厂逃跑，我的家人也像人质一样留在温州，所以由我介绍偷渡，他们无后顾之忧。
我也非常重视当地对我的评论。对于申请偷渡的人，我要进行严格的审查。首先，要看他的家庭是否富裕。事先要收取作为定金的一部分偷渡介绍费，是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但是虽然叫做定金，可从华人的平均收入上看，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没有经济实力的家庭，很可能连定金都筹措不出来。把这样人家的人平安地送到偷渡目的地回头再向他家要钱时，往往酿成事端。对于这样家庭的人，无论怎么申请，我都不接受。
还有一条，如果不是对我伙伴讲的话百依百顺的人，那么就是他家里有金山银山，我也绝不带他出去。
带着不大听话的人出去，往往是中途惹祸的根苗，一条鱼腥一锅汤。而一旦因一两个人不听招呼使整个偷渡失败，那么蒙受巨大损失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但是，无论事前如何审查，途中也会出现不听老板话的人吧？”
这是头一次听说对偷渡者事先进行审查的事，所以我进一步问。
“那，有是有，但小菜一碟。‘鸭子’们几乎都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到了人地生疏的外国，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如果不听我们的话，马上就让他们知道厉害。”
林老板胸有成竹地说。
前面采访的蒋先生也讲过类似的话。
“有不听话的人，我们也不打不骂，只是把他放在单独的房间里，关上两三天，他就变乖了，再也不干不听招呼的蠢事儿。偶尔也会出现个别棘手的家伙，那么就把他丢在莫斯科不闻不问。总之，把全体人员安全送达目的地是至高无上的使命。被丢弃的家伙，在治安极其糟糕的莫斯科，自然不会有好结果等着他。把一个人丢弃在那里，很有杀鸡给猴看的奇效，其他人绝对不蹈前车覆辙。”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不给偷渡介绍费就放�